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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全国展开的打击违法食品添加剂的专项整治行动中，有一种物质被列入了黑名单，叫做解抗剂，这个所谓解抗剂就是为了掩盖牛奶中的抗生素残留，这样一个听上去有些怪异的新名词将一个潜伏了很久的老话题再次推到我们的眼前，这就是抗生素滥用问题，抗生素不能滥用，这看上去的确是一个人尽皆知的老话题，但是，我们真的了解抗生素吗，我们真的会合理使用它吗？今天的新闻调查为您揭开是抗生素的秘密。

这是关于人类和细菌的电影。

人类遭遇未知细菌的袭击，充满挑战和恐惧。

记者：当我们今天再次，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会发现片子中的很多内容，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极其类似。

就在去年，美国的老牌杂志《纽约客》上，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一天，纽约大学惕恤医院（Tisch Hospital）的传染病专家罗杰•怀哲比（Roger Wetherbee）接到实验室的报告，从一位接受重症特护的患者身上分离出了一种肺炎细菌，怀哲比对自己说：上帝啊，这种生物我们基本上没法对付，因为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无法杀死它，它是“超级细菌”。

魏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主任）：情况非常特殊，这种耐药细菌，根本无法治疗。

在中国负责中美传染病合作项目的美国疾控中心专家JAY VARMA，对超级细菌的出现，也感到有些惊讶。那时，惕恤医院里有34个人，因为感染了这种超级细菌而相继死去。

《纽约客》的报道让人们看到了“抗生素对细菌束手无策”的难题，这在医学上称为“抗生素耐药”，这样的例子纯属偶然吗？

魏喆：耐药细菌的出现，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欧洲、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人们重度感染，抗生素根本无法医治。

听到这样的故事，大部分人会侥幸地设想，这只是发生在遥远的美洲大陆，或许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果真如此吗？

这里是北京协和医院，它有近百年的历史，也亚洲最一流的医疗中心之一，我们的调查，就从这里开始。

记者：关于“超级细菌”各种信息和故事，我们从网络和媒体上听说过许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超级细菌”究竟和我们有多远，它真的存在吗？

李太生：尤其在好医院、大医生这种重症病房，就是抢救病房，培养出来细菌，各个都是超级耐药。

李太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他每天要面对的，就是人体内各种各样的细菌。

李太生：老百姓讲 就叫“超级细菌”

记者：您的临床中间遇到过吗？

李太生：上上星期有一个让我会诊的病例，我看到这个培养菌我非常头疼。

尽管在协和医院的传染科工作了30年，但几天前遇到的情况仍让李医生感到为难。他的惊讶程度或许与美国的医生不相上下。

记者：什么原因？

李太生：后边确认的细菌几乎对目前我们所用的药都是耐药的。

李医生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术语：耐药，是指药物对细菌的作用降低，甚至完全失效的一种状态。通俗地说，就是细菌不再害怕药物。

记者：怎么来处理、怎么来诊治呢？

李太生：迫不得已的有时候，只能是尝试用一些，也许对他会有效的，因为这个药有副作用，好多年，二三十年已经不用。

记者：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是吗？

李太生：也许会有副作用，但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记者：无奈的选择。

李太生：非常无奈的选择。如果再没有效，病人只能等死了，

美国、英国、中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最近十年中，先后都出现了对抗生素耐药的超级细菌。更严重的是，那些曾经得到有效控制的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疟疾和肺炎等等又卷土重来。

魏喆：我们的防治传染病工作在美国开展的同时，也在其他国家进行，我们发现，抗生素耐药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严重问题。有许多国家，甚至一些相对不是很富有的国家，也存在着抗生素耐药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

1994年，jay 就职的美国国家疾控中心发表声明，在那一年里，有13300个住院病人，死于耐药性细菌感染。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全球范围又至少出现了30多种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型传染病。

