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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500米内田地休耕，509名村民尿镉超标，企业非法生产，导致区域性镉污染，始作俑者，湖南湘和化工厂永久关闭。特殊人群接受全面体检，受污染产品，政府统一收购销毁，休耕耕地开始进行补偿，由企业而生的污染事件，后果该由谁来买单？面对屡屡发生的企业污染，我们还有哪些治理措施亟待完善？《新闻1+1》为您解析。
演播室主持人（董倩）：欢迎收看《新闻1+1》。
一起重金属污染的事件，在当地村民连续举报了五年之后，最终有了结果，这起事件现在已经得到了有力的处置，但是对于当地的土地和当地人的健康来说，已经渗透了五年的有毒物质又何时能够恢复以前的样子呢？我们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环境污染的事件要隔五年之后才会有结果呢？岩松对于发生在湖南浏阳的这次镉中毒事件点评是什么？
白岩松（新闻观察员）：我们生活中常说一句话叫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这两天能看到整个长沙市，包括浏阳市政府大包大揽，问题快速得以解决，但是为它擦屁股和买单的成本是如此的巨大，但是当初露出了蛛丝马迹和马脚的时候，只要是关掉这样一个小厂子，就可以避免现在这样一个大买单的局面出现，是什么让我们在当初的时候没有作为？是麻木，是利益，还是渎职，还是什么？我觉得值得各地政府去反思。
主持人：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再看看当地是如何处理的。
湖南浏阳市镇头镇，这个风景美丽的地方，最近有点不寻常，以湘和化工厂为中心，周围500米以内，土地镉污染超标，田地不能耕种，500到1200米范围内，镉轻度污染区域，田土实行观察性种植，部分蔬菜限制性种植和食用。
500米，镉污染轻重程度的分界线。近日，浏阳市有关部门对镉污染范围划分区域，对污染区村民给予补助，化工厂周边500米内村民临时生活补助每天12元，化工厂周边500米至1200米范围内村民临时生活补助每天8元。两个标准的补助都发放37天。针对镉污染事件，浏阳市政府近几天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让人目不暇接。
主持人：因浏阳市镇头镇镉污染事件负责有直接责任的湘和化工厂法人代表已经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的局长以及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相关的责任人正在接受调查。
永久关闭污染工厂，成立联合工作组，受污染农作物政府收购销毁，污染区村民全面体检。短短几天之内，镉污染事件得到了重视和迅速处置，500米的污染分界线已经划定，而湘和化工厂镉污染问题存在了五年，这背后的时间节点耐人寻味。
2004年，湘和化工厂投产导致周边镉污染，群众多次举报，五年后，2009年4月，湘和化工厂被政府下令停产，然而7月30日，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数千群众上街表达对化工厂镉污染的抗议，由此引发广泛关注。
如今，在湘和化工厂的网站上，最显眼的是一些荣誉证书，该工厂总投资额1000万元，主要生产硫酸锌产品，利润丰厚，年营业额人民币3000万元到5000万元。
主持人：湘和化工厂在2004年的4月，未经审批建设了一条炼铟生产线，在此后的不久，厂区周围的树林就大片的枯死，有部分村民相继出现了全身无力、头晕、胸闷，还有关节疼痛的症状。
“镉式炼心液”的副产品可导致人中毒。据媒体报道，早在2006年，镇头镇的居民就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该工厂将有毒的镉元素排放至居民生活区。相关部门也曾出面调查，但答复始终无法让群众满意。既要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有效保障企业的正当权益，这是2009年3月浏阳市环保局针对一份网上举报做出的回复，其中承认该厂有违规，有问题，但否认有镉污染，具体措施则是一方面做村民思想工作，一方面敦促企业自觉守法。
然而仅仅就在回复两个月后，湘和化工厂附近的两名村民突然死亡。
主持人：今年的五六月间，先后有两名村民突然死亡，而经检测，死者的体内镉严重超标。
两位村民接连死亡，加剧了人们的担忧。随后，今年6月开始，有群众采取堵路的方式表达意见，最后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问责和善后赔偿。如今，镉污染事件造成的影响还在继续，镇头镇镇政府组织从外地运水进村，每户每天两桶水，一桶25公斤。截至7月31日，已出有效检测结果2888人中，尿镉超标509人，已有250人送省劳卫所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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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受污染土地所种植农作物不出现二次污染，浏阳市政府计划将受污染田地改为花卉种植。
主持人：我们来看，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浏阳市环保局针对网上的举报，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既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又要有效保障企业的正当权益，他又要干这个，又要干那个，结果我们看，他什么都没干成。
