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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他远赴非洲，用镜头纪录坦赞铁路的艰苦建设历史
董倩：为什么还要派一支纪录片的队伍去拍呢？
王瑜本：去拍电影是周总理下的命令
董倩：最难的是在哪个阶段？
王瑜本：烂泥塘那个姆马段最难。
建设6年，拍摄6年，他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王瑜本：这说句不吉利的话，那公墓我都选好我自己的坑儿了。
董倩：这个技术靠谱不靠谱？
王瑜本：技术靠谱，就是安全系数太少了，我们差一点让高射炮给打下来。
面对面董倩专访纪录电影《友谊之路》导演王瑜本，正在播出。（本周六晚8：15播出，敬请收看）
人物档案：
王瑜本 80岁 山东人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高级记者 导演 摄影师
主要作品有《百万雄师下江南》、《友谊之路》、《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人民在战斗》等。
董倩：2月15号，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专门来到援坦专家公墓，去凭吊那些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修建坦赞铁路而牺牲的中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是这个公墓建成三十七年以来，第一次接受国家主席的凭吊，这也就把我们的思路带回到了那段历史，坦赞铁路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援外建设项目，被称作是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这段历史也被拍成了纪录片，名字叫做《友谊之路》，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家里，他叫王瑜本，我们听听王导演给我们介绍这段历史。
这部完成于1977年的纪录片《友谊之路》，相信40岁以上的人都会很熟悉，它记录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全过程，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摄影师王瑜本用6年的时间，在胶片上凝固了这段见证中非友谊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可走进王瑜本的家，这个14平方米的狭小客厅里，仍然充满了非洲的记忆。
董倩：极具非洲特色的一个装饰画，当年您带回来的？
王瑜本：对。我修坦赞铁路的时候。
董倩：七十年代时候。
王瑜本：对，七十年代带回来的。这是赞比亚很有名的。
董倩：这是什么质地？
王瑜本：这叫铜画。
董倩：铜做的？
王瑜本：用铜板做的，完全手工把它敲出来的。
董倩：那挂这儿三十多年了？
王瑜本：三十多年了，这个很有纪念意义的。
董倩：我看您这儿有很多带有非洲特色的东西，这都是当时您带回来的吗，还是后来渐渐收集起来的？
王瑜本：不是，都是在坦桑尼亚朋友送的。
董倩：这个是当年的照片？
董倩：什么时候的照片？
王瑜本：71年，71年在修坦赞铁路的时候。
董倩：您当时年纪轻的时候很帅。
董倩：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这条新闻，就是胡锦涛主席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特别到援坦专家公墓去凭吊，您看这条新闻了？
王瑜本：看了。
董倩：您当时看的时候什么感受？
王瑜本：我每天都看。
董倩：这条新闻跟您毕竟有某种联系，您什么感觉？
王瑜本：很有联系，这说句不吉利的话，那公墓我都选好我自己的坑儿了。
董倩：为什么？
王瑜本：因为这个铁路总长度一千八百六十多公里，我们摄制组每天都在那个线路上跑，应该说坦赞铁路跑路线最多的是运输队，咱们汽车的运输队，除了他们以外，就是我们摄制组跑得最多了。
王瑜本：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出事故
董倩：干新闻的，就是拍这条铁路也容易出事故，为什么？
王瑜本：那当然了，因为你总是在路上跑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撞车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翻车啊，所以那个坦赞铁路，咱们牺牲了六十四，还是六十几我记不太清楚了，大部分死在交通事故，真正病死的，或者死在施工现场的，这个人是比较少数的。
王瑜本：我们从达拉斯萨达姆（音）开始，到赞比亚的卡比利亚伯希（音），这个路线我们每个月都要跑一个来回，所以你在路上时间很长，你很难说什么时候就发生。
董倩：路况怎么样？
王瑜本：路况，它的高速路比较窄，双车道的，关键是车开得特别快。
董倩：谁开车，当地人司机？
王瑜本：当地人司机，因为一跑，跑比较长的时间，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跑比较长时间，司机一个人很辛苦