记者：超级细菌会传染吗？

李太生：当然会传染了，目前这些超级细菌都还相对来讲，局限在一些特定的医院或者特定的地点，还没有说像感冒，流感病毒这样来传染，一旦那样，那不堪设想，

其实医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曾不无忧患地说：当我们头顶的天空因气候变暖而崩裂时，我们脚下的大地也在塌陷，因为人类滥用抗生素而导致了微观世界的失衡。那将同样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人类在21世纪，又要再次面对因细菌感染而导致的死亡，这不禁让人感到不解：我们对抗细菌最有力的药物—— 抗生素，为什么会失效呢？这样的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第二段：

对于医学家的警告，人们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那个正在塌陷的微观世界，并非我们肉眼所能看见。而要了解这一切，我们不得不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抗生素被发现之前的年代。

1726年，一位叫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英国人，出版了他的幻想小说《格列佛游记》。

外科医生格列佛远航程中遇险，漂到利立浦特国。在这里，他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小人儿组成的世界。

在真实世界中，找到小人国的人是列文虎克，他是荷兰的显微镜学家、也是微生物学的开拓者。他借助亲手制作的放大透镜，发现了那些 “非常微小的动物” —— 细菌。这是人类第一次，看清微观世界里的居民。而这些“微小的动物”，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10亿年。

记者：走在这个整洁雅致的院子里，你的心情会格外轻松，这里不仅有调皮的鸟儿，还有微小的昆虫，当然，还有人类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在这里，同样存活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

它们的数量，显然比人类自身要多得多。

树叶上、草地里，交通工具中、甚至我们的食物里、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内外，到处都有细菌，但没有人能统计出，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细菌存在。

记者：如果不是借助显微镜，我可能真的感受不到微观世界还有这样的一种物体存在。

徐英春（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 主任）：人体有好多好多的微生物，但是它不一定是致病的

记者：能测试一下吗？

徐英春：能啊，所以今天可以让你测试一下看看。

记者：怎么测试？

徐英春：你的一只大拇指就行了。

记者：用什么设备呢？

徐英春：所以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设备，这是专门用来培养细菌用的羊血培养基。你把你的拇指按压，轻轻地压在血琼脂表面不动，停一会儿，慢慢的别动。好，这里已经有你的指纹了，

对不对，看到有指纹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细菌的，对不对？

记者：嗯，通过什么方式呢？

徐英春：放到培养箱里，35度，培养18到24小时以后，看看你这指纹上有没有微生物生长。

24小时后，徐医生发来了培养基的照片，这些白点显示在记者的大拇指表面，也有大量的细菌存在。根据医学家的研究，在人体中栖息着1000亿个以上的微生物，种类达400多个..

徐英春：微生物在人和人接触之间，是非常容易传播的，所以说一握手，咱俩（手上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就可以传播。

记者：那很可怕。

徐英春：也不一定。因为这些菌来讲，对正常人来讲，它并不一定是致病的，只有免疫受损的一些病人，有些易感人群，像咱们正常人来讲接触，你手上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我手上也有，我手上有鲍曼不动杆菌，你也有，但你和我都一样，不是致病的，因为我们离不开细菌的，所以一个人来讲，他的体内、呼吸道。

记者：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就会感染。

徐英春：对对。肠道都是细菌，所以细菌和微生物来讲，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比如说肠道里的，你不可能没有大肠杆菌，对不对，没有大肠杆菌是不可以的。因为大肠杆菌和维生素合成还有关系呢。还有厌氧菌、念珠菌，它们都共生的，但是在一个人，当他肌体抵抗能力低的时候，可能这些菌就会导致另外一个条件。有一个诱发的条件，就可能引起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人类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它会不仅会带来麻烦、痛苦、恐惧，还有死亡。

1884年 维也纳 这是个充满文化和音乐的城市，但总有孕妇因为生产而死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在医院里，经过训练的妇科医生所接生的孕妇死亡率竟然远远高于民间接生婆接生的死亡率。这是究竟是为什么呢？

医学家门通过显微镜，看到了一种圆形的细菌，他们总是几个连成一串，就像这样，医生们给他们起名叫——链球菌。就是它们导致孕妇感染并高烧，生命垂危。糟糕的是，在看到它们之前，医生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在接生完一个产妇之后，医生并不洗手就去接生另外一个产妇。这就是导致医院产妇死亡率高居不下的真正原因。