白岩松：其实这个企业是在五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开工了，而且开工一段时间过后，就开始有村民不断地这种反映。在今年包括有很多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致信给当地的环保部门，在复信的时候还强调不管是空气，包括水等等，通过环评的标准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里要交待一个背景，镉它如果是想污染周围的环境只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在工业的废气当中，含有镉的工业废气，飘散到土壤当中慢慢沉降；还有一个是含镉的工业废水浇灌和进入到农田当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一种严重的污染一直扩散到1200米之内，那么这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如果要是负责任的话，早就能够查出它有问题。
我这里只举一个细节就蛮有意思的。在这样一个新闻稿上最后出来的是，据当地的环境监测部门调查结果显示，我们的监测部门难道扮演的只是最后出完了问题之后的调查、监测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监测的含义是每天要看着它稍微有蛛丝马迹变化的时候，就应该告知有关部门，但是为什么监测失去了效应，变成了最后的检测部门？
主持人：你看当地的环保部门，就是浏阳市环保部门，直到村民拿出了这份资料；另外一个，网上举报的材料之后，他还承认有环保问题，但是否认有镉污染，已经五年了还在否认。
白岩松：其实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总有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几年前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事件，包括在湖南。我在看今天整个围绕着化工厂的这起事件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在株洲也曾经发生过镉中毒的事件，但是现在你要很费劲的才能看出相关的新闻，那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包括今年4月份的时候，湖南环保局的局长都在强调，现在重金属污染湘江，污染水源，已经成了湖南最大的要解决的污染问题之一。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想到，时代变了，不管是传媒、媒体，包括人们的这种环境意识的增长等等，还想掩着、盖着，直到事情闹大了。比如这次事情是因为29日到30日出现了堵路的情况，最后长沙市委书记亲自到达现场，之后你发现突飞猛进，政府在最后决定买单的时候真的很积极，然后大包大揽，全部解决。但是当初上了有问题的菜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发现把它劝回厨房，那个时候假如要发现了的话，政府又有很好的形象，又可以让责任，由厨房来背着，也就是让企业来背着，而且不至于造成这么糟糕的结果。
主持人：这件事情具体的一些细节，另外这件事情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多少损失，我们接下来就连线《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这件事情的记者刘浪，刘浪你好。
刘浪（《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你好董倩。
主持人：首先你告诉我们一个数字，牵涉到受污染的这些村民有多少？
刘浪：现在也有媒体已经报道了，就是说参加体检的有几千人，但是这个数字是包括一些，村民的反映，实际上这里面是包括一些，可能是有一些村民是感觉自己比较担心，才去进行了检验，实际上大概就是近千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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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另外一个，当地处理的结果，就是对于500米，还有500米到1200米这样一个受污染的范围，分别有不同的处置结果，比如说暂时休耕，还有观察性种植等等，这些需要多长时间？
刘浪：我在今天晚上还跟他们有关部门在联系，了解这个，但是到目前为止，很遗憾，我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一些安排和计划。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休耕也好，观察性种植也好，这需要时间，比如说几年或者多长，在这段时间里面，受到影响的这些村民的生活和生计又怎么办？当地有没有做出安排？
刘浪：在这个之前，在6月27日，当地政府做出了一个决定，对村民发放一个临时性的生活补助款，但是这个补助款，按照当时的一个安排是到今天，也就是8月3日，今天是已经到期了，从明天开始，这个计划就已经终止了，就是说这个临时性补助款是不会再发放了。接下来政府据我了解会有一个新的计划，它会发放另外一笔补偿款，补偿款也就是刚才你所描述的，可能是按照不同的范围进行一个补偿。但是这个计划很奇怪的是，我目前了解到，它只是一个半年期的计划，也就是说半年以后到底该怎么办，目前没有这样的安排。
主持人：当地的已经永久性关闭的企业是否会对这些村民，受污染的村民有补偿呢？
刘浪：目前据我所知，目前好像这个买单是由政府来出。
主持人：好，谢谢刘浪。
你看，通过刘浪介绍的这些情况，目前的处理似乎都是集中在现在怎么办，当下，但是对于受污染的这些土地、耕地，老百姓到底以后怎么办？
白岩松：其实我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到7月31日的时候，已经体检的人数是2888，这其中发现了509名尿镉含量超标，这个比例是五六个人当中就一个，这还是截止到7月31日，还会不会陆续有新的村民加入体检的过程，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第二个，现在其实厂子周围的500米之内是很严重的重污染了，然后500米到1200米之间其实也是有污染的，你注意，1200米之外，其实叫基本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这一个基本二字会让所有的村民感到很担心。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心理抵抗力上你会发现，不会有人在1200米之外说它基本符合了就敢开始种田或者生活，我估计一下子会扩充到甚至2000米之外。