著名的坦赞铁路是1970年开始动工的，但说起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1965年。当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已经独立，但是赞比亚周围的国家还在殖民主义统治之中，他们控制着出海口，赞比亚盛产的铜是国家的经济支柱，但却无法运送出去开展贸易，只有通过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港口出海。而一旦赞比亚的贸易展开，坦桑尼亚的经济也会被带动起来。于是两国萌生了修建一条铁路的想法。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先后向世界银行和一些国家求助，都遭到了拒绝。1965年，尼雷尔总统访问中国，他深知中国当时也不富裕，直到后来才心怀忐忑地提出援助修建坦赞铁路的请求，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提出要求派铁路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勘测，提出可行性报告。1967年9月5日，中、坦、赞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修建坦桑尼亚到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协定规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贷款，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和维修，并帮助培训技术人员。
王瑜本：从68年，68年到70年，经过勘探、设计两年时间勘探设计，制订了方案，当时中国政府要求就是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从1970年的10月26，在坦桑尼亚，10月28在赞比亚，因为两个国家的铁路，所以在两个国家分别举行了开工典礼，经过五年八个月的施工，计划六年，提前四个月，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坦赞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应该说在非洲，甚至在世界都影响非常大的，我们在那儿工作的时候，非洲人特别是坦桑尼亚，赞比亚人见了我们都，见了中国人就喊“亲呢、亲呢”（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新的语言（音）就是“中国、中国”。
董倩：王老，当年修坦赞铁路的时候，我们去派工人、工程师去修，为什么还要派一支纪录片的队伍去拍呢？
王瑜本：当时因为这个工程特别大，去拍电影是周总理下的命令，那个时候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国家应该说那时候很不富裕的，我们经济不富裕，我们技术也不是很先进的，这个工程大，所以投资相当大的，投资可能人民币十几个亿，对我们来说那是建国以后，对外援助最大的项目，所以总理就决定要拍纪录片，把它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历史资料把它记录下来。
董倩：您是怎么被选上拍这部纪录片的？
王瑜本：那时候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该说当时派到我们厂的军宣队是8341部队。/我是属于保守派的，我是属于被打倒那个行列里面的人，造反派就把我们这帮人就夺权了，夺我们的工作权利，不让我们工作。8341来了以后，他们就说这帮人/特反动，其中就有两个人，一个是比较老的同志，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再一个我，我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说这两个人特别顽固，那么军代表就把我们档案调去看了，一看说这两个人没什么问题啊
董倩：那后来您是什么时候得知自己被选上了？
王瑜本：那是70年
董倩：谁通知的您？
王瑜本：军代表。
董倩：您知道这个消息，您当时什么心情，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
王瑜本：那求之不得啊，当时一般的像我们这帮人都在干校里劳动。
董倩：您对坦赞铁路这个援建项目有没有了解？
王瑜本：接受任务以后，我就开始接触它，我就采访，到铁路部采访，一采访说六年修成。
董倩：才知道这是个大任务？
王瑜本：而且中间还不能回来。要回来也就两年轮休一次。
董倩：那您还想去吗？
王瑜本：去，还得去，为什么去呢，我要不去就到干校去，总比在干校要好得多。那个时候老实说，让你出国那是组织上对你绝大的信任，不要说让你出国，就从干校里把你调回来到单位参加工作、生产，让你搞片子，那都是了不得的事儿。
董倩：那您什么时候出发的？
王瑜本：我回来以后经过采访、准备，也就个把月就出发了。/70年7月份出发的好像。
董倩：没有人送您？
王瑜本：没有。
董倩：就自己那么走了。
王瑜本：自己走。
董倩：当年您多大岁数？
王瑜本：当年我，四十岁。
董倩：几个孩子？
王瑜本：我那时候三个孩子。
董倩：都多大，大的多大？
王瑜本：大的比较大了，我那时候小的也就是四、五个月。
