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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总理帮农妇讨薪、河南民工开胸验肺，这些听上去有些难以置信的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故事的背后是一个被称为“农民工”的群体，以及诸如欠薪、工伤、合同纠纷等等这些不断困扰，甚至给农民工造成伤害的社会痼疾。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建议全国人大将“欠薪罪”写入刑法，明确对欠薪逃匿等恶劣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全国总工会的这项建议在两会代表委员，以及社会各界迅速引起热议，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再度成为焦点话题。今天的《新闻调查》就让我们走近农民工，走近他们的维权故事。
解说：在中国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诞生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迁徙，为了生存，更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在现实中，他们也饱尝着困扰、无助，甚至苦涩，“年年追薪 、年年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黑色幽默。那些出人意料的行为被戏称作创意讨薪、创意维权。可是，方式越有“创意”，背后的故事就越辛酸。
2005年5月，18岁的打工青年王斌余手刃4人，重伤1人，因为他讨要的5000多元工钱只拿到了50元，并遭到老板的谩骂。2006年，19岁的王斌余被判处死刑。
就在同一年，全国各地劳资纠纷数量在迅速增加。2009年，在返乡的7500万农民工中有5.8%，即406万人被拖欠工资。在这其中 70%的纠纷，通过政府职能部门或者司法途径解决，还有30%得不到解决。
就在两会期间，与农民工相关的话题受到热议。
这次论坛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工会，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工人组织，能否在今天的中国错综复杂的劳资矛盾中发现症结、顺势而为，成为维护工人权益的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呢？《新闻调查》记者来到浙江义乌，义乌市总工会在2008年，因开创“社会化”的维权模式，而获得了政府创新奖。那么，义乌市总工会究竟是如何为农民工维权的呢？
他们是餐馆的服务员，看上去应该属于80后，上月的薪水只发了一半，他们找到义乌市总工会要求拿回薪水，工会能办到吗？
他们是建筑工，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他们也向义乌市总工会求助，工会有办法吗？
他们是装配工，来自四川，正准备走上法庭，他们本想从企业要回拖欠的工资，却反而成了被告。义乌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出现在他们的身边，这场官司能打赢吗？
服务员、建筑工、装配工、制衣工、木工。每年有多达130万的农民工在义乌就业，组成身强力壮的产业工人大军，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个城市的本地户籍人口。每年，他们和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多达数万起，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那么，出现在各种利益冲突漩涡中的工会，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能为这些工人做些什么呢？故事要从十年前说起。
现在你们碰到困难，我们不会不管的。
1999年3月，义乌市总工会调来了一位新的工会主席，他叫陈有德。当时，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从此往后义乌市总工会将和农民工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专门跑工会口的义乌电视台记者陈刚，与陈有德刚接触就发现，这位工会主席有点不一样。
被陈刚称为非典型干部的陈有德，当工会主席之前一直在乡镇工作，做过乡镇长和党委书记，风风火火惯了的陈有德来到义乌市总工会后，总在琢磨要实实在在地干点什么。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来设想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一个计划？
1999年初夏，义乌市总工会开始了对全市劳资关系的调研，陈有德希望能从社会的现实中寻找真正的答案，工会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他叫朱建林，老家在距离义乌200公里之外的开化山区。早在1989年，朱建林就来到义乌打工。