现在我们要计算一下政府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成本。你看，企业被永久性关闭了，一个镇子里的企业，你觉得它能有多大财力，即使把它所有的硬件都拍卖完毕的话能够补偿多少。
主持人：一年盈利不是3000到5000万的利润吗？
白岩松：但是它现在已经丧失了盈利能力了。现在政府要买单的有什么？第一个，补助款，要补助37天；第二个，要收购性的补偿，什么呢？人家种的田现在都中了毒了，没戏剧了，你要用当地的市场价把人家的粮食全买来，还得毁掉，因为这是含镉的，这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的时候要负责体检，只要有人要求体检的，都得给人检。
主持人：还得治呢。
白岩松：对呀，现在已经2888。接下来是住院治疗的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有住院治疗的了，而且还会随着人们提出的要求可能还会增长，这又是一个。接下来一个大问题，你刚才在问刘浪的时候说多长时间能解决，一个挺麻烦的消息是日本在50年代出现了镉中毒之后，70年代在它的大米里还能发现镉，然后70年代会有人中毒，又隔了20年，到90年代的时候，大米里还含有镉的因素。美国也有一家，也是因为镉中毒之后，几十年土地是荒废的。所以现在大致要采用，围绕这个化工厂，大致要采用的是在当地不断地种植物或者种庄家，种完之后不能用，割掉，然后再种，让这个植物慢慢吸收它，你说这将是多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它在人体内衰减的速度大约是十到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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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其实解决的还是当下的问题，未来怎么办还不知道呢。
白岩松：未来从现在的情况来说，很难避免政府一直买单到底的局面，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摆放在这里，而且那样一个并不太大的企业已经被永久性地关闭，这个时候只能是政府去买单，这就回到我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了，如果一开始当它呈现出谁环评让它通过了，现在总结出了它几个原因，第一个，固体的料堆得不合适，然后环境等等，这些全查出来了。监测部门和环保部门，在它整个这五年，并且不断有人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没发现，结果今天原本一块钱能解决的事，现在你要出一千甚至一万块钱。
主持人：所以这个事儿一开始2004年4月开始投工生产，投建生产，当时就有村民反映有中毒的情况，既然马上就反映，就说明当时它并不合标，为什么当时批。
另外一个，五年下来这么多的举报，另外刚才你也介绍了，湖南是一个有色金属，湘江也是一个污染的非常严重的河流。
白岩松：没错。
主持人：这些事情都应该防患于未然，早早就想到。
白岩松：你想想它2004年的时候开工生产，2006年的时候株洲就发生过这种镉污染，然后连今年4月份的时候，湖南省的环保局也知道重金属对湘江，以及对水域的污染是它的大问题，而且湖南本身就是在重金属的生产方面是全国非常有代表性的省份，积累的问题恐怕这件事情仅仅是一个苗头，应该有一种更好的普查。所以当时节目一开始我用了三个词，回头去看，是利益问题，当初招商的时候是热热闹闹把人请来的，这个企业是当初招商把人请来的，你就知道为了解决当地的GDP，睁只眼闭只眼。然后环评的部门恐怕环评一开始通过了，这五年期间是否再有作为，如果要是稍微认真一点监测，已经500和1200米都由重度到轻度都能够测出来，稍微一查都知道有问题，显然没作为啊，是麻木造成的，是有相关利益造成的，还是渎职造成的？当然现在它的环保局的局长和主管的副局长都已经被撤职了，但是我想仅仅他们被撤职还不能详细地解读完这个事，痛心疾首，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包括其他的政府，也应该引以为戒，否则的话小处不着眼，将来买大单。
主持人：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发生在湖南浏阳的这样一起镉污染的事件。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中叶，我们的邻国日本也发生过镉污染的类似的事件，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历史。
1931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出现了一种怪病，病症初期是四肢关节疼痛，几年后，患者全身各部位会发生神经痛、骨痛现象，到了患病后期，患者骨骼萎缩、四肢弯曲、脊柱变形、骨质松脆，就连咳嗽都能引起骨折，最后病人卧床不起，病态十分凄惨。这种怪病引起当地人的极度恐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只能根据病人不断地呼喊，痛啊，痛啊，而称其为痛痛病。
直到30年后，日本医学界才发现痛痛病的缘由，原来在日本明治时期，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神通川上游建了一个铅锌矿厂，在铅锌矿石中含有一种叫镉的金属，这个工厂在洗矿石时，将含有镉的大量废水直接排入神通川，使河水遭到严重的污染，河两岸的稻田用这种被污染的河水灌溉，生产出来的稻米成为镉米，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人们的慢性镉中毒。后来日本痛痛病患区已远远超过神通川，向其他流域蔓延。