李兴旺（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心主任）：人们有显微镜了，能够看到细菌，能看到这个东西了，才知道是这些东西在捣乱，没有显微镜以前人们不知道，肉眼看不见的。

在那个时代，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疾病不是今天的肿瘤和心血管病，而是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人们很容易就死于产褥热、或者创口化脓引起的败血症、还有霍乱、肺结核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战士没有死在战斗中，而是死于细菌感染。人们对这些致病的细菌几乎毫无办法，患者充满恐惧和悲伤，而医生则感到挫折和无奈。人类究竟何时才能摆脱这段医学上的黑暗岁月呢？

1928年9月的一天，英国伦敦圣玛丽医院的医生弗莱明休假一周后，回到医院的实验室上班。他发现，有人忘了清洗培养细菌用的平皿，而平皿了长了霉。令他感到惊喜的是，在青色的霉周围的细菌有溶解的现象，弗莱明推论，是霉菌制造了一种物质，杀死了周边的细菌。这种物质，这不正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能够有效抑制细菌繁殖和生长的东西吗。青霉素，并成为非常有效的抗生素。

记者：抗生素为什么能杀死细菌？

李太生：微生物以细菌为主单细胞东西，从显微镜可以看到，单细胞生物虽然可以自我复制，但是它复制繁殖需要有很多东西，细菌有自己细菌的细胞壁、细胞膜，还有自己里面遗传物质、蛋白质。但是细菌要长，比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裂变，需要这种东西都有。然后都长着，细菌就繁殖起来了。抗生素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途径或者路线，比如说青霉素，不让细菌的细胞壁合成，变成软鸡蛋，软鸡蛋容易破，细菌就死了。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1928年被称为“抗生素元年”，这种药物一经上市就被来治疗产褥热、细菌性肺炎、脑膜炎和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特别是儿科医生，他们尤其喜欢使用青霉素，不仅因为它对儿童常见的各种感染有效，而且一般不会发生用药过量，即使对婴儿，常用的剂量也是无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青霉素都被大量地应用。就连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是依靠青霉素治愈了肺炎。

记者：像青霉素最初，临床使用的时候，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

李兴旺：应该说有了青霉素之后对很多病都能治疗，对很多感染性疾病（可治愈），（青霉素是）开创了一个人类在健康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药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家们又成功地找到了链霉素、庆大霉素等等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100多种抗生素先后诞生。那些曾经导致人们死亡的疾病，也变得不再可怕。许多今天活着的人，的确要感谢抗生素的使用，如果没有它们，也许我们在儿童或青年时期就已经死亡。是抗生素让人类摆脱了医疗的黑暗时代，并赋予了医生制造奇迹的权力。

就在人们为这种药物的神奇功效感到欣喜的时候，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它抗生素可能带来的危险。

奥托（瑞典防止抗生素耐药性委员会）：那是多年以前，我还很年轻，是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我的一位老师影响了我。因为他经历了没有抗生素的时期，他知道抗生素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当阿莫西林问世时，他看到了这种抗生素产生的巨大魔力，但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要谨慎使用这些抗生素。

有的医生发出了警告，因为他们在一些患者身上观察到，青霉素等抗生素一度很有效，然而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情况却改变了，抗生素不再对致病的细菌起到任何抑制作用。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旧觉得这不重要，因为人们迷信抗生素的神奇作用，更自负地认为人类可以不断研制出新的抗生素来取代逐渐失效的药物。或许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人类自己发现了良药，但有一天，人类也会再次把自己推回到黑暗时代的边缘

记者：不幸的是，人类征服疾病的蜜月期时间并不长，生活在我们周围，还有体内的这些微观世界的微生物。事实上，它们根本没有投降，自然界用了十亿年的时间完成了微生物的进化，难道人类真能用几十年的时间，凭借着抗生素这样的武器，就把它们消灭吗，显然，我们太轻视这些微观世界的生物了。