董倩：就走了？
王瑜本：四、五个月，我看啊，四个月，四个月，我老伴儿产假刚满，就让到干校去插秧去。
董倩：那您这一走就是最起码两年的时间，才能回来。
王瑜本：最起码两年。
董倩：跟多少人一起去的，怎么去的？
王瑜本：我去，我们本来可以坐飞机去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携带的器材特别多。
董倩：有几个人这摄制组？
王瑜本：开始两个，后来人员不够又增加了一个，三个，因为我们带的器材比较多，摄影机带了两台，胶片带了几箱，还有照明器材，坐飞机费用太高了，太高我们就考虑尽量给国家省点钱，我们就和工人，筑路工人一起坐，当时叫光华轮（音），万吨客轮，坐七、八百人。
董倩：从哪儿出发的？
王瑜本：从广州，从广州出发。
董倩：七、八百的修路工人。
王瑜本：修路工人。
董倩：里面有工程师吗？
王瑜本：有。
董倩：也就是说大家伙一起出发？
王瑜本：也有干部，也有工程师。
董倩：在路上走了多久？
王瑜本：二十几天。
董倩：在船上，走了二十几天。
王瑜本：走了二十几天。
董倩：那这个过程中您也要拍摄记录。
王瑜本：也拍了，拍了工人在船上生活、娱乐，都拍了一些。
董倩：您这一路上，跟这个庞大的队伍应该渐渐地就深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了，渐渐地对这些工人、工程师就开始有了解了？这一路上有什么让您难忘的事情吗？
王瑜本：最难忘的就是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应该说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董倩：晕船？
王瑜本：没坐过万吨客轮，更没有出过国。不适应海上的航行，所以晕船，呕吐，挺痛苦的。
董倩：我听您介绍说是路上，脑袋上不断飞着美国飞机那是怎么回事？
瑜本：那是经过，在公海，经过越南附近的北部湾，北部湾美国划一个禁飞区和禁航区，好像他说了算似的，这个就是他非法的，我们不承认这个，所以我们就从那儿照样通过
董倩：看到飞机当时心里有没有恐惧的感觉？
王瑜本：老实说不在乎，我们不在乎，我们中国人也不在乎的，因为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不远万里来到非洲援建，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环境？
修建坦赞铁路，建设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
《面对面》董倩专访记录电影《友谊之路》导演王瑜本，正在播出。
王瑜本1929年9月出生于山东龙口，曾作为摄影师赴前线参与了《百万雄师下江南》、《抗美援朝》等纪录片的拍摄。1957年他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毕业后，回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长期跟随拍摄周恩来总理的国事活动。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迫离开了摄影机。而坦赞铁路的修建改变了王瑜本的命运，在客轮上的他和同船的建设者们一样，充满了兴奋。
董倩：到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在哪儿上的岸？
王瑜本：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这个海港，这个海港靠首都还有几公里
董倩：看到的是什么？
王瑜本：下了船看到的就是大卡车，把他们拉到工棚去，完了在那儿干活干两年。
王瑜本：不经过城市。
董倩：直接就去工地了？
王瑜本：直接去工地了。
董倩：那也什么都没看到？
王瑜本：没进首都街里，没进城市。
董倩：您见到的第一个当地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形？
王瑜本：他们知道咱们是帮助他们修铁路的，
董倩：六、七百人的队伍去那儿以后，怎么安营扎寨，住的是什么条件？
王瑜本：住的条件，很简陋。
董倩：几个人一个屋？
王瑜本：一个屋？应该说几个人一个铺。都是帐篷，有的是帐篷，有的就是土坯。
董倩：就是瓜棚子。
王瑜本：就用树枝什么搭一个棚子，上面抹点泥巴就行了。
董倩：有墙吧？
王瑜本：墙啊就是篱笆，一米多高的篱笆。
董倩：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居住？
王瑜本：都一样。
董倩：即便你们作为比较特殊的一支小队伍，摄影师也是这样？
王瑜本：一样。
董倩：适应吗？
王瑜本：慢慢适应。
董倩：伙食呢？
王瑜本：伙食刚开始不行。开始都是国内运去的，国内运去的都是大米、白面，在海上要经过二十多天的航行，船上什么气候都有，刮风、下雨，受潮，到那儿又热，容易发霉，一发霉，这就做出了馒头和米饭就很难吃，但是你还得吃，你不能不吃，副食根本没有。
王瑜本：开始就是生活很艰苦，伙食，吃的，生活上叫三白，什么呢，白米、白面、白水。再撒点咸盐
董倩：一天三顿都是这样？
王瑜本：都是这样。后来国内给货轮运一些罐头咸菜什么的。
董倩：没有蔬菜、水果？
王瑜本：没有，那都烂了，到那儿不行。有时候在当地买点肉。
董倩：那他们当地人不吃蔬菜？
王瑜本：他们不吃，他们不吃蔬菜。
董倩：那像修铁路这是体力活，要各种营养补充，不吃蔬菜？
王瑜本：对不起，你各种营养得有条件啊，你没条件，你想营养也不行啊。
