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已悄然流逝，成为昨天。300多天的记忆有欢笑、有悲伤、有感动，但更有一种情绪挥之不去，细细想来，应该是许久没有了的“触动”。

　　“邱兴华”这个名字在2006年7月16日以前，没有人会留意。但这一天之后，全国的老百姓都想知道，这个人心中究竟有多大的仇恨让他在一夜之间残忍地杀害了10个人。

　　我作为专题栏目的记者，参与了“邱兴华事件”的新闻报道。从北京坐火车到达邱兴华的老家陕西省安康市，当地政府要求所有媒体必须到市委宣传部登记，所以一下车直奔市委宣传部。一进宣传部大门，一种“衙门”的强烈感觉迎面而来。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眼皮不抬地打着官腔，一副我是老大我说了算的劲头。费了好半天的劲，终于证实了我们的身份，登了记。

　　下午，想买份安康日报，看看当地老百姓对邱兴华杀人事件的看法，跑了两条街都没找到一个报刊亭，最后买到的还是两天前的陕西省报。上午在宣传部的登记和下午的买报纸两件小事，我仿佛渐渐嗅到这次新闻事件的一丝边缘的、难以言表的原因。

　　第二天的天气十分配合我的情绪，阴雨。我和同事租了辆车，准备摸索着到邱兴华的老家去采访，看看乡亲们眼中的邱兴华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车一路开着，雨也一直下着。因为路不熟，停停走走，一路打听着，雨越下越大。七十多公里坑坑洼洼柏油路和四十多公里盘山路之后，终于可以遥望邱兴华老家所在的“一心村”了。说是遥望是因为我们在“一心村”的对面，中间隔着奔流的汉江，这里就是我们常说的“汉江之边”，景色秀丽。

　　我们不得已舍弃了汽车，从公路上旁边的羊肠小道慢慢地下到江边上。这条羊肠小道，就是鲁迅先生笔下那种“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路。雨很大，路面又湿又滑，还很陡。我们抱着摄像机，背着三脚架，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地来到江边，招呼了很久终于对岸有个老乡听到，摆船载我们过江。

　　坐上摆渡船，才有机会静下心审视眼前这个静谧的小山村。村子就是全中国到处可见的那种，人很少，农户分散在大山之间，两家打招呼得相互喊着才能听见。进了村，村民们对我们的来意很明白，他们笑着说前两天也有京城的记者来村里。当问起邱兴华时，村民都摇头，觉得他不可能杀那么多人，说他为人不好老是借钱不还，但也不招人恨。村民认为邱兴华是远近乡里的能人，会修柴油机和雕刻印章，这在当地都能谋生。村民们对邱兴华将要被审判，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同情，都打听能不能看到法院审理邱兴华的过程。

　　村民住的基本上都是土房子，生活水平显而易见。出行必须先坐船过江，所有的生活用品必须到江对面的镇上去买。村民对外面的事了解得很少，假如不是这次案件可能一辈子他们都见不到小镇以外的人。邱兴华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地方，而这种地方在我国不计其数的茫茫大山之间，不知又有多少。

　　公开审理邱兴华的日子到了。安康市民早早涌到法院门口，但无一例外地被挡在大门外。一百多人的审判大厅，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被害人家属，当然更没有邱兴华的家人。除了媒体记者，全部是当地“公、检、法”工作人员。整个庭审在有纪律、有组织、且严肃的状态结束了。

　　这就是我采访“邱兴华事件”的一些感触，此外还有安康市广播局对此新闻的大惊小怪、人前人后两张皮，安康市电视台的莫名其妙、缺乏职业精神、没有诚信。也许，这些都是表象，我没有看到深层次的东西。但有一种直觉，我相信是准确的：安康就像我心头的一根刺，难受。这就是发生邱兴华杀人惨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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