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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靖国神社、频繁更迭的日本首相、发达的动漫产业，称日本为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国家之一并不为过。百余年来，我们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从不屑到重视的转变，为此，我们付出了太多沉重的代价。日本一直仰视着它身旁所有的强者，从盛唐到欧美，从中华文明到工业科技。一路走来，大和民族时而谦卑恭谨，饥渴地学习一切新知只为让自己变得更强；时而自大傲慢，以变强为圭臬，不断扩张、征伐。
【视频】 《大国崛起》 第七集 日本百年维新
武士道精神塑造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内核
内涵 武士道精神强调忠诚、勇武 并美化死亡
武士道精神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该思想借用了儒家的“忠”和“勇”，禅宗的“生死一如”等观点，忠诚于主人，并以勇武为本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同时，它也发展出“重名轻死”、“美化死亡”等观点。例如，切腹几乎成为武士自杀的唯一方式，武家社会的价值观视死亡为“光荣的解脱法”。江户时代旅居日本的西方人米特福德曾亲眼目睹武士切腹的过程，他在游记里，提到在场的日本人无不是敬羡之情溢于言表。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指出：“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只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恩赐，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
转变近代武士道精神出现了新的变化
明治维新取消了武士的特权，实现了四民平等，日本封建制走向衰亡，资本主义时代正式到来。但武士道这一道德伦理体系，却被新时代的日本政府发扬光大，影响甚至决定着日本之后的发展轨迹。美国学者贝拉认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完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也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
刊于《日本问题研究》杂志上的《浅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文曾指出该阶段武士道精神的演变：对象由过去分别效忠各自的主君变成了效忠天皇；其次，讲求“士魂商才”和“和魂洋才”，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再次，天皇发布命令使武士道作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最后，利用武士道充当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用其巨大的精神力量煽动国民对外侵略。时至今日，武士道精神仍然存在大和民族的民族意识之中，芳贺矢一在《战争和国民性》中指出“武士道”就是所谓的“正大之气”，就是“大和魂”。
尚武军国主义与武士道一脉相承
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不只变成了国民的普遍道德，更成为了日本军人的精神伦理。1890年，明治天皇发布的《教育敕谕》中，要求国民象武士一样“忠君爱国”，“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912年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于明治天皇的下葬之日，为了对天皇“尽忠”，剖腹殉死。日本军国主义一直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是”，武士道与军国主义水乳交融，双向互动，武士道需要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离不开武士道。
“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漫长历史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从中世纪武士道产生到二次大战日本战败为止，贯穿其中的一条黑线就是军国主义，确切地说是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为军国主义服务。”尤其是德川幕府瓦解、明治新政府建立之后的近代武士道，与军国主义联系更为紧密。
岛国民族性让日本人对力量的崇拜十分纠结
自卑崇尚强者 在强者面前表现得很自卑
日本人喜欢以强者为目标，他们一进入近代史，就开始宣传“文明开化”，在强者面前，日本人就像谦虚的学生一样。福泽谕吉曾号召日本国民“一切以西洋为目标”。他的这种观点，浸润了日本几代人的思维方式。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满足于和强者一样强，他们渴望超越强者，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日本大胆仿照西方式的社会制度，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传统的道德观念，比如忠君爱国。东方的伦理道德观和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的和谐共存让日本看到了希望。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刘迪认为“自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没有解决好西化过程中的自我定位问题。这既造成日本对西方文明的自卑，又在亚洲国家面前自傲，并对其蔑视，结果形成深重的自我认同矛盾乃至障碍。”
自大脱亚入欧 强大之后的日本变得骄傲
当日本摆脱了殖民地的危机、获得了民族独立后,日本国内开始有人鄙视亚洲邻国,排斥中国文明。明治维新后,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就认为:“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先于亚洲其他国家迈出现代化步伐的日本，沉醉于“被人仰视”的快感，对于邻国的态度颇为傲慢，而这种恃强凌弱的心态在当下的日本同样常见，甚至仍在左右着日本人的现实抉择。
逐利目的高于道义 大和民族十分注重现实利益
小松左京笔下的《日本沉没》一书是日本“灾难文化”的典型代表。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源于其生存的现实环境。日本人将日本列岛看成一艘大船——“日本丸”，船是封闭的，船上的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船上的空间有限，资源匮乏，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与墨家的“非命”主张很是相似，都主张否定天命，事在人为。这也让日本人必须务实，保护甚至拓展生存空间。
务实的日本人对于实力绝对服从，为了达成目的甚至可以放弃道义。赖肖尔在其著作《日本人》中称“日本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有组织的人”，他认为日本按实用主义形成的“忠诚、和谐、纪律等观念，已深深地成为日本国民性格的一部分”。古代日本虔诚地吸收唐风文化，然后转化为本民族的和风文化；明治维新之后其又以西方文明改造自身。日本的不断变化，都是为使其国家“变得更强”这一目的而服务的。大和民族既自卑又自大的民族性格在这样的过程中越发突出。
走在强国之路上的日本 为达目标不惜付出一切
进取强国的欲望驱使日本人不断奋进
武士道精神讲究忠诚与奉献，这在日本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仍有所体现。松下电器公司创业之初，员工都是积极主动地要求加班加点，后来甚至弄到得老板出面制止的地步。日本工人一年的劳动时间至少比欧美等国多出几百小时。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出现过劳死现象；90年代，过劳死案例大幅度增加。过劳死已成为当今日本社会的一大顽疾。
一直以来，“集团主义”让日本人为企业发展无私奉献；“沉默而勤奋”使日本人充满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日本1960至1970年的10年里，工业生产水平保持16%的增长速度，其中增长的80%都是靠吸收转化科技成果而获得。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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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忧但强国的欲望也容易让扩张的欲望觉醒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周边国家带来惨痛记忆，但缺乏安全感的“岛国心态”让日本一直没有消除扩张的欲望。近些年，军国主义在其国内逐渐抬头，修改和平宪法，把防卫厅改为国防部，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公然派兵到伊拉克。走出海岛，走向大陆，那个曾在影视剧中出现的日本仿佛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小泉纯一郎在东京观看歌舞伎《信长》时回答记者问说:“战斗没有结束，无论在什么年代，人注定要与一些东西战斗。”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顾问北神圭朗也曾说：“在冷战时期，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出现了中国力量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日本必须有自身的立场。” [详细]
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忍不拔和具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捧着柔美秀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总是神情紧张地耸立在地球之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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