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回顾视频
记者：
2008年5月12日之前，汶川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乡，这个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丛山峡谷中的并不广为人知的地方，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瞬间闻名全世界，并将长期备受关注。在去年，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是救灾，而今年，这个话题无疑是重建。在这块被地震重创的土地上重建，究竟面临着怎样的难度？地震破坏了过去的汶川，重建将如何打造未来的汶川？带着这些问题，《新闻调查》来到汶川。
【第一段落】
走进汶川县县城——威州镇，第一眼看去房屋破坏得并不严重，但仔细一看，到处是危险区的标识。百分之八十的房屋虽然没有倒塌，却被震成了危房，被人们称为“站立的废墟”。这意味着重建必须先拆再建。
2月底的县城，除了几处工地，其它地方相对显得平静。但稍加留意，周围的一个个细节都透着重建的气息。
县城居民：鉴定报告，安全鉴定报告。是不是全城的房子都在这儿？
街头，县城居民期盼已久的房屋安全鉴定公告张贴出来了。但是，自己的房子到底拆不拆，从这上面还看不到答案。由于重建要重新规划整个县城，有些不属于重度损坏的房屋也需要拆除。
县城居民：在这儿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什么？我的房子。
早日实现安居，是当下汶川人最关心的问题。目前，县城就有一万多居民住在板房区，农村还有几万人住在棚屋和帐篷里。地震后次生灾害又频频发生，几乎所有人都搬过好几次家了。
雁门板房区居民A：在板房里就搬了两次了。家具都要搬烂完了。
雁门板房区居民B：早点搬回永久性住房就好了。我们在这里住得还是心慌。不知道哪天又要叫我们搬了。
雁门板房区居民C：你给老百姓明确的一个安排，像我们要出去打工心里也有数，现在就不敢走，只能在这闲着。
雁门板房区居民：政府部门也有它的难处。这么大的工程，都不容易。互相理解。
县城建设和风貌改造指挥部工作会议
张通荣（汶川县县委副书记）：必须要让每一户居民都知道把我搬到哪个地方去，要不然我们信息不对称，你这边忙得不可开交，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你干吗?
李俊夫（广州援建前线工作组组长）：我这个局，我就找你，那么我说给你当天你必须完成。
在县城建设指挥部工作会议上，重建的紧迫感扑面而来。每一项工作都在强调截止时间。
李俊夫：我给你五天时间。
张通荣：在一天以内没有答复你们，就算一次重大的工作事故。
李俊夫：4月15号我们认为这是死的。
张通荣：工程部，你现在是不是按时间按进度在进行？
广东省对口援建汶川，任务是三年帮助当地基本完成恢复重建。为了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进度安排以民生优先为原则。永久性住房的建设，医院、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要求在年内完成，学校要求在9月1日前完工，让汶川在外地寄读的1万多学生能回来复课。时间紧迫，各项工作必须一环扣一环向前推进。
在汶川县第一小学工地上，施工方正焦急地询问最后一座楼的拆迁进展。他们的机具早就停在了楼下，这座楼不拆就无法全面开工。
孙宝印：比你预定的开工时间晚了多长时间了？
施工方：半个月了。
孙宝印：你工期能改变吗，能往后拖吗？
施工方：工期是不能拖的，工期最后关门时间是死的，8月15号必须完的。
孙宝印：你心里有底吗？
施工方：怎么说呢，反正是现在时间非常紧。
[纪实段落：县城建设和风貌改造指挥部工作会议]
李俊夫：你推迟一天，我们的工程就晚一天，我的工程质量就不能保证一天。你是影响我整个战局的展开。席传江同志，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就想把话讲到这个份上，4月15号我们是要检查的。军令是不能开玩笑的。
由席传江负责的征地拆迁组目前压力巨大。只有4月15号前县城所有征地拆迁顺利完成，建设项目才能如期展开。一边是工期的压力，一边是涉及拆迁的一万两千多居民的各种诉求必须妥善解决。
