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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祖昌,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现沿背村)人,1905年3月23日生。他家庭贫穷,世代务农。
1927年7月,省农民协会负责人方志敏来到莲花,在坊楼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会后,甘祖昌主动找到方志敏,请教问题。方志敏向他进一步阐明了农民贫穷的真正原因,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认识。
1927年8月24日,甘祖昌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8月,甘祖昌被派往井冈山红四军训练班学习。毛泽东在八角楼接见了他,亲切地询问了莲花县武装斗争的情况,最后说:“我们的学习班办不成了,敌人要发动进攻。你回去告诉县委,要组织好红军和赤卫队,狠狠打击来犯的敌人,你们扯住了敌人的手脚,就是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出力!”这番话,使甘祖昌终生难忘。
1934年11月,甘祖昌随主力红军长征。爬雪山时,他支持不住了,瘫倒在雪山顶上。幸好当时任弼时牵了一匹马走过来,让他紧紧抓住马尾巴才下了山。
1930年12月,甘祖昌奉调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任副科长,负责制订生产计划、采购原料,还兼任会计、出纳,管理百余职工的伙食。由于他经营有方,工人每月能领到三四元钱的工资,干部能分到一点伙食尾子。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封锁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将甘祖昌所在的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
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这几个厂除修械所外,都是白手起家。
在筹办大光纺织厂时,既无原料,又无厂房,既无织布机,又无熟练的纺织工人,真是困难重重。甘祖昌找到一个曾学过织布的红军战士崔米兰做师傅,办了一个织布训练班。他借用老乡的土织布机,用旧存的一捆棉纱试织成窄面白布,成本比市场上便宜三分之一。他向旅长王震汇报后,王震立即从警备团调20多名会织布的战士做技术骨干,再从旅直机关抽调部分公勤人员当学徒,并仿造了8架织布机,派人到山西购了一批原料,办起了纺织厂。不久,纺织厂又开了8眼窑做机房,新招了100多名工人,自制了10架织布机,改进了操作技术,从而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
1949年,甘祖昌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10万大军的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进口,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
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他带一个组一行8人,包括5个少数民族翻译,骑着马向白雪覆盖的北疆进发,走遍了戈壁牧场。20多天后,各组陆续归来,汇总调查情况。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欣喜地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指战员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上唇裂成三片,下额脱臼,鲜血直流。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他每日发愁,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
1954年军阶鉴定,同志们一致通过他为正师级,报到总政治部,被批准为准军级,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
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接着写。
这一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莲花。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甘祖昌一到家,就把弟妹们叫来,说了两件事:“一是我回来当农民,和你们一样是个平民百姓,靠劳动过生活。你们看我把新疆家禽家畜的优良品种都带回来了,为的是在家乡发展生产;第二件事,我们的家庭以前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以后有苦同当,有福同享。我回来了,大家一块过好不好?”大家表示同意,公推大弟森昌当家,甘祖昌和他的孩子们都服从他的指挥。
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队里人多田少,应该扩大耕地面积,这片荒山多可惜,把它开垦出来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多好!”
小弟洪昌有不同意见:“这片黄泥山不长庄稼,种了也白费力!”
甘祖昌摇摇头说:“不是土质不好,而是你们开垦的方法不对。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庄稼同样长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份可渗入底层,不容易被太阳晒蒸发掉。方法是先把表层土挖五六寸深放置一边,再深挖下去一尺,然后把表土覆盖在上面,施上些农家肥,庄稼一定长得好。”甘祖昌本人带头,一冬天挥汗如雨。第二年春天,在这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半斤多重的大萝卜、十几斤重一兜的大番薯。在甘祖昌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也向荒山进军。
甘祖昌又带领孩子到离家七八公里的苗圃去买树苗栽种在虎形山上。连续4年,栽果树上千棵,成活率95%以上。
待虎形山成了花果山时,甘祖昌又把它无偿地交给了集体,并嘱咐孩子们,以后不准再上山摘果子吃。
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现为沿背村)共有1400亩耕地,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亩产只有100多公斤,因此全大队年年吃国家返销粮。
甘祖昌查看了16个垅、60多块冬水田的土质。他想起了城市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
在甘祖昌的倡导下,成立了改造冬水田实验小组。经过试验,开沟排水的方法成功了,当年种的红花草,第二年就获得丰收。接着,就在全大队推广,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亩产提高了50公斤,脱掉了“吃返销粮大队”的帽子。
由于他带领群众改造红壤和冬水田成绩卓著,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聘请他为科学研究员,并邀请他到南昌参加过3次江西省农业科学大会。
1962年,坊楼公社(现为坊楼镇)书记刘可兴提出修水库引水灌田,这正说到甘祖昌的心坎上。
为了修水库,甘祖昌和刘可兴跋山涉水去勘测,选定在龙潭冲、浆山冲建两个水库。
1965年8月28日,浆山水库工程正式动工,8个大队共抽调了100多个劳力脱产修陂。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和青年们一块劳动。
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只花了12.1万元资金,一座高19.5米、长25米、蓄水550立方米的浆山水库便建成了,21.5公里长的水渠也同时完工,渠水灌溉了十几个大队的数千亩农田,全公社水稻产量翻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