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周年，也是做出改革开放战略35周年。经过35年的时光洗礼，“改革”已经成为中国人最为耳熟能详的一个集体名词，也是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念兹在兹的执政关键词。

显然，摆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层面前的任务极不轻松。过去十年，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却也在发展的过程中，累积下不少困难与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在2012年达沃斯论坛期间，毫不客气地指出，“改革红利用尽后，过后的十年将非常艰难”。

对自己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改革处境，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也有清晰的表述：“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涵盖了当下中国从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到社会民生、司法治安等诸多环节的种种艰难现状。怎么办？他紧跟着的一句话是，“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给自己定的“调”。

让我们暂时把目光拉回到2012年12月7日，这一天是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23天，他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选择的地点是广东，首站——深圳。即便再不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也了解，深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所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邓小平三次南巡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圳承载的政治意味和符号意义甚至远大于其经济意义。

所以，几乎每一届新的中央领导人上任后，都要去深圳视察，表明自己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江泽民、胡锦涛，都曾在任职期间几次南下广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重要理论的诞生，也都和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着莫大关系。

对于来深圳的原因，习近平直言不讳，“这次调研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他将在深圳的第一站定在莲花山公园，这座公园筹建于1992年10月10日，很明显是为纪念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而建。在公园广场中央，邓小平的塑像动感十足，正大步向前迈进。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了花篮，并且亲手种下一颗高山榕树，根据百度百科的说法，这种植物“生性强健，树姿丰满，能抵强风，移栽容易”。

习近平意味深长地说，“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习近平分别走访了深圳罗湖区渔民村、佛山顺德区黄龙村、广州东濠涌、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和珠海横琴新区，对应的主题分别是改革、扶贫、环保、新兴经济。

除了这几个12月11日晚间《新闻联播》公开报道的地点，透过镜头，我们还看到习近平考察了三个企业，经过考证，分别是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超材料技术展示厅、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珠海基地总装车间和如今风头正劲的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在画面里，汇报PPT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几个大字异常醒目。

在考察时，习近平说，“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因为彰显了改革的力度与决心，这句话不断被引用和放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直接成为很多媒体的新闻标题。

事实上，自此之后，这句话也确实被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提起： 2013年03月05日，两会期间，在和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团审议时； 2013年07月23日，在武汉调研，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甚至2013年10月7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面对亚太工商界的诸多领导人，习近平坦承，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改革没有回头路，改革正在进行时。2012年的最后一天，习近平组织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改革开放。（除了常委们，还会有授课教师参与集体学习。此次学习的“教员”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向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一鸣。中央党史研究院是和中央党校并列的官方研究机构，而发改委研究员王一鸣担任过三次授课专家。具体内容详见“学习”版块。）

在“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习近平就强调“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此次集体学习时，他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个概念，“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辨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的：“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对这一说法“完全赞同”，并表示“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自此，这种形象性的说法，成为改革开放3条经验——“猫论”、“摸论”、“不争论”的其中一条，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

那“顶层设计”是指什么？这个源于工程学的名词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而在新的时代节点上意味着什么，国人当时并不知晓。一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答案。

自1978年以后，三中全会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习近平在有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说明中说，“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

各界都在盯着三中全会的议题和基调，中央政治局也在思考。经过春节和两会，来到2013年4月，决定出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中央政治局成立文件起草组，习近平任组长，刘云山、张高丽为副组长。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担任全会文件组负责人。

从4月底到11月初，只有6个月的时间，要确定的却是这样一份重量级的文件。除了多次召开会议研讨（3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2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文件起草组全体会议）外，习近平还有一个始终坚持的法宝：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1930年提出的著名论断，并在此之后成为历代中共领导人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行动口号，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这个传统。2013年7月23日，在湖北武汉，面对部分省市负责人，习近平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事实上，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习近平就在《浙江日报》发表专刊文章，说“决策就像‘一朝分娩’，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正确决策绝对不是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就能产生的。”担任中央政治局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时，习近平也曾在《学习时报》（中央党校主办，1999年创刊）上专门撰文，谈调查研究。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据统计，从上任之后到2013年底，习近平共考察调研26次，基本上每月就有2次调研，其中离京调研13次（河北3次，甘肃2次，天津、辽宁、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各1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习近平成为2013年全年考察次数最多的政治局常委，超过他的前任和同僚。

思考、调研、细化……7月25日，中南海勤政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决定》送审稿摆在了每一位常委面前；9月4日，意见稿下发到100多个单位征求意见；9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11月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11月12日，《决定（草案）》获得全会一致通过。

在11月12日发布的全会公报中，有两条消息最为引人注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早在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就曾计划组建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时隔16年，中国国安委终于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制度化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再升级。目前，美国、巴西、智利、南非、土耳其等国都拥有类似机构。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更为意蕴深远。在中国，各类“小组”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一般来说，国家级“领导小组”的领导成员都由国家领导人“兼职”。如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般由国务院总理担任，常务副总理任副组长，日常工作由单设的办公室负责。这些小组几乎涵盖中国最重要的各个经济与公共政策领域。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说法一出，各界即纷纷猜测或建言，由谁来担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就在2013年最后一天到来前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答案揭晓：组长由习近平担任。

事实上，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各界曾呼吁恢复当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1982年，国家体改委在体改办基础上设立，时任总理亲自兼任主任，这也是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的高层机构。2003年3月，体改委和国家计委合并，成立发改委。在过去十年的运行过程中，发改委因重发展、轻改革遭受了一些诟病，其行政规格与职能定位也决定了它很难承担下一步的改革任务。

改革亟需新的、更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运行机制出现，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即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按照惯例，领导小组的职位一般由国务院总理担任。此次由习近平——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担任这一职位，专家和媒体普遍认为，是源于改革的内在要求，领导小组的职能定位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小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等。”很明显，全面深化改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而是牵扯到多方面利益调整与制度重建，体改委和发改委都只是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单一维度出发提出的建议，已经不再符合现在改革的总体布局。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就表示，“体改委是设在政府的，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党中央设立的，层级最高”。

全面深化改革难度大，面临困难多，不确定性也很强。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事项放在最高决策层来解析、讨论和决策，用党的领导权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权威性，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要素。由习近平担任组长，不论是在法理身份上，还是在实际协调和工作能力上，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至此，以“顶层设计”为改革提供全面保障与制度护航，不仅成为2013年高调改革的完美收官之举，更开启了2014这个“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2014年1月22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四位常委参会，政治局委员25位中14位在列。除习近平担任小组组长外，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担任副组长，小组成员涵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两高等各大系统。如此阵容，媒体都惊呼“罕见高规格”。冲破利益藩篱，攻坚深水区改革，成为很多人对2014的深度期待。

但领导小组面前的不是一片坦途，更多的是压力和挑战。历经35年的渐进改革探索之后，剩下的改革基本都是实打实的“硬骨头”，能否“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成为改革的关键。而有关这方面的努力与成果，已经随着“打虎”行动、反“四风”、中央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举措，在2013年大幅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