孙宝印：你们现在了解吗，这个地方将来以后规划成什么？
居民：学校嘛。这个我们大家都支持。只要他们建设我们肯定要先搬，先搬了我们再说这些话都可以。
孙宝印：就是你搬走了以后，但现在将来协议还没有签。
居民：还没有签。家具朝哪里放，不是过渡费，你拿钱做什么，拿了钱在路边上住也行不通。现在汶川房子租都租不到。
杨燕（拆迁组工作人员）：房源反正紧张得很。
孙宝印：你们自己内部有没有一些工作人员也面临拆迁这种情况？
席传江（汶川县规划建设局副局长）：有啊。我们几个拆迁组的到现在为止基本都是没有房子住的。
杨燕：我就住在雁门板房。
孙宝印：你们家也是属于拆迁的。
杨燕：我说我们以后也许是隔壁邻居。我们也和他们说这些。
这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最特别的拆迁动员场面。搬家、谈判、签约在一个场地同时进行，拆迁组和被拆迁户刚才还争执不下，过一会儿又一起感叹大家都不容易。
席传江：尽管他有时候在言语上不是很配合，但是实际上他内心里来说是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是因为过渡安置这一个困难实际上现在是摆在我们面前比较突出的。
孙宝印：那些板房不够吗？
席传江：那个量不能满足过渡安置的需要。我们为了缓解安置矛盾，把我们现在有一部分不需要拆除的，马上进行加固维修，就作为我们以后过渡安置的房源来源之一。
要建设必须先拆迁，腾出土地；拆迁必须先安置居民，同样需要土地；而可利用的土地，恰恰是地震后最稀缺的资源。汶川的每个乡镇，在规划时都遇到土地困局。离震中最近的映秀镇要保留部分地震遗址作为纪念区，漩口中学遗址相当具有代表性，但关于它的保留就几经争议。
邓国基（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漩中占的地方那么大，全部遗址保留，首先不满足以后居住人口的需要。映秀以后还要生存，全部保留对建设用地影响太大，建议部分保留。
汶川全县处于群山峡谷地带，城镇沿岷江两岸狭长的平地而建，农村则散布在山区。地震将本来就稀少的河谷平地又破坏了一部分，还遗留下了众多地质灾害隐患，进一步压缩了人们的生存空间。
邓国基：就汶川县本身选址安全问题也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讨论，最终我们认为实际上祖先选择的这个地方还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孙宝印：安全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概念。
邓国基：对，相对安全的一个地区。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多地震的地方，断裂带很多，用这个标准认为不适合人居住，很多地方比这个地方更不适合。虽然这是一个地震多发区，或者说一个高山峡谷地区，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能够科学避让。你说移居吧，移到哪里，民族文化怎么保存，灾民这种故土的情结怎么去化解，非常多后续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认为原址重建是对的，但是规模要缩减、人口缩减、功能缩减。假如不断地扩大，这个承载力也不行。
地震后，这片土地究竟还能承载多少人，要求着规划设计者对自然承载力重新进行科学的评估。
孙宝印：
一千七百多年前，蜀国大将姜维在汶川县城的山坡上设置了点将台，而山下岷江两岸并不宽阔的平地就是姜维演兵操练的场地。在后来的日子里，特别是近50年中，这片平地从一个几百人的小镇发展到了一个常住人口接近6万人的县城。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开发行为逐步扩张，山谷里渐渐挤满了建筑，也就难以避免地侵入到了有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
无情的自然灾害重创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同时也警醒着人们，为了它的未来，在重建中，必需准确地度量人与自然的安全距离。