第三段：

从1928年被发现之后，抗生素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挽救了数千万、甚至上亿人的生命，也帮助人类建立了与疾病抗争的信心。同时，它的作用还像石油对于经济一样，成为整个医疗领域的驱动剂。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终端消费者。一段时间里，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在大量地使用抗生素，它价格低廉、效果显著、随手可得。

奥托：许多疾病第一次被治疗时，这确实是个伟大的成功。随后，抗生素药品又不断发展，出现了很多新药，我们开始频繁使用这些药，感冒、发烧、咳嗽、流鼻涕是我们都会去用它们，不管他们到底是否管用。

只要相信无害，过度使用就难以避免。人们忽略了微观世界的法则。就像在《格列佛游记里》，小人国的居民们对入侵者展开了强烈的反抗。然而，在真实的微观世界里，来自细菌的反抗要比这复杂得多。在各个国家出现的超级细菌就是其中之一。

奥托：细菌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也许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却与抗生素的耐药性直接相关。新的基因很快得以复制，就像是发生了一场革命。

人们习惯性地以为，当细菌对一种药物耐药时，我们继续使用更厉害的抗生素，就会彻底剿灭它们。但真的是这样嘛？

奥托：一些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在一开始并不像其他细菌那样强大，但是如果我们用抗生素消灭了正常细菌，这样它们就有机会进化。所以，这也可以说是正常细菌和具有耐药性的细菌之间的竞赛。

原来，如果我们过度使用抗生素，破坏了微观世界原有的平衡，帮助了那些幸存的耐药细菌占领原本属于正常细菌的阵地。而这些耐药菌，一有机会，便毫不客气，迅速繁殖出自己的兵团，再也不拿抗生素当回事了。

细菌的耐药性发生在微观世界里，怎样才能直观地看到它呢？这也是医生们最想做到的。

徐英春：我将菌液均匀地涂抹三遍。

负责检验的徐医生首先把细菌涂抹自在平皿上，这是第一步，这样做是为了要弄明白，这个患者体内的细菌究竟对那种抗生素耐药。

记者：这些小瓶子里是什么？

徐英春：每一管里头加的是一种，抗菌药物，可以看这个。

记者：这是？

徐英春：这个就是苯唑西林。这是一种抗菌药物，这个接种器一共，能加八种抗菌药物。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平皿，接种好了细菌，接种好了细菌以后，我就开始要把抗菌药物接种上去。
一按、大家可以看，我们的抗菌药就接种上去了。

记者：就是小白色的纸片。

徐英春：每个白的纸片就是一种抗菌药物，比如说这是一种，这是一种。那么现在我们能看见，有七种抗菌药物纸片，我都接到这个MH培养基上了，对不对。完了之后，我会把培养基放到孵箱里头去。

记者：进行培养。

徐英春：对，进行培养。18到24小时以后拿出来，就看这个了。

记者：出现不同的状况了。

徐英春：对了，出现不同的状况了。为什么呢？这个患者的细菌就都长了，对不对，长了这么多的细菌。看这个有个透明的圈的，这个药物一看就是个敏感的药物，那这些一点圈都没有，一点抑菌圈没有，这可能是高耐药的菌种。这个地方可以看，这个药物有有药敏纸片，把这细菌抑制了，抑制以后呢，这个圈是圆的，细菌不长了。

记者：那周围这些黄色的呢？

徐英春：透明的，所以这个透明的 长了（或者）不长，就表示耐药和不耐药问题，所以你看纸片周围，所有的细菌都长，所以大家看到，黄颜色的就是细菌，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长菌了，这个圈是圆的。不长菌了表示，这个药物把这个细菌怎么样？都抑制了，所以细菌就不生长，所以可能分析结果应该说它是敏感的，就是这个药物是敏感的，把细菌都抑制了，不生长了。你看这个就不一样，这个里，你看，一、二、三、四，这四种抗菌药物，好像是药的，因为都没有圈，但是这几种全是敏感的，这个圈很大，细菌都不长了，透明的，那为什么细菌不长，因为抗菌药给抑制了，这个患者感染这个菌的话，那么至少这四种抗菌药，都是敏感的。   

