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其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

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

　　节后的进京工作大潮，如潮汐般规律；但是今年，“驿动的心”已不再坚定。

　　在经历了“蚁族”、“蜗居”等词语的洗礼之后，一些远离家乡寻找梦想的年轻80后们，正在重新考量人生的落脚之地：是在一线大城市继续咬牙扛下去，还是奔赴二线城市或者回到家乡去安放自己的青春？在这个纠结的思潮之中，有人创造了一个悲壮意味颇浓的词汇：“逃离北上广”——逃离北京、上海和广州。

　　为什么要逃离？逃离之后的命运又将如何？两个已经成功“逃离北上广”的80后披露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曲折经历与人生转变。

　　逃离北京

　　“蚁族”回乡当村官

　　个人档案

　　姓名：杨彤楠

　　年龄：27岁

　　逃离方向：北京→浙江慈溪

　　在京身份：保险公司销售员

　　目前身份：当地村官

　　“我觉得自己

　　快活不下去了”

　　杨彤楠离开北京的时候，有关“蚁族”的说法还没有流行；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觉地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成了销售员；在离开北京之前，这份工作他干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藏在小胡同里的一间小平房，是杨彤楠和另外3个同事的家，房租四人平摊，每人每月250元钱。虽然这只是一个有四张床的小屋，但他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没什么挑剔：“离西直门只有三四站路，上下班坐公交车很方便。”平时早出晚归，吃饭就靠快餐解决；周末时四个人凑在一起下厨，算是改善伙食。

　　有两件事情成了促使他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

　　一是因为房租的问题，他与房东发生了口角，打得不可开交。“就是那段时间，我生平第一次拨打了110，后来又生平第一次进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里两个上级发生了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员工。“我本来只是想凭本事吃饭，没想到稀里糊涂地卷进了‘办公室战争’。”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2008年1月春节前，身心俱疲的他辞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当回了老家。

　　收入少了一半，积蓄却多了

　　离开北京的时候，杨彤楠身上没有任何积蓄。在公司里他算是豁得出命干活的，月均收入不到4000元。“业绩差的时候，一个月只挣1000元的情况也有过。”

　　杨彤楠很纳闷，自己的生活并不奢侈，但总是“月光族”。

　　回到浙江慈溪老家，杨彤楠很快便凭借自己名校毕业的资历，当上了大学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感觉闲适了许多：“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也就够了，住在家里又不用为房租发愁。”村官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钱，“但是小地方消费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钱都能存下来。”

　　“逃离”北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是自己很快便结婚了。

　　准备着有一天再回到北京

　　杨彤楠回家，最欢迎他的是爷爷奶奶。“老人疼孙子嘛。”但是他自己另有一番打算，却没有告诉两位老人：“我打算有机会还要回到北京去工作，现在回家只不过是养精蓄锐。”唯一的问题是，他担心眼下这种安逸的生活环境，会让自己变得慵懒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很适合在北京这种大城市生活的。”杨彤楠认为，他很喜欢北京文化中的包容性，又很向往那里的硬件条件与繁华。

　　目前，他给自己谋划的出路是，先干满大学生村官的两年任期，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途径找到更好的职位，最好能够到北京去当公务员；如果不行，只要有回北京的好机会，他也不会放弃。总之，对于杨彤楠来说，“逃离北上广”并不是命运的归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转站。

　　逃离上海

　　白领“二线”谋幸福

　　姓名：张帅贤

　　年龄：28岁

　　逃离方向：上海→重庆

　　在沪身份：某500强外企白领

　　目前身份：当地通信公司员工

　　个人档案

　　“上海的繁华

　　并不属于我”

　　就在杨彤楠“逃离”北京的前后，张帅贤“逃离”了上海。但是他再也不打算回到那个城市，就连跟随自己近3年的上海户口也要迁走。他轻描淡写地说：“上海户口对我已经没什么用了。”可是2005年毕业时，为了搞到这个户口，他还曾在一家本地单位“委屈”了几个月。

　　如今回想起来，张帅贤觉得自己的“逃离”很有几分宿命的意味。2000年念大学，第一次坐着火车去上海，经过钱塘江大桥时，他很兴奋地给朋友打电话，说自己马上就要到上海了。没想到身边一个乘客漠然地说：“上海再繁华又怎么样呢？那又不属于你。”过了8年，他觉得自己似乎听懂了这句话。

　　在上海的日子里，张帅贤有着一份很令人羡慕的工作：世界500强企业的IT技术人员，月薪收入7500元，时常坐着飞机各地出差，甚至还有着晋升的好机会。可是有亲戚到上海旅游，在他租住的徐家汇那间老旧房子里转了一圈，丢给他一句话：“早晚你得离开这里。”没想到这句话居然应验了。

　　“逃离”上海，张帅贤找不出什么明确的理由，但他反复念叨着一句话：“看不见前途，生活的前途。”他说那时自己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似乎就是公司到家之间两点一线的距离。借着出差的机会，他曾跑到北京生活了几个月，结果发现大城市的生活如出一辙，只不过线段的两端换成了双井和望京。

　　相同起跑点，活得不如人家

　　最大的刺激来自一次休假返家的经历。2007年回重庆老家和几个老友重聚时，惊讶地发现人家已经住上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的还开上了车。2007年上海房价均价涨到了每平方米1.5万元，在他“30岁前买房买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

　　“我们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点上，可是为什么我却活得不如人家？”张帅贤反复琢磨着这个问题。一年后从上海“逃”到重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攒的5万元钱掏出来作首付，买了间约80平方米的房子。

　　回到这座二线城市后，他进入了一家国内知名通信公司，与在上海时相比，收入仅仅少了几百元，但生活上反而显得绰绰有余。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生活质量：“我现在每天能够按时上下班，但在上海这就是个奢望。”

　　生在重庆 却无法适应了

　　张帅贤“逃离”上海，最不能理解的是父亲。“他总问我，为什么放着大城市那么好的工作不干，非要跑到小地方来？”

　　张帅贤觉得，“逃离北上广”不是逃避外在的压力，相反要面对内在的更大压力，“你不得不考虑，这种做法会不会辜负了家人的期待，或者让亲戚觉得颜面无光。”即使成功“逃离”，还要面对地域差异和心理落差的问题。他说虽然自己生长在重庆，却花了很长时间都难以适应。

　　张帅贤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其实有赌博的意味；但他认为自己是在合适的时机“逃”了出来。这个时机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看清了生活的本质，同时还没有建立起归属感。”张帅贤说，“如果再晚两年的话，当我真正得到提拔，并且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时候，恐怕想逃也逃不出来了。”

　　我的出路在哪里

　　Takefoto/新华社

　　手记

　　很多城外人

　　还想钻进来

　　图/takefoto

　　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其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则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还有9.8%的人认为在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性价比”太低。

　　这份数据还显示，53.7%的被调查对象选择“逃往”重庆、武汉、杭州、厦门等二线城市，还有23.9%的人倾向于到沿海城市继续发展；选择回归家乡的“逃离者”有16.7%。耐人寻味的是，只有5.7%的人作出了一个颇为无奈的选择：“无路可退，只能继续忍耐”。

　　不过，在80后们探讨起这个事关命运的话题过程中，无论是像杨彤楠、张帅贤这样的“逃离者”讲述人生经验，还是身在“北上广”的人们抱怨自己的遭遇，都会引来另外一些声音：“我还没有进过‘北上广’，正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呢！”对此有人这样评述：“北上广”，其实就是三座现实的“围城”。

责编：许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