在重建规划中，保障生命安全成为首要原则。所有建设必需规避地质灾害。我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对规避距离有明确的规定。
孙宝印：要离开断裂带200米，要离开地质灾害点50米，最终能做到吗？在这种人多地少的矛盾状态下。
张通荣（汶川县县委副书记）：要百分之百做到是不现实的，如果我说要达到这个要求的话，我就是说了假话。为什么这样说呢？汶川我们的整个城市的分布，最宽的地方也就是100米的范围，留出50到100米的概念，什么概念？整个城市都不能建了。
孙宝印：明明有一个规矩，但实际上我们又明明知道它是做不到的，挺矛盾的。
张通荣：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你只有体现一个二者兼容，又考虑安全的因素，同时也要考虑你现实的一些困难。
孙宝印：如果说你选择一种现实的判断的话，会不会在科学上存在一种隐患？
张通荣：我们现在解决的办法就是，红线（断裂带）范围内20米以内是不能建的，退出20米以外范围的话，（建筑）设防等级再增高。尽量地考虑一个是房屋本身的安全性，第二个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能够在很快的时间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避灾。尽管我们汶川的土地容量是那么有限，但是为什么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要开拓三个大的避难场所，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县城的滨江路原来是商业黄金地段，在新的规划中，这里将被建成避灾安全带。尚琴是一家布店的老板，她已经从传闻里听说了这个消息，但在得到确认之前，却还是抱着能留在原地的希望。
尚琴：我不愿意到其它地方去。我们当时就是图这个地理位置，借钱欠账买的这个房子。因为我们是长期做生意的，需要一个铺子，不然我们没有生活来源了。
孙宝印：那你有没有跟其他的一些你们这边的同行议论过，这个地方有可能将来搬到哪？
尚琴：我们这一排的同行议论，大家都希望原地重建，能还我相同的平方。
2月底，席传江终于完成了第一批项目的征地拆迁，但还有百分之七十的拆迁量在等着他。下一步最让他担心的就是商铺的拆迁难度。不久后，席传江将会遇上尚琴，并向她证实，她的商铺的确要变成避灾安全带。
2009年的这个春天，汶川人注定面临艰难的选择。经过承载力评估，县城大约有1万多人必须迁走，他们的新家将建在70公里以外的水磨镇。而水磨镇一直是工业区，必须先把工厂迁走才能安置居民。工厂往哪里迁，汶川县自身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通过跨区域协调，在邻近的金堂县划出一块飞地，作为汶川新的工业区。这让汶川的土地困局得到了一定缓解，但是，涉及如此多人的跨区域调整，复杂性可想而知。谁去、谁留，在尘埃落定之前，搬迁的话题占据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人多地少这个历史累积形成的矛盾，却要由当下这代人在重建当中去面对和解决，这无疑是艰难的，但却势在必行。
【第二段落】
汶川县草坡乡樟排村农房重建工地
村民抬大石同期声：抬起来。搁不得，抬住。休息下。
城镇的拆迁和建设启动的同时，农村正忙着进行农房重建。但现在，各个乡镇正在建房的农民都遇上了相同的困扰。
樟排村村民：基础打好大家现在等的就是砖。
孙宝印：这都是村里面的人吗？
樟排村村民：都是。
孙宝印：现在在干活的大家都缺砖吗？
樟排村村民：普遍都缺砖，有的一块都没有。
在农房重建中，各乡镇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有的由援建单位统筹统建，有的则由农户自己来建，援建单位提供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草坡乡樟排村属于集中选址农户自建，盖自己的房子，老百姓干劲都很足，几十户的地基就快全打好了。但全村现有的砖只够盖一两户农房，眼看着大家就只有停工待料了。
孙宝印：肯定也挺着急，想早点把房子盖好。