1961年，富山县成立了富山县吴地方特殊病对策委员会，开始了国家级的调查研究，12年后，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胜诉。事实上日本在上个世纪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也随之泛滥成灾，除了痛痛病外，水病、四日市哮喘病等四大工业病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日本的工业发展虽然使经济获利不匪，但难以挽回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贻害无穷的公害病使日本政府与企业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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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痛痛病为例，判决生效后的20年，被告公司对受害者的赔偿为7.43亿日元。对农业损失的赔偿为17.5亿日元。此外，为减少河流受进一步污染，政府每年投入6.2亿日元。
如今，与日本一海之隔的我们，正走在日本曾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上，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据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达到2830亿元人民币。
广东韶关大宝山矿区从1970年开采至今，水土流失严重，其中含镉、铅致癌元素。位于大宝山矿附近的上坝村，人口3000多人，从1987年至2005年，已有250余人死于癌症，近四年来，上坝村仍每年有10人死于癌症的。
从2009年4月23日起，吉林化纤厂一千多人出现头晕、呕吐、手脚发麻、嗓子发干等“中毒”症状，事后安监总局证实，附近生产苯胺的康奈尔化工发生泄漏事故。
2009年6月，山东东明县有关甲状腺病高发引起恐慌，当地居民怀疑是环境污染严重所致，东明县是化工大县，境内大大小小的化工企业多达30家。
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80%以上的家庭从事废旧电子电器及塑料拆解加工。由于采用露天焚烧，强酸浸泡等，原始落后方式提取贵金属，随意排放废气、废液、废渣，当地污染严重，当地所有河水，早已无法饮用，很多民工都感染了皮肤病，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或消化系统等疾病。
看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这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我不知道岩松你从历史的经验教训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刚才我从短片里面注意到一个数字，就是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企业20年一直在赔，而且是巨额的赔偿，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启发？
白岩松：在日本因为造成污染的是一家大企业，所以通过漫长的诉讼，在50年代初的问题的时候，从70年代开始诉讼，漫长的诉讼，最后他一下要赔5700万日元。但是当我们现在面对今天具体的案例情况下的时候，这个不算太大的小企业已经永久关闭了，只能是政府买单，我说政府这冤大头够大的，但是你仔细又一想的话也不冤，因为如果你当初要是监督有力的话，会出现最后去买单的情况吗？
我在这儿要讲一个13年前的例子，当初我去采访淮河水，当时在河南的周口市采访莲花味精厂，那么莲花味精厂是一个外在感觉治理得真好，它的厂长李怀清可以拿治理完的水喝一口，名字也好，李怀清，人大代表。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很快发现了在他给摄像机拍的排污口之外，另外还有偷偷排的污水，我们就把偷偷排放的地方用矿泉水瓶装了水带过去，到办公室采访他，他在那儿跟我说我都能喝怎么怎么的，这个时候我从包里一下子把这个瓶子拿出来放在了他面前，他一下子闭嘴了。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呢？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一个摄制组，到了那儿之后都能迅速地找到那个偷排的污口，当地的环保部门如果想找的话，岂不更容易。那好了，你仔细地一想，他为什么不找呢？第一个，不愿意找，第二个，也不想找，为什么不想找呢？不想找的原因就是这家企业在当地的GDP占的含量太大了，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包括社会稳定等等很多因素在里面。恐怕我今天还要加上一个，还有一个是不能，现在在全国很多各地，什么意思不能呢？表面上嘴上都在说环境很重要，但是环保部门真到要下决心痛下杀手的时候，它的能力又很微弱，你看今年湖南省4月份的时候，连湖南省的环保局局长都希望湖南的环保局能升格，在省里头，我觉得潜台词的背后就是在当地环保即使发现了问题，执法能力上，在现存的环境中也很弱，在不是一个湖南的问题，全国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主持人：当我们返过头来看举报了五年的事件的时候，最终这几天稀里哗啦就得到解决了。我们可以看，五年了，村民一层层的举报，都是向环保部门进行举报，在框架内进行解决，希望这样。但是最后还是通过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用一种来吸引别人注意力的方式得到解决的，你觉得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白岩松：我觉得首先这次能够最后快速的得以解决，真是让我们很担心的一种局面，大家也都在议论，当事一下子闹成了这样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重视度也就增加了，否则也不会有7月31日长沙市委书记亲自到现场，之后你发现，你看这两天解决的速度之快，买单的力度之大，都解决了。