这种试验的学名叫纸片扩散法的药皿实验，通过它可以对细菌耐药的情况一目了然。显然，这位患者对16种抗生素中的15种都产生了耐药，说不定他就是一位潜在的超级细菌携带者。

李太生：我的国内导师王有祥导师，中国传染病非常顶尖的专家。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了中国以我们医院为主，从199几年开始，到2004年，大概10多年时间，医院里面细菌感染的变迁，结果发现，随着广普抗生素的使用，真菌感染，占的比例，原来是1%、2%，现在已经10%以上，比例越来越高。耐药的球菌感染，比例越来越高。这两个的升高，耐药的葡萄菌感染，就是广谱抗菌药，把正常菌群给打乱了，有直接关系。所以抗生素的话，对我们人类绝对是有效的，绝对是有益的，但是抗生素又绝对不能滥用，它要用的太多的话，我们就要变成后抗生素时代，对细菌没有再有效的抗生素，人可能也就非常危险了。

尽管在抗生素发明不就后，就有医学家提出了耐药性细菌可能带来的灾害，但是，知识的匮乏和围绕着抗生素而产生的各种利益博弈，蒙蔽了我们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对于制药工业来说，抗生素带来了好运。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制药业只是一个规模很小产业，但由于新发明的抗生素受到专利保护，制药业就像拥有了石油资源的一样，变得富可敌国。那些生产抗生素的跨国制药公司，它们经济实力，远在某些小国家之上。抗生素终于成为一种梦想的药物：无穷的需求，巨大的利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相信，我们正在与狡猾恶毒的细菌之间展开一场战争，抗生素就是武器。能够抑制一种细菌的抗生素被比喻为狙击步枪，而对多种细菌有效的抗生素则被描绘成散弹枪，那些更为厉害的抗生素，则被当成了重型坦克 … …

人类就这样盲目地进入了抗生素的时代。战争、消灭、你死我活，这样的隐喻给人们以无限的暗示，错误地把抗生素当成武器，而事实上，它应该是一种属于人类和微观世界共有的宝贵资源，或许还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肖永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抗菌药物研发的最初几十年，这个时代抗菌药物是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是很多的，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新研发的抗菌药物就越来越少，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新的抗菌药物几乎就绝迹了。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从最初的品种繁多，到现在的您说的几乎绝迹？

肖永红：这个是有几个原因存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由于抗菌药物通过几十年的研发，它很容易的研发的药物，就很快被研究出来了，现在就是说，你去淘的话要更加困难才会发现一种新的抗菌药物，这是一个科学研究的现实。第二个从药品的寿命来讲，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抗菌药有对它的寿命最大的打击就是它的耐药问题，但上市以后如果说很快细菌就耐药了，那么这个药物就不会再有市场，因此可能导致这个企业投资这么大进去，没有回报，面临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面，又加上开发困难，所以原来很多大型的制药企业，曾经比如说是以研究抗生素作为它开发的大的企业，基本上现在也纷纷离开这个抗菌药物研究的市场。

在制药领域，人们简明扼要地用两个“10”来描述研发新的抗生素所需要的时间与经济成本：10年和10亿美元。无论对于怎样的企业和国家来说，这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种新的抗生素诞生之后，由于不合理使用而导致细菌耐药的速度，只需要短短的2年甚至几个月时间。

李兴旺（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心 主任）：研发一个真正新的药物有的时候很难，所以我们用的钱还是不够多，医生也是比较珍惜自己这点武器，就这点东西，十八般东西都用过了，都耐药了，你就束手无策了，