樟排村村民：心里面就是有这种想法，早点把房子盖好，然后才好种点地，搞生产，现在还要去种庄稼，还要到山上去。再说过渡棚里住着，这里的气候晚上住着有点冷。
建材的保障对重建至关重要，所以汶川县专门成立了特供办，统一组织建材，再按各乡镇的需要分配。全县农房要求在国庆前完工，但现在，每天一个乡镇能分到的砖只有几万块。
傅剑（汶川县威州镇镇委书记）：我们大概是每天3万块左右。按这个数量去建房的话，要建三到五年才能把全镇的农房建完。3万块砖就只能建一户农房。如果砖还得不到保证的话，农房的任务肯定是完不成的。
乡镇有意见，分管建材的向世茂也很无奈。在特供办的储备库里，现在一块砖也看不到。5家新批的砖厂要到5、6月才能建好，现在，汶川只有12家小砖厂。
孙宝印：这砖一天能出多少？
陈守（砖厂老板）：2万到3万块砖吧。
孙宝印：一天的量没法建一间农房是吧？
陈守：肯定建不了。
孙宝印：差不多每个厂子都像你这样的生产规模吗？一天2、3万块？
陈守：还是有多的。
孙宝印：大能大到多少？
陈守：也有6、7万块的。
本地产量和需求差得太远，特供办只有从都江堰组织运输。都汶公路是连接汶川和都江堰唯一的道路，去年9月才全线抢通，交通条件至今仍很脆弱。全线90公里就有76个点需要观察员时刻监视飞石和塌方。几个瓶颈路段时常造成拥堵，车辆载重也因为路况受到限制。各个乡镇的道路，在地震中同样损毁严重。道路状况使得运输量上不去，也导致运价比砖价还贵，老百姓难以承受。
不仅是砖，重建所需的各种建材和物资都需要道路保障，而本来就脆弱的道路马上又要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就是即将到来的雨季。
孙宝印：雨季来了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把交通给堵上？
向世茂（汶川县经济商务局局长）：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肯定出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搞了建材储备，只要是一下雨，绝对垮方，汶川可能又要成为孤岛。
每年5月，汶川开始进入雨季。即便是地震前，每年雨季都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地震后又新增了许多地质隐患，今年的雨季到底会带来什么麻烦，谁也无法准确预测。
于是草坡乡又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在一些地质灾害严重的村，是马上重新建房，还是观察一个雨季后再建。全乡海拔最高的沙牌村，2月底仍在降雪，老百姓们还住在过渡棚里。地震后，这里的山体表土整体下滑，地表明显错位。
任剑（汶川县草坡乡乡长）：它是挤下去过后把那边拱起来了。
经过反复考虑，乡里决定把沙牌村的房屋重建和维修放在雨季之后。
任剑：因为老百姓重建的目的就是要安全，既然要安全的话，肯定是要经过检验以后才能建房，如果我们速度太快了之后，也许到最后把房屋建起来，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雨季就像悬在所有人心里的一块石头，只有等这它落下来，有些选址和建设才能放心开展。存在这种担忧的，不仅是草坡乡。
傅建（汶川县威州镇镇委书记）：如果按这个时间，我想可能是不现实的，尤其是气候这个因素。让老百姓去建，到时候房子垮了，这就很麻烦。
张通荣：对，要对老百姓负责任，也要尊重事实，有的事是不现实的东西。你到时候别说是因为上面领导要快，所以我们就快，不要这样说的。
这样的担忧绝不是多余的。虽然雨季还没到来，已经出现了修好的房屋在次生灾害中再次损毁的情况。龙溪乡村民老于的房子被地震损坏后，领取了维修加固费进行了维修，没想到12月10号的一次余震导致山体滑坡，修好不到1个月的房子又砸烂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滑坡忽然又开始了。
老于：还在垮塌。
孙宝印：还在往下掉。这就是完全是上面滑坡还在进行？
孙宝印：小心，这又下来了。正好砸在你院子里。老于你觉得在这建房子行吗？
老于：行是不行，没有地了。
在汶川，我们不止一次遇上这样的情况。地震遗留下来的地质隐患数量多，分布广，治理起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任剑（汶川县草坡乡乡长）：地质灾害的治理和老百姓建房是一对矛盾，但是我们在鼓励老百姓选择地基的时候尽量避让地质灾害。同步进行来化解这对矛盾。你要说完全把所有的地质灾害都治理完（再建房），这个大地震千疮百孔，这个是满足不了的。