朱建林：我们算第一批一心想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那边干活确实（很苦），那时候我们中午十二点钟，很热的时候我们都出去干活，好像力气换来的那都是。那时，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经红火起来。
也带动了当地个体加工企业的兴起。
葛海友（义乌市总工会）：义乌人很发奋的，白天晚上都会做，很刻苦的。所以说家里人一边摆一个摊，一边请几个人帮忙，就是说开始先办厂，所以这就是个体企业办厂的萌芽。当时的工厂叫做三合一的多，吃、住、工作、睡都在一起的，而真正的符合规范建设的工厂是很少的，农民工本身没有什么主动权，可以说老板就代表法律，他说的话就算数了。他说给你多少钱就给你多少，他说有的时候你稍微表现不好一点，工作不（认真）点，一句话他就可以叫你走人，可以不给你工资。
客观地说那时的个体工厂大都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在工厂内部，雇主几乎可以完全控制和支配工人，而凭借工人个体的力量很难与雇主进行抗衡。这样的劳动关系，使得工人完全处于劣势地位。
记者：那时候你拿不到钱你会怎么办？
朱建林：当时（我们）拿不到钱的时候，肯定只有找一个我们的老乡，在义乌有威望的，汪大哥一样的，所以他个子长得有点像那个的。
这位就是朱建林所说的有威望的开化老乡，大哥汪升利。
记者：他们为什么都叫你大哥啊？
汪升利：叫我大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人家有什么事情找你帮忙，反正我都会去。
在当时的农民工群体中，汪升利并不是惟一的“大哥”，还有其他几个“大哥”来自不同的同乡会，例如安徽定远帮、江西帮等等。
记者：那个时候遇到欠薪的情况多吗？
汪升利：多，你像在义乌工地上面的，反正在我手上处理掉的，几十万的工程款我都帮他们拿过。
记者：但是你帮那些老乡们去讨债，你会自己去吗？还是你叫上人一起去？
汪升利：都自己去，碰到不讲理的（老板），肯定会约上老乡一起去。
进城务工的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常常不被城里人认同和接纳，很难融入城市的人际网络，当冲突或危机发生时农民工们最容易获得帮助和心理支持的，就是有着相同背景的同乡们。
葛海友：就是外地来的人，他们通常是亲戚朋友之间，你帮我，我帮你。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工作，它是自发地形成那么一个过程，不断的发展过程就慢慢地带来一种黑色的东西了。
义乌市总工会在调研中还发现，当时愿意找政府或者法院投诉的农民工比例并不高，他们普遍认为通过这些正规途径去讨公道，既费时又费钱，更何况还可能不被受理。
陈有德：这个问题照理的话，政府应该做些帮助去解决一些，确实现在有一些体制的问题，机制的问题还不够完善所以政府要管整个全部管不了。
2000年，像朱建林、汪升利这样的农民工在义乌已经多达60万人，几乎和当地的常住户籍人口总数相当，而那些得不到解决的劳资纠纷，很可能会在当事的农民工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
汪升利：本身打工那点钱，对于（拿）回去过年，那是对他来说是多少重要。所以说我有些时候，跟人家这样说，我说你不要看他一块钱，我说他一块钱要跟你拼命，我说你相信不相信。
在义乌的荷叶塘镇发生过一起由欠薪引发的血案，一名从贵州到义乌打工的农民，因为多次讨要工资不成，便潜入雇主家中，杀害了包括孩子在内的一家三口。
陈有德：作为一个务工者来说，他辛辛苦苦为你干了活，而最基本的拿不到手，那确实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要养家糊口，就等你这几百块钱，在等着你。
陈有德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弱势人群的心理动因，通过调研，他们还看到在如蜂巢一般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和保护农民工权益相关的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机构与农民工之间处于分隔状态，权力部门难以主动发现矛盾，而他们所提供的解决利益冲突，最为有效的制度与法律工具，也很难及时介入到矛盾当中。
陈有德：民营经济已经蓬勃地开始发展了，这些（劳资）矛盾也慢慢地凸显出来了，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的需求，职工有呼声，社会有需求，现实的一种血淋淋的，一些血的教训也告诉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维权的工作应该放到四项职能的首位。
与政府部门相比，基层工会特殊的位置是否恰好具备了填补制度空白的优势，工会能否成为一支有效的力量，让政府与农民工相连，变政策和法律为农民工可以获得的维权工具。假如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一些，那么，通过工会的努力又是否可以改变弱者采取暴力手段的极端选择，吸引他们回归到法治和理性的道路上来，重建对法律乃至对社会的信心呢？
2000年10月12日，“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挂牌成立，由基层工会来领导法律维权机构，这样的做法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它的出现引起了担心、怀疑，甚至反对。
但陈有德却坚持要这么做。
