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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少呆在机关,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顶个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嫁接刀等各种农具,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哪块地里的草长高了就锄两把,谁家需要嫁接苗木就帮着嫁接。地里看过了,群众访问过了,这才到乡上县上。
群众觉得他没有“官架子”,劳动中和他唠家常、诉委屈,就像邻家老农一样。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他发现问题,剖析矛盾,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并受到群众认可和欢迎的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有力措施。
1984年的夏天,杨善洲带着驾驶员和秘书苏加祥一起到龙陵下乡,晚上县委书记汪金耀在县委机关招待他们吃饭。吃完饭,苏加祥去结账时,汪金耀说:“不用结了,我请客。”看到汪金耀一脸诚意,苏加祥就再没坚持。
回保山路上,杨善洲突然问起吃饭是否结账,这位秘书如实相告。杨善洲听了,对驾驶员说:“徐师傅,给小苏买张去龙陵的公共汽车票,让他回去把伙食费交了。”
秘书只好下车,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去结了那6.5元的伙食费,可他在路上来回的车票、住宿却花了33.5元。汪金耀感叹地说:“这个杨书记,做事情真是太顶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实际教学中过分强调劳动教学,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学生成绩急剧下降,整个教育处于混乱之中。1963年,施甸县人民吃不饱,生活十分困难,在工作人员纷纷走出机关、大规模支农之时,杨善洲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求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不参与支农活动。
他积极创办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还开办了16所农业学校,并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他专门走到田间地头,向群众宣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激发群众的学习热情:“旧社会,只有富人家的子女才能读书。新社会,共产党让群众读书,就是为了掌握好枪杆子、印把子、钱柜子,真正当家作主。”
1988年4月,60岁的杨善洲同志光荣退休。时任省委书记的普朝柱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让他搬到昆明居住,并说还可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我要回到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洲”。
杨善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义务承包人,但他并没有从林场拿钱。最初的几年里,林场只给他补贴70元伙食费,后来调到了100元。不仅不要钱,杨善洲还经常要给林场贴钱。林场在山下办了一个水里基地,招了一些临时工,经济困难的时候,杨善洲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用于发工资。
种树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杨善洲绞尽脑汁。他每天和职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他把原来摆放在家里的几十盆雪松、白梅、银杏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杨善洲就发动全场职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
1990年林场修公路,为了省钱,杨善洲找来仪器,找了几个小工,自己测量自己干,硬是修通了一条长14公里的山路,每公里路花费不到1万元。
没有钱盖房子就花7000多元钱盖油毛毡房40多间,一住就是8年,有三个职工住了9年半才出去。没有钱购买农具,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办公桌、板凳、床铺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晚上照明没有电,每人买一盏马灯……
杨善洲去世后,人们从老人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已经发黄的空白表格——干部农村家属迁往城镇落户申请审批表。上面一个字也没写,对于国家给予他的照顾政策,杨善洲主动放弃了。
早在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就提出要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他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可当组织部门把表格给了他以后,他却转手塞进了抽屉。他说:“大家都去吃居民粮了,谁来种庄稼?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于是,这张空白的表格成了杨善洲压箱底的珍藏;而他的老伴和大女儿一家,至今还在农村老家做着普通的农民。
杨善洲去世后,他的亲属从老人收藏信件和笔记本的藤条箱中找到一封泛黄的信。这封信写于1970年,老人珍藏了整整四十年。信是全家人委托大女婿写来的,信中说,“不论下大小雨,家里就都是水,晚上连睡都不敢睡,烧火处都没有,两个妹妹一下雨就哭个不停。”
收到信,杨善洲回信说:“我实在没有钱,房子漏雨,人难居住,也确实很困难,现将这30元钱寄回去,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或者是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
1995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回到大亮山林场种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一幢新房。
盖好房,老伴找到他:“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只凑出9600元,老伴说,“你几十年就攒了这么点钱?”杨善洲摆了摆手说,“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为了不拖累孩子们,杨善洲做主,把盖起没几年的房子卖了。
杨善洲同志是清贫的。在任期间,大竹叶帽,粗布衣,黄胶鞋,不带随从深入田间地头,走崎岖的山路,到百姓中间搞调研了解情况。担任地委领导20年,他的妻子儿女依然住在三间80平的瓦房里,子女也没有获得“农转非”的特权,至今从事普通人的的工作。退休后的杨善洲,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来到光秃秃的大凉山,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荒山。
但他走之前,却把价值3亿多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施甸县政府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被他当场谢绝:“我早就说过,自己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
保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他20万元的特别贡献奖。经再三劝说,他接下了,10万元捐给保山第一中学,3万元捐给林场建瞭望哨,还有3万元捐给山下老百姓修澡堂。余下4万元,留给他一生愧疚的老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