巨额的研发费用让每一个企业，都在努力收回投资。各种各样促销手段，也带给医务人员更多的诱惑。1983年，在抗生素被发现的55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医生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比例大约为60%左右。由此带来的经济成本也是惊人的。据估算，1990年，世界范围内一半抗生素的使用是没有必要的，造成的浪费达到9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相当于当时英国整个国家一年的税收总额。而在中国，由于市场化的医疗体系，则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肖永红：实际上大家都非常明白的，不光是抗菌药（存在这类问题），抗菌药只是，所有药品中间的一类，但是这一类药物，它确确实实占到了这个医疗卫生。医院里使用药物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从现在看来，应该是25%到30%。如果说抗菌药物销售的比例，严格得到控制情况下，对医院来讲，它可能收入也是会明显下降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不彻底地，去改变这个的话，要完全纠正抗菌药不合理情况的阻力，或者压力是比较大的。

记者：你能够算笔具体的经济账吗？

肖永红：比如你到三级医院，我们说如果它药品的收入占到整个医院的40%，如果这个医院三级医院规模我们都知道，可能一年的医院营业收入在10亿左右，算40%就是4亿，抗菌药占4亿的30%左右就是一点几亿。

或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到医院去看一次普通的感冒，通常90%的情况下并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来治疗，但是，部分医生可能为了收入的增加，在使用抗生素的问题上，放弃了应有的慎重。

袁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长）：有很多医生有良知的，大多数都有良知的，他们不愿意这么做的。

记者：为什么良心感知，实际上却很难去操作？

袁钟：他们很弱，各自很弱，在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要求，要求你每天有竞争性，你的工作有经济效益，没有你待不住了，而且不光你待不住，有的医生告诉我，我待不住，我周围的，比如说护士，他们团队有发奖金，人家都要埋怨你，你在这个环境不允许你这种人存在。

对于医疗体制带来的药品不合理使用问题，人们则寄希望于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

陈竺（卫生部部长）：有一个事情是需要改的，就是所谓以药补医这个机制。

记者：甚至以药养医这样的说法？

陈竺：实际上这个政策，已经在我们国家实行几十年了，但是问题的产生，适当医院不得不以创收作为维持和发展的主要的手段，和医生的收入和这个创收之间挂钩，这样一种激励机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出问题了。那就变成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得到15%的加成费，就倾向于用更多的药，用更贵的药，这样一方面使得医疗费用特别是药品的费用明显上升。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它也造成了用药安全方面的很多问题，我们国家抗生素滥用，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代的技术和现代的药物，却没有自然地产生现代的医学观念，人们孤立地看待细菌与抗生素、疾病与人类的关系，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生老病死的人生现实。

记者：在抗生素滥用原因上，仅仅是利益驱动吗？

袁钟：不是，那肯定不仅仅是。还有我觉得文化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原因。因为抗生素这个药物，非常典型的就是它的效果比较明显，见效又比较快，特别是我们感觉到老百姓文化里面很希望见到见效快的，或者我们说的眼见为实的这种药物，我们传统里面就是追求灵丹妙药，抗生素和我们灵丹妙药非常相似，所以能给我们这么一种满足感，然后就很希望能够找医生看病，如果你给我开这个药，效果很好、很快，当然我就很认同你。

记者：但这种心情，也是普遍能够接受的一种心理。

袁钟：对，就是这样。

据调查，目前，中国每年人均使用抗生素为138克，这个数量是美国的6倍，在很多中国人的家里，抗生素不仅常备的药品，人们甚至会主动要求医生给自己使用抗生素，甚至是约高级越好。人们丝毫没有觉得滥用抗生素会带来危险，反而认为不用抗生素或者用便宜的抗生素，会对健康有害。

记者：这会影响医生的判别和检疗吗？

李兴旺：我想这种情况下对于医生，还是有影响的。

记者：您的实际医疗过程中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吗？

李兴旺：遇到过，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门诊有一个病人，当然不是抗菌素，一个治疗肝炎的药物，这个病人肝炎已经基本恢复了，一个女孩子，一个大学生，我给他开了大概一个月药，大概一百多块钱，第二天她爸爸到我们的医务部门投诉我，说我对他女士病情不重视，所以有时候医生也很难当。