就会让很多人去想，我们是不是也该这么做，才能把问题得以解决，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模式。如果我们能更主动地去解决，成本会低得多。尤其这次我们别忘了，还付出另外的成本，那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的成本，那也需要很多年才能够去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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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觉得要有新的渠道，我觉得媒体监督的常态化，另外法律的途径等等，很多因素共同行使起来之后，恐怕就不至于说我只能找一个门，这个门不帮我解决，我就解决不了，如果解决问题的通道很多，并且都能形成有效，监督形成合力的话，这可是十七大报告里明确强调的，要把监督形成合力，一旦形成合力的话，此路不通，另一个路是通的，这块不亮，另一个地方是能亮的，所以总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的教授王灿法，王教授。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你好。
主持人：刚才我们在演播室里说到一个对环境污染的事件，各方面形成一种合力，站在您这个《环境法》的角度来看，哪些方面都应该共同参与进来？
王灿发：这个案件反映了当地的环保部门监管不利，像这样造成大面积的人群受害，而且时间这样长，如果环保部门稍微履行点职责的话，也不至于这样。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这件污染事件已经造成了几个人因为受到了重读的污染而死亡，像这种事件发生之后，仅仅把两个环保官员撤下就完了吗？
王灿发：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什么呢？像这样的一个企业，按照原来《环保法》的规定，它要建的时候就要做环境影响评价，还有按照“三同时”来进行建设，这些手续做了没有，如果环保部门没这么做，后边有没有政府在后边有干预，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应该查的。
主持人：另外王教授，国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用到一种叫公益诉讼，在我们国家，这个是不是可行？
王灿发：公益诉讼现在在中国已经被披露好多年，但是真正提起公益诉讼的很少，有的说是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有的说是最近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两个公益诉讼。但是由于目前《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规定，非直接厉害关系人向法院起诉污染者和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所以公益诉讼提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主持人：好，谢谢王教授。
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应当关注，当这样的环保事件还是发生的时候，怎么能够追究相应人的责任？
白岩松：其实刚才你之所以问到公益诉讼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先例，广州有一个区的检察院，最后以原告的方式，起诉了一家污染企业，检察院，这几乎是没有先例的，最后果真告倒了这家污染企业，但是它毕竟还是太少，也需要我们的法律相关的去解决。
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有两个要点我觉得是要放在这儿的，第一个，我们应该让我们真正的环境监测部门日日监测，扮演老百姓的眼睛，而不能让老百姓的身体作为监测部门的一台仪器去运转，最后是通过老百姓身体出现了问题，检测出环境有问题。
主持人：但这件事情是眼睛还在，但是被布蒙上了，你怎么办？
白岩松：接下来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强调在环境方面，随着各地意识的增长，一票否决，而且在法律上要赋予他这方面的执法能力。
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政府不能再有侥幸心理，当他在有苗头就能够治理的时候，就要尽早地治理，否则将来后患无穷，你要买更大的单，而且丢失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从形象到具体的这种财政。而且很难的时间能够弥补回来，更不要说被镉污染，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有的时候需要20年，甚至30年，不断地耕种，不断地销毁，不断地耕种，不断地销毁，最后才能复耕，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
主持人：你看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的时候企业的利益和政府追求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吻合的。
白岩松：所以我觉得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了，否则就不会由又快又好，现在变成了又好又快放在前面，而且很多地方都在提环境的一票否决制。你要知道要长期监测，企业一开始为了自己能够生产，当然要蒙你，一定要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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