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比2008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了1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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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老罗英语培训机构的罗永浩经常成为抨击高考制度的反例。罗永浩1972年生人,90年代参加高考,那个年代是一考定终身,高考-读大学-国家分配工作一条完整轨迹。但他高二时却坚决要求退学,他拒绝所谓“如果你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的“教育恐怖主义”,在他眼中认为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他在意的是学校教育是否对人性构成摧残,他曾炮轰有些高考作文很“白痴”,他不愿“为了换一个文凭违心写假话”。
韩寒不参加高考不上大学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认为高考制度和大学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摧残。他说:“你自问一下,我们要上大学,是因为要去学知识所以去上大学吗?上大学有文凭,好找工作,这些才是上大学真正的动机,很少有人是想是要去学习一些东西的。”他说:“我到现在都一直在庆幸自己没去上大学,而且我觉得高考是一定要改革的。我将继续不遗余力的说高考和大学的坏话。”
泡泡网的CEO李想曾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高中生,1999年他高中毕业放弃高考,办起了自己的网站。对于他不上大学的选择,他有自己的理由,他说:“既使我上了大学,等毕业后,也不可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了。”而且他对网站的发展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如果我现在放弃了这个机会,今生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而凭借他创办的PCPOP网和汽车之家两大行业网站,目前他已身价过亿。
无论是罗永浩、韩寒还是李想,他们的成功都是特列,他们的共同点之一是放弃了高考,他们的共同点之二则是他们都天资聪颖,且对自己的理想执着奋斗。而对于大多数人普通人来说,高考仍是迈向世俗成功的主要途径。自从1977年高考正式恢复后,公众上升的通道拓宽,很多人丢下锄头重新拾起书本。才有了几十年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壮观景象,而且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尤其是农村的孩子走出了贫穷,改写了人生。
放弃高考的很大一部分考生是主动放弃,选择出国读书。有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在持续走高。比如在2010年的100万弃考者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的比例达到21.1%。具体到地方,2007年,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国外大学录取的学生约占0.7%,2009年达到1.7%,在一些国家级和省、市示范学校,这一数字甚至占到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5%-10%。
还有一部分弃考者则是因为学费高、就业难,而这些多是来自农村或贫困地区的考生。他们放弃高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读大学的性价比太低。 基本上可以算出,读北京一个普通大学的普通专业,4年的总支出不会低于10万元,而毕业后,即使不失业,工资的起薪也很低。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考大学不再是命运的向上,而是一场胜算不大的赌博。 2009年,重庆就有上万名农村考生因此放弃参加高考。
在中国,关于高考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争论已久。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就已经提到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只是道路仍旧艰难,自主办学的试点南方科技大学就走的是一条革新的路,教育部要求他们必须参加高考,但这45名考生拒绝了,他们是在用行动要求改革,也许,明年他们将不再是孤例。
多少年来,高考作为中国大学的人才选拔机制,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各地录取线相差悬殊、异地参加高考困难,高考加分形形色色;以及继而出现的高考移民,高考舞弊、权力寻租乱象,正在蚕食高考的神圣感和公信力。而大学毕业生出现的普遍就业难,更让人怀疑高考是不是制约人才遴选的体制性障碍。
当代中国,不是人们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而是人们不再迷恋文凭,在真文凭普及,假文凭泛滥的情况下,文凭改变命运的说法已经不再适用。而国内大学教育弊端,我们已经是有目共睹:行政化、学术造假、功利性等等,与之相对的,我们失去了大学的自由、独立之精神,学术上少见领先世界之成就,管理上没有理念。学者张汝伦曾经如此描述我们的大学:“今天的大学真的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或已无需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
而与之相对应的大学生毕业就业难,企业和用人单位又抱怨大学生能力缺乏的问题。在高考不再能定终身的时代,大学能给学生带来什么价值才是弃考的考生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