记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医生怎么做？

李兴旺：我想更多的医生除了看病之外，还要给病人做更多的解释，所以我有时候出门诊也是这样，跟病人有时候讲话讲得很多，甚至有人不开药，我还告诉他为什么不给他开药，要跟大讲很多，如果他能接受了就可以了。

记者：如果不接受呢？

李兴旺：不接受我只能告诉他，对你没必要吃，你还要偏要吃也可以给你开，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需求，我不开你可能有意见，但是我要跟你说这个药你不需要吃。

记者：一些医生在实践的过程中，看病的诊治过程中，很多患者主动要求用这样的抗生素，医生怎么选择？

袁钟：医生本身和病人沟通的时候，假设病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和病人解释，我觉得是这个角度，你应该怎么做。你来告诉他，我这么做，是规范来的，而且对你是最好的办法，这个疾病有三种方案，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你的，我希望你考虑，如果你说我还是要，那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如果患者不接受呢？

袁钟：我不能做，因为对你不利。

第四段：

这里是北京市聋儿康复中心，这些淘气的小家伙们正对我们的摄像机发生浓厚的兴趣。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们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孩子，会由于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而带来的毒副作用，丧失了和其他孩子一起游戏和接受教育的机会。

记者：像孩子们身后背的这个是什么？

陈淑云（北京市聋儿康复中心）：这一套是电子耳蜗，这是言语处理器，里边还有植入体，打开之后。

记者：做手术。

陈淑云：做手术有一个植入体，植入进去，加上外边这个设备，这样构成了一个听觉的系统。

记者：那一旦孩子植入这个人工耳蜗，是不是意味着他一辈子都离不开样的一个装置了？

那是，一辈子，终生要带着它。

这个班里的孩子最大的5岁，最小的一岁半。他们都安装了人工耳蜗，要在这里接受特殊的发声训练。

记者：我不知道你们做过统计没有，这些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致聋，致哑的？

陈淑云：没有特别完全地统计过，但是经过我们的工作经验和每天跟家长的接触，我们觉得

药物致聋的比例也比较大，比方说他吃了一些抗生素或者打了一些抗生素的针，对孩子的听力就会有影响。这个比例占有大概占百分之四五十。

据统计，直到今天，因抗生素等药物不合理使用而导致耳聋的儿童人数每一年要增加3万人。滥用抗生素的危害，已经不再只是微观世界的失衡，人类的下一代正在承受难以逆转的代价。

记者：像这套装置从经济上来衡量，它这个费用高吗？

陈淑云：高，电子耳朵一套设备是很贵的，目前来说，平均大概得有18万左右这样一个设备。

记者：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巨额的一个费用。

陈淑云：有的家庭给孩子做不起电子耳蜗，就错过了最佳的年龄。

比如我教他说妈妈的时候，就要这样，让他感觉到有共鸣（鼻腔）。

当时间进入21世纪，也就是在人类发现抗生素的近80年后，它的合理和规范使用，终于被提上了正式的议事日程。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将细菌耐药列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为因素之一，并要求各成员国积极应对。

赵朋钢（卫生部医改司 副司长）：今年卫生部发了一个38号文，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的使用，在这个文件里边我们明确要求，如果说在一个医疗机构，细菌耐药要是达到30%的话，那么医疗机构要给临床医生发出预警，如果已经达到75%的话，建议这个药品在这个医疗机构要暂停使用，卫生部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有时候问题的真正答案，可能并不来自于书本，可能已经超越我们正常的认知，还有经验范围，在生活中，比如说生病和治疗，医者与患者的关系等等这些似乎看起来非常简单，我们都明白。但是，要真正理解它们，却需要我们的智慧。

记者：其实任何一项科技发明都像一把利剑一样，最重要是怎么来掌控。

袁钟：对，我们拿到一把利剑，我们把它练得很好，但是它干什么，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掌握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文智慧，这个人文智慧是它使用的方向。怎么的来发挥更好地作用，减少它的副作用，这是要靠我们的人文智慧的。

奥托：我对此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是在为我的子孙后代做这件事，我有五个孙子辈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地生活在一个能够得到安全治疗的世界里，同时也为了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