孙宝印：
这条道路是汶川县草坡乡通往外界的唯一的一条通路，道路的一侧地质灾害的隐患非常严重，而在道路的另外一侧，可以看到是一个在地震当中被损毁的电站，已经完全丧失了生产能力。地震给汶川的交通、电力、土地造成的全方位的破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给整个汶川重建工作带来巨大的障碍。而老百姓要求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的这种诉求，又要求重建工作必须要加快速度。各种因素、各种环节相互扭结、互相制约，形成了一种两难的局面。于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就摆在了重建工作者的面前，那就是在两难的局面下，如何实现两全。
孙宝印：我现在就特别感慨我看到的那个标语，再大的困难也要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干。
张通荣：因为汶川的现实就摆在这里，不是四面逢源，是四面逢难，一旦我们被一个困难压倒了，困难就层层把你包围住。你只有突破了一个问题之后，你才有能力解决第二个问题。只有突出重围才能给汶川带来希望，也只有突出重围才能让老百姓看到党和政府在复杂情况下攻坚排难的信心和能力的表现。
朱耀忠：不管多大的困难，我们干一天就多一块砖，干两天就多两块砖。我们尽量往前赶，尽快还灾区人民一个美好的家园。
孙宝印：在我们的常识中，速度与质量常常是一对矛盾。
朱耀忠：我们是想方设法加快进度，但是，如果是实际条件的制约，速度要服从于科学，服从于安全，服从于质量。
孙宝印：有没有一些无论如何也急不得的东西。
朱耀忠：对，地质灾害的评估，你一定要摸清楚，规划好了以后你才能够建，急不得的。我们广东对口支援汶川，不求最快但求最好。
张通荣：组织管理的过程当中，不能违背事务本身发生的规律，比如说这个房子冬季不能施工了，还要施工，规律的东西必须把握，才是科学的。汶川的灾后重建不搞大跃进。
【第三段落】
张应杰（汕头市援建前线工作组组长）：我搞特殊了，住一个人。他们有的是四个人，有的是三个人。这儿是什么功能都齐全了，卧室、会客室、工作间，都在这里。
广东省选拔了一百多名干部来到汶川，他们要在这里工作三年。13个城市分别对口汶川13个乡镇，汕头市对口援建的是大山深处的草坡乡。
孙宝印：生活习惯吗？
张应杰：吃饭不习惯，饮食不习惯。
任剑：我为了训练张市长他们适应川菜的味道，就搞了个每周一锅，但是这个没有进行多久，耽搁了。
张应杰：太忙了。他让我吃麻辣火锅，结果可能我们现在只搞过三锅。半年只搞了三锅
孙宝印：半年三锅，真的不多。
张应杰：每周一锅实现不了。
两地之间，存在差异的，不仅是饮食习惯。而现在，双方能否配合默契，直接关系到重建的质量和效率。
孙宝印：在汶川，我们到每一个乡镇，当地的老百姓和我们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们是从广东来的吧？广东和汶川，一个是东南沿海的经济大省，一个是内地深山的小县城，汶川人对于二者的合作有一个很俏皮的比方，说这是麻辣的川味火锅搭配清淡的广式靓汤。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碰到一起的时候，它们怎样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呢？
李俊夫：大家形成一种氛围，那就是我们是合作，我们不是两张皮，我们是一家人。
孙宝印：你们定期会召开指挥部工作会议，当初怎么想到要开这么一个例会呢。
李俊夫：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合力，通过一种稳定的工作机制。例会制度就是交流、决策和执行三者为一的一种形式，我们所谓的两张皮就变成了一张皮。
广州市对口援建威州镇，县城建设和风貌改造指挥部就是由广州组提议成立的，并且建立了集中办公制度和每周例会制度。在各项工作中，广州组都特别强调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李俊夫：我们两个所坐的地方是一个滑坡体，次生灾害频繁，建筑材料的供应又面临严重的问题，不是一种建设的常态。又要这么急，又要保证质量，越是急，越不能乱了章法。
