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出生于一个贫穷农家。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对数学和自然常识也特别喜爱。15岁的李达去投考永州中学。考中学时，年纪小、个子矮，乡下人打扮的李达，引得许多人围观，考官费半天劲才清场。榜单上，李达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比第一名的朱保善小五六岁。进校后，朱保善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差。受到刺激的李达暗下决心，第一学期结束时，跃居年级第一名。

      青年时期的李达，理想经历多次变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影响，1913年和1917年，李达两次赴日本留学，攻读理科，力图“实业救国”、“科技救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再次重创李达。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前途迷茫，内心苦闷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达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最终放弃理科专业，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都是李达在日留学时撰写，并寄回国内发表的，这使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会见李达、李汉俊，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随即，李达等联系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小组等，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除邀请信，李达等人还给每位参会代表寄去100元路费，这还是共产国际给的经费。“一大”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

      筹备建党期间，他以留日学生理事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因学联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往来，李达结识了在女联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两个志趣相近的年轻人，接触频繁遂生爱意。

      婚事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办，一场简单的婚礼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举行。婚房随后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首次鲜明树起“共产党”的旗帜。

      研究者认为，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

      他曾在“二大”会议上，当众顶撞张国焘。随后，他与陈独秀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激烈争论，遂脱离中国共产党。

      在李达后来自述脱党的诸多原因中，就包括“瞧不起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水平’”；不满陈独秀在党内以“老头子”自居的霸道作风等。他甚至曾经当面骂陈独秀：“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是先把人杀了再跟人家认错。”

      虽然脱党，李达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即使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

      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身着长袍布鞋的李达来到北平，毛泽东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他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

      1949年底，李达再次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随后，李达仍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从1953年，李达在武汉大学当了13年的校长。

      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他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面对毛泽东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

      “文革”中，李达受到冲击，76岁含冤去世，1980年获平反昭雪。

应毛泽东的建议 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

      写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的最初动因，来自毛泽东。李达与毛泽东，1961年8月，毛泽东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庐山会面，畅谈理论问题。交谈中，毛泽东又一次高度评价李达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名著《社会学大纲》，赞扬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认为现在此书还有很大意义，应该修改出版。

      毛泽东的谈话给了李达很大鼓舞，他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物色几位年轻的助手，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重新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其中一位助手后来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陶德麟。

      在李达的计划中，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分为上下卷，上卷论述唯物辩证法，下卷论述唯物史观。经过四年努力，上卷内部讨论稿于1965年撰写完成，排印装订成铅印送审本，李达将这些送审本寄给毛泽东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审阅。1978年，人民出版社请陶德麟根据李达生前意见对上卷送审本进行了必要修改，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书名正式出版。李达的最后一部著作，在他逝世12年后终于问世。

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李达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中，就已自觉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思考如何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1923年，他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指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为解决中国问题做怎样的准备，这些问题却尚未解决，因此必须认真地提出并讨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对此，李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和答案。

      李达明确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实为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发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