陈有德：不管你合同有没有的，事实劳动关系清楚的，当你的权益得到侵害了，我们一律免费提供服务，帮助你代理仲裁、代理诉讼。
在维权协会成立的当天，就接到了第一起投诉。
这三个姑娘是宾馆的服务员，由于她们提出辞职，被老板扣发了工资，金额一共是3000多元。
王冶清：我们也感觉他（老板）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跟法律规定应该说是明显相冲突的，那么我们就感觉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我们应该给她提供帮助。
维权协会的工作人员决定，马上去找宾馆老板斡旋。就在这时，工会主席陈有德，却把电视台的记者陈刚找来了。
陈刚：他说你哪怕不拍，你电视台的到了，你那个话筒一定拿过来，摄像机一定要扛大的。那些工厂的老板，一看到新闻媒体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再说话。
记者：于是记者陈刚和工会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宾馆。
王冶清：那个老板说了两句话，我记忆很深刻。第一句话是这个事情是你工会管的吗？第二句话更气人，他说这个事情你工会你管得了吗？我们就是把《劳动法》、《工会法》有关法律都给他看了，还有我们全总的关于工会开展劳动法监督的暂行条例、暂行办法，这些都说给他听。
记者：聊了多久啊？
王冶清：到晚上可能9点多了。
记者：5点多去，聊到9点多。
王冶清：对，到9点多了。工会做工作基本上就是磨嘴皮子，法律规定可能你工会有这个责任，很明确的。但是你工会真正要做起来的话，可能还是缺乏一些刚性的手段。
就在最困难的时候，陈刚和他的摄像机发挥了作用。
陈刚：你可能是这件事情很难做，我去曝了一下光，那么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个事情就容易解决得多。
王冶清：（商人）当然他要考虑他今后的利益，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
记者：没有那个记者带着摄像机在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王冶清：可能还得要再费几番口舌。
宾馆老板终于答应支付全部工资。
当时你什么样的想法？
陈有德：工会单枪匹马不行，需要一种社会力量，特别是需要一种新闻媒体的一种帮助，必须需要一种共同的，要借助的社会的一切力量，才能把这个事情妥善地处理好。
第一次讨薪成功，不仅让工会的工作人员增强了信心，更启发了陈有德在现有体制内，利用工会自身的优势，即便于接近政府部门、法律机构，又可以联系企业和工人，再通过积极奔走、多方沟通，就能够产生合力促进劳动争议的解决。在维权协会开展工作的第一年里，共接待信访、集体来访79批 572人次，受理投诉案件319起，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87 万元。其中，有接近一半的投诉，是工资纠纷；另外一类主要的纠纷，则是工伤补偿。
2003年5月30日，维权中心里来了一位消瘦的中年人，名叫虞修明，负责诉讼的副主任陈灏接待了他。
这是一起马拉松式的工伤诉讼，在六年中虞修明先后经历了五次起诉、四次撤诉、三次劳动仲裁，但毫无进展。
虞修明：就是感到很茫然 无奈无助，也不知道怎么办。
虞修明的遭遇要从1997年说起，当时，他在一家建筑公司负责安装电梯，突然有一天意外发生了。
虞修明：脚手架横板断裂，两个人摔下来了。
记者：从几楼摔下来？
虞修明：六楼，当时一个人死了，我没死，一死一伤的工伤事故。
大难不死的虞修明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三个月。
记者：你当时伤在哪儿了？
虞修明：主要是脑部，腰部。我现在就是说，这只眼睛没有视力了。
记者：你这只眼睛看不见？腰是什么伤呢？
虞修明：这个腰椎盘粉碎了，住院时间是三个多月，基本上在家疗养将近一年，当时鉴定是工伤六级。
虞修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建筑公司的老板索要赔偿，但是，老板一口回绝了。
记者：你和那个工厂之间有没有合同？
虞修明：没有签过合同，因为这个老板跟我是同村的，我落难的时候，他可以一脚把我踢开。
记者：他是真的没有钱管你呢？还是他不想管你？
虞修明：他有钱，房子上海有，农村里有。
此后，虞修明开始了漫长的诉讼之路。
记者：那你家里的经济来源靠什么？
虞修明：我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儿子高中毕业，没有上大学，心情不好，影响他高考；女儿读初中，所以家庭经济负担很重，主要靠我老婆在街上的小百货市场摆个小摊，过日子。我儿子当时就是说，我爸爸这样辛辛苦苦，给老板干了十年，到时候法庭一开庭，说我不是他们的职工，这样的话他会说，他这个信念就是什么呢？他不希望打工，自己创业。
虞修明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劳动争议的处理中，工伤赔偿程序最为复杂，周期也最为冗长。据统计，仅仅将工伤认定程序的三个阶段，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索赔完全走一遍，平均就需要约一至三年。漫长琐碎的过程令当事者疲惫不堪，就在虞修明几乎绝望的时候，义乌市总工会表示要免费帮他打官司。
虞修明：我老婆说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事情，主动找上门来，她说不会是骗人的喽。