孙宝印：快和好的关系，其实这也是一种两难，那你觉得这种两难能做到两全吗？
李俊夫：这两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创新。
孙宝印：怎么创新？
李俊夫：比如说过去我们在室内画图，现在我们可能在现场画图。比如说一些施工环节可能上面还在往上盖，下面可能就要装修了，这过去可能是没有的。但是又怎么保证质量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环节的控制，我们还有奖惩制度在后面。通过制度协调好两者之间的矛盾，通过制度的创新化解这种矛盾。
李俊夫：你必须有一个验收制度。建立考勤制度。联络员制度。那你不就靠制度办事了吗？
当天5个小时的会议上，李俊夫提到的新的制度就有十多项。
李俊夫：尽快落实县城风貌改造指挥部集中办公时间。我们原来定的是昨天。今天是星期二，推迟了一天。
李俊夫：不能老是跟他说你快一点，用感情来干事，只能用制度来干事。
程旭：报到的到位情况不是很理想。
张通荣：哪些部门的没有到位？
程旭：我现在简要念一下名单。
张通荣：我们平常管理当中，人情化的东西多了点，而制度化的东西设计少了点。
李俊夫：对不起，我要建立考勤制度。你出去必须有个请假。好不好，就完了。
周国清：我说两句。我没到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威州镇发放救灾物资。你不要让县上领导和有关部门认为威州镇周国清他工作几十年了，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周国清从来不会这样子的。
张通荣：在这会上不要说了，会上不要说了。
张通荣：他们觉得我们这边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反过来我们这边觉得你的要求太苛刻了。中间还是会发生一些矛盾。
张通荣：必须按照有关的规定。我们有的时候随意性一大就出问题。你们觉得我说的应该算数你们就必须明天给我到位，没有任何理由。
张通荣：在推动的力量上，我觉得制度的力量显得更强大一些。确确实实广东对口援建给了我们这方面一些观念上的影响。
具体工作中，双方观念的碰撞时有发生。例如汶川县采用特供机制来管理建材，广东则认为要更多地让市场来说话。
李俊夫：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启动了全国的供应商，我们还搞了一个供应商和施工企业的见面会，这些供应商能不能纳入你的统一管理？
向世茂：我说秘书长，这些供应商来了也做不了事，为什么呢？比如说广东、广西，广西现在水泥只有两百多块钱一吨，但是它拉到这儿的话可能要达到八百，运距太远，问题在这儿。外地供应商只能做建材的辅助材料，钢材水泥很麻烦。
李俊夫：同样的可能是水泥钢材，我们价格更便宜，假如这种情况，能不能纳入你的管理。
向世茂：可以啊。我们这样说了是吧。
李俊夫：你要放开。向主席，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经验，还是靠市场来主导，如果我们政府管会管得很累，往往也不一定管到位。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特供机制的管理确实有一些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特供办要求本地砖厂只能以规定价格出售，老百姓凭政府开具的特供条购买。但老百姓却反映很难拿到特供价的砖，因此，他们宁可跑远路去外地想办法。
孙宝印：草坡的砖主要从哪拉？
杨启富（草坡乡村民）：都江堰多一些。
孙宝印：按说水磨离草坡更近，为什么从都江堰反而拉得多？
杨启富：水磨近，它价钱要高一些。政府管的砖就是二角六，私人要凭关系去买就三角五，不凭关系就四角。
孙宝印：水磨不是属于政府特供的范围之内吗？不都有政府开的特供的条吗？
杨启富：有啊，你开了条也三天五天都装不到。如果出高价买就要来得快一些。砖厂它有些想卖就要卖，政府管不完。
孙宝印：政府有条子它也不卖给你是吗？
杨启富：它要卖，但是就喊你排队。
我们到本地砖厂最集中的水磨镇了解情况，发现这样的现象的确很普遍。
买砖农民：我买的是四角。
孙宝印：你有特供条吗？
买砖农民：没有。
孙宝印：不都说农民盖房可以有特供条吗，可以买便宜砖。
买砖农民：买不到。
孙宝印：两毛六的砖你没买到过吗？
买砖农民：没有，全部是四毛的。
汶川县也已经感觉到特供制度存在一些局限，加上广东方面的建议和举措，推动着当地干部思考和调整。指挥部工作会议几天之后，广州组发起的见面会如期举行了，各地的供应商带来了多种建材现场洽谈。
孙宝印：这次供货商带来的主要是一些建筑辅料吗？
向世茂(汶川县经济商务局局长)：还不只这个。有水泥、钢材。
孙宝印：也包括主料？
向世茂：也包括。就可以使我们更多地掌握钢材的资源。
孙宝印：您觉得政府特供的方式跟市场方式之间有没有彼此矛盾的地方？
向世茂：不矛盾。逐步地缩小政府对建材的干预。如果它来的价格比较低，质量也保证，搞特供就没什么必要了。
尽量发挥市场的作用，渐渐成为双方的共识。目前，汶川和广东正在邻近的一些城市联系砖的生产企业，希望能在本地的新砖厂建好之前，尽量保证砖的供应。
在如今的汶川，不论是广东人还是四川人，相互交流时都说普通话。观念的每一次碰撞磨合，也都是为了寻找一种共同语言，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最科学的办法。毕竟，他们的目标相同的。
【第四段落】
我们在汶川采访期间，县城的规划设计图出来了，最后入选的两套方案在街头展览，由居民投票决定采用哪一种。
孙宝印：设计图你们都看了吧，感觉怎么样？
威州镇居民A：看着有点安逸，变化还有点大。
威州镇居民B：设计得好，像这么修出来才好了。修出来实际是这样才好。
在威州镇秉里村，规划图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房子。秉里是农房重建试点村，因此，村民们在全汶川最早住上了统一设计和修建的新房子。
秉里村村民：原来的房子一震动它就松，这个就不容易，它就抗震，巴适得很，里头做得好。
走在村里，我们发现了一个让我们奇怪的现象。不少新房外面都明显地加盖了一两间小房子，还有不少农户正在盖房。
孙宝印：大妈，这房子住进来也没多久吧，这边加盖的是什么？
秉里村村民A：加盖的是灶房，做饭的，自己盖的。
孙宝印：这边这个修的是什么？
秉里村村民B：这个是圈。
孙宝印：像这个村里面过去家家都养猪养羊吗？
秉里村村民B：农民要养猪才能有吃的。
秉里村村民C：增加厨房。厨房和卫生间。现在没有卫生间。
孙宝印：那个新房怎么会没有厨房呢？
秉里村村民C：政府绘的图下来的，都是那样的。
孙宝印：摆那么多砖也是为了盖厨房？还没盖呢？
秉里村村民：还没有。他们要规划。这儿还没规划。还没规划，规划好了然后再做。看，他们来规划了，他们在这里拉水管。
原来，设计单位是想先让农民住进新房，再做供水、道路等配套工程，然后再规划厨房和厕所。养牲畜的位置准备集中在村外，不影响村子的整体风貌。对房屋外观和质量，老百姓觉得很满意，但缺了几样东西毕竟生活不方便，所以就纷纷自己动手修起来了。秉里村的情况，让援建方感觉到一些设计单位思路有些偏差。
邓国基：农民他毕竟不是住别墅，很漂亮，但是没考虑农民的生计怎么解决。因为农村很大的一个特点，生活和生产是融成一体的，比如猪圈、菜地，都在住家附近，非常方便的。
李俊夫：让农民尽快地搬进建设好的住房里面，但是同时又影响了他的生活方式的某种改变。对于老百姓的尊重，我觉得有很多不够的地方。通过试点，现在我们发现并及时调整了政策。原址、原状，原来是养猪、养鸡，都是不破坏它的东西，核心问题就是尊重。
在银杏乡一碗水村，村民们的房子和耕地就泡在安置棚对面的水里。新房的统筹统建听说就要开始了，但他们最担心的却不仅仅是房子的问题。
罗忠铭（银杏乡一碗水村村民）：担心的就是以后的生活。你如果没有耕地，房子住着再是楼房也等于零。我去你那个单位打工你要不要我啊。我68岁了你要不要我。
孙宝印：我要看看。您多大岁数了？
罗忠铭：68了。
孙宝印：68了，我不能要了。一般是这样是吧。
罗忠铭：你不要我，我又吃什么呢。
银杏村民：电话拿给我。
罗忠铭：地震这么久了，整个生活穿吃都是国家供给的，今天过得去，不知道明天过不过得去。
全县很多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在地震中受损，很多人为盖房还欠下了债。农民未来靠什么生活，各乡镇和援建方也都在想办法。
任剑（汶川县草坡乡乡长）：灾后重建关键是产业，草坡重点就抓了一个是养兔，一个是花卉。