陈有德：我当时我跟虞修明讲过的，我说你这个事情，那我们也不要你一分钱的啊，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主张我们的权利，我们会帮助你干到底。
就在虞修明还心存疑虑的时候，工会已经开始行动了。当时，陈有德还是义乌市人大代表。
陈有德：我就是写了一个，给他们写了一个情况反映，就是这个该判还是该撤，该拖还是该决。
记者：你以前用人大代表的身份或者说人大这个途径，去帮忙解决过劳资关系当中的纠纷和诉讼吗？
陈有德：这个之前没有。
记者：那这次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有德：我要通过人大的那个路来督促。
记者：督促法院吗？
陈有德：你应该受理，你应该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一次，工会再次利用了自己在社会结构中连接行政、司法和社会资源的独特位置，通过正规的渠道反映难题，创造机会，调动资源，为推动问题的解决注入特殊的能量。
陈灏：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结症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当时的话（进行了）梳理，而且我们也跑到浙江大学，跟浙江大学的一些民法专家也进行了讨论。
2003年，义乌市人民法院受理了虞修明的起诉。
记者：开庭的时候你有没有去？
虞修明：我去的，陈灏辩护的话，跟（我的）律师辩护的方式就是两样的。
记者：你都能听出来？
虞修明：对，他说得精彩，工会维权跟打官司跟（我的）律师是两码事情，（我的）律师始终是被动的，他看法官的脸色，但是工会维权就是一贯是站在职工的利益上，该怎么就是要怎么。
一审判决之后，企业不服提起上诉，但最后，虞修明同意进行调解，他最终拿到了7万多元的工伤赔偿。
记者：你觉得农民工需要工会吗？
虞修明：迫切需要，工会可以说是农民工的娘家人。
记者：可是有人说这个不是工会该干的事情，你怎么想？
虞修明：他不是站在人民和职工的立场上说话，要那样子说的话就是，因为工会维权，替职工说话，就是替人民说话，党都要执政为民，对吧？
从2000年到2009年，义乌市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共受理投诉案件4600多起，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219起，代理诉讼314起，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2100多万元。
陈有德：我说要借风、借力、借理，要借助社会的一切力量，为工会的工作，为工会的发展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这么一个作用。
刘净非：他们这个模式是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现在的，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很多的观点（之前），它启动的时间更早一些，可能报出来的案件数字，并不是像法院那样成千的上万的案件数，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看到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它通过这种模式有效地防止了很多有可能发生的侵害，有可能发生的这种现象。
或许人们还会记得19岁的王斌余以及那些被称为“创意”的维权方式。当少数的弱者无法获得救济时，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工资或者医药费，还有做人的体面与尊严。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曾说：人类所经历的最坏的疾病就是被遗弃，正是这种不治之伤导致了弱者非理性的暴戾与残忍，并带来血腥和杀戮。
陈刚：他处理的劳动纠纷都是非典型性的案件，很多劳动部门、行政部门没法受理的，这些人都是老实巴交，又有点把柄，比如生产次品多，又弄坏了他一个什么零件，但又有股火窝在这里，就是往往这种人是最危险的，陈主席干的就是老娘舅的事情。
记者：老娘舅都干什么事儿啊？
陈刚：他看到谁都是小兄弟，两个手一让，小兄弟不要紧啊，喝杯茶，点支烟，他这种总工会调解，不是完全按照官方语言，官方法律条文，完全通过这种民间语言，民间沟通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尽管不温文尔雅，但是他能解决很多事情。
法律是刚性的，制度的改变也有些漫长，陈有德和义乌市总工会所做的可能并不复杂。但是，他们善待了那些社会身份卑微的人们，使他们免于再次走入无援的绝境。没有人能够期许一个被仇恨所支配的社会可以给予人类光明的远景，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里，社会的方向或许就取决于今天我们的决定和选择。
这两位年轻的工人，正在同一个车间里干活。一个踩着看上去老掉牙的咯吱作响的机器；另外一个则操作着半自动的设备。谁的效率更高似乎很显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然而，这个土办法在工会安全生产专家的眼里可是个麻烦。
楼华宝：手边的钉子容易滑去，一滑去容易把这只手带过去，带过去脚一踩，容易把手指头切下来，他在这里做很提心吊胆的。这样子稍不注意点，如果那个钉子一滑掉，手一滑掉，他一个习惯就是长时间疲劳以后，他容易发生事故。
记者：脚来不及停下来手已经……
楼华宝：对，两个。他是一个习惯动作，在那操作了以后，很快的。
记者：是吧，一下就掉。
楼华宝：一下就掉了。
记者：有人（的手）被切掉过吧？
楼华宝：有啊。
在安全生产专家看来，类似的隐患在义乌大大小小的企业里并不少见。那么，又有多少年轻的工人会因此受到伤害呢？
陈有德：有的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进来首先向你跪下了。就是我们可想而知（工伤）对他的一种影响，生活的影响可能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工会是要你投诉无小事。
尽管在工会的帮助下，这些工人获得了赔偿。但是，已经受到的伤害却无法逆转。陈有德他们觉得，工会的维权能否变得再主动一些，在伤害发生之前就可以及时地避免呢？
朱新建：我们普遍感觉到各式企业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这个一块相对薄弱了，安全生产形势是不容乐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想应该怎么走一条新的路子。
陈有德：国外的安全生产是用一种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的，可以说是整个全员动员，全员参加，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这个应该是于企业的发展，于职工的安全，于整个都是有好处的一个事情。
根据1992年颁布的《工会法》和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工会对职工的职业安全卫生可以依法进行监督。于是，义乌市总工会决定要从安全事故多发的个体企业着手。
楼华宝：你现在改装以后呢，这个挡板宽了，而且这里的挡板，手一放到这里它就挡住了，它会自动挡住了，手就带不过去，它就根本解决了手受伤的问题。
义乌市总工会从国外的先进经验中发现了可以借鉴的方法，于是提出要在企业中推行“低成本改造法”。
楼华宝：这里总共改造只花了什么？两台机器 75块钱，这个自己做的、手工做的，现在只要上进去，你闭着眼睛，你踩，手切不去，他因为手过不去。
设备的改造仅仅是安全生产管理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可以长期存在，并易于执行的机制。
朱新建：许多方面并不是说老板不重视这块工作，因为赔出去要他的钱，关键是老板不知道该怎么抓，而一旦出了事故以后，老板都是埋怨，好像是职工违章操作，职工也埋怨老板，那么我们想如何把两者形成互动。
义乌市总工会的安全生产专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悄悄地拍下车间的照片，然后以培训的名义将工人和老板集中起来，把照片展示给大家。
朱新建：所以通过这个方法使一线的员工震动很大。举一个例子就是传动部位，许多女工是留着长辫子的，机器是在高速运转的，但没保护，因为她们的眼光中平常都是习以为常的，我们看看是触目惊心，她看看是屡见不鲜。
员工和管理者是安全生产的主体，义乌市总工会通过灵活的教育方式，让安全生产的观念深入人心。
楼华宝：我们从历年的工会主动参与，以前2005年跟2009年的，医药费支出事故率，事故率下降了88%，医药费支出下降了90.88%。
记者：最高的时候医药费一年得多少钱？
楼华宝：一年的话，我们如果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说大了，也将近10来万花掉了，我们2009年的安全事故只有三起，一起是员工在推车的时候，因为碰了个小石子，推车推不动，后面一个人帮个忙，用力了，用力过猛了压了脚趾头；其他是一个打开水的时候烫了一下；还有一个是我们在举行篮球体育活动的时候，一个员工扭了一下，这样总共起来，才花了2990几块钱。
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也波及到了义乌，在义乌最大的家具城里营业额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记者：什么样的冲击？
朱光鑫：我们的外向度非常高，譬如说我们这个家具市场，两年前我们的外向度甚至达到了70%，外商人员来了，采购的人相对地减少，那么原来是大单的，现在可能变成小单、中单，原来是很积极、很踊跃地购买的，现在可能他就是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
在市场环境处于最低谷的时候，2004年就建立起来的市场工会主动找到了管理方。
2008年义乌市总工会的维权工作获得了由中央编译局举办的“第四届政府创新奖”，评选委员会充分肯定了义乌市总工会在强化法律赋予工会权力，增强工会活力，挖掘体制内潜力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表示义乌市总工会为提高社会的公平性，化解和减少矛盾做出了贡献。
新春伊始，义乌市总工会来到朱建林和汪升利的老家，开化山区。同这里的工会一起开展联合维权工作。
山区的秀美风光勾起了陈有德对往事的回忆，多年前他也曾是名山村青年，是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让他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