张应杰（汕头市援建前线工作组组长）：把草坡的农业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才是它真正的立身之本。建这个建筑物，它不产生新的钱出来。
任剑：造血的功能。如果说老百姓都有收入了，其实我们的重建才成功了。
城镇居民同样在为未来的生计担忧。地震前，汶川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工业的支柱是水电。地震后，汶川的工业体系受到的打击，就像这座电站一样。
孙宝印：
2005年建成的百花大桥位于从成都到汶川的必经之路上，它曾经是汶川县最为壮观的一座桥梁。然而，512大地震让这座长五百米的桥梁瞬间就断成了几截，再也无法修复使用。地震让汶川受到的损伤就像这座大桥一样，不是浅表的皮肉伤，而是筋脉和骨骼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说，重建就不是简单的拆房子盖房子，只有让汶川自身具有健全的造血机能，老百姓才能在这里安居乐业。现在，汶川和广东两方面都有了这样的共识：重建绝不是按原样再造一个汶川，而应该是新生和跨越。
汶川过去的工业大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对环境影响严重。2007年编纂的《汶川县县志》已经这样评述汶川的情况：“布局混乱、环境污染，亟待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全面建设”。
朱耀忠（广东省援建前线工作组副组长）：这个地方根本摆不下工业，工业和人会争地，这儿已经是生态条件非常脆弱了。我们重新描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两年多、三年以后，这个地区应该是一个很适合人居住，很美丽的一个地方。
对口援建既包括房屋重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建，也包括产业的重建。在规划中，一些工业将会搬迁，旅游、生态农业将成为汶川新的发展方向。说起未来的蓝图，重建工作者们满怀激情；而看着未来的蓝图，老百姓们既充满向往，又有些忐忑。在蓝图和现实之间，路还很长。
张通荣：产业的重建恐怕要三到五年才能完成重组。生态的修复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邓国基：大概20年前我在这边旅游，以前我来的时候，江边都漂满了木头，沿途的车都是运木头的车，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了。江上根本见不到木头，山上也见不到树。
孙宝印：自然承载力已经慢慢缩小。
邓国基：对，以前发展模式可能不太顾及生态，不太顾及自然的承载能力。但是以前可能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要让蓝图变成现实，有许多灾难的警示需要在重建中记取，有许多工作需要人们长时间的努力。
大大小小的建设每天在全国各地进行着，但这里的建设和它们都不同。这是一场8级大地震震中的灾后重建。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样的建设都是没有做过的，没有完备的经验可以借鉴；而它又是必须做好的，为了要在这里继续生活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以人为本、科学重建，既是政府的要求，也是百姓的期望，所有人都在关注，在重建中，这八个字究竟怎样实现。
我们离开汶川时，县城的重建正在全面铺开。按照计划，到地震一周年的时候，所有援建项目会全部开工，整个县城将变成一座大工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将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和历史的记载中。
孙宝印： 可以说在灾后重建当中，人们的任何一个规划和行为，都是在创造汶川的历史。而人人需要记住的是：人们此刻对于汶川历史的创造，最终检验它的还将是历史。
(编导：王晓清)
责编：刘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