王瑜本：我出国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善良的谎言，这个就是，给他爹妈说我在这儿住的什么宾馆，吃的面包，怎么怎么好，怕家里担心。
王瑜本：后来，就是我们中国工人在当地托什么关系，弄的种子，蔬菜种子，养鸡、养猪，这样子，每一个单位都开始搞副业生产，有专人搞副业，这样子我们生活逐渐地得到改善。后来，就是说我们生活很好了，各种的牲畜都有了，伙食相当不错的了。
董倩：修建铁路的中方单位，当时由于处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他们有没有受到冲击
王瑜本：修铁路当时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没有解放。
王瑜本：政治上解放，当时副部长一级的、司局级的，包括处长一级的，干部绝大多数没有解放，比如说有的干部是周恩来总理指名要的，北京铁路局的局长党委书记叫赵文浦（音），他在干校放羊，把他要回来，到坦赞铁路去当副书记，当副组长去，就这样去的。
王瑜本：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
比如说咱们那个援外人员，从国内走胸前都戴个毛主席大像章，有戴一个，有戴两个的，老实说，应该内外有别，你在国内戴三个也没人管你，可是你在国外不行，要考虑到驻在国对你的看法和影响；我就跟铁路工作组的负责同志说，我说你看，都戴那么多像章不好。
王瑜本：他说不好说，我说你不好说我说，没下船以前我就说了，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哪儿的，我说我现在拍电影，我说咱们内外有别，这个电影将来要在世界范围内，那也是瞎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世界发行，我说在世界发行，要在国内怎么的也都行，世界发行这就考虑到影响，我说愿意上电影的，请你把像章摘下来，
董倩：后来呢？
王瑜本：后来都摘了，你看我的电影，我拍那么多片子，里面没有一个戴毛主席像章的。
董倩：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最后达成共识了？
王瑜本：他要上电影。
董倩：想让自己的娘看见。
王瑜本：对，很可能这样子，想让自己的家里人看看他，我在那儿老实说，在那儿没有极左思潮。
坦赞铁路开工于1970年10月，这条1860多公里的大干线要经过的地形相当复杂，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湍急的河流、流沙、沼泽等等，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经常出没，筑路者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王瑜本：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铁路大多数是经过原始森林，原始森林没有开发…
董倩：什么都有里头。
王瑜本：什么都有，要开发路面，开发路面要拓宽二十米到三十米这样的宽度，因为什么呢，二、三十米呢，因为树倒了以后，这个树不能轧到钢轨，所以要开比较宽阔的，那个树直径有的粗点的在一米多到两米那个大直径，一般小的有七、八十公分，它是原始森林，里面有很多毒蜂，野蜜蜂，我们都叫野蜜蜂，毒蜂，所以开辟路面的时候就把蜂窝给惊动了，我到那儿看选位置，我看下一次我拍哪棵树，推哪棵树，我选那个角度，结果一群蜂子就奔我来了，一点都不夸张，得有双人床那么大的面积一片蜂子把我盖上了
董倩：那蜇成什么样了？
王瑜本：蜇成很狼狈，我就趴在那儿了，卧倒，那树不是推了，有坑嘛，我就跳到坑里用那个浮土，就把头埋住，我就在那儿喊，旁边还有咱们的工人，还有我的摄影师，还有新华社记者，听着我喊，他一看，我被蜂子包围了，他们就来救我。救我的同志来一个蜇一个，所以挨蜇以后，别人就救他们，把蜂子就给分散了，那一片蜂子就分散了好多群。
王瑜本：后来我们就几个人，我和技术员小李我们两个就被送到医院去了，那个小伙子血压降得比我还低，于是就说先抢救他，完了再抢救我。抢救我完了以后，我总觉得头像木的，后来我们摄影师就拿镊子，就从我头上、脸上拔蜂子的尾巴，拔出60几个，60多个。
董倩：光是头？
王瑜本：哎，手上还不算，光是头，我那个摄影师和新华社记者，不是救我们去吗？他们也挨蜇了，他们蜇得比较少，但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个工人就拍他身上的蜂子，打蜂子，用衣服打，衣服里边有钥匙、有夹剪，就用这个打，因为他们单衣服，满身都青一块、紫一块的。
董倩：跟蜂没事，被打的。
王瑜本：都被打得够呛，新华社的记者把眼镜给跑丢了。我们在医院待了没几个钟头，后来又送来几个当地朋友来，非洲朋友。
董倩：也是被蜇的？
王瑜本：也是被蜇的，他为什么？一看蜂子那么多，他说这个树有蜂蜜，他就把那个树弄倒了以后掏蜂蜜，那个蜂子就把他们蜇了，他们掏出四桶蜂蜜来，你想这个蜂窝有多大。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鉴于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有些国家认为是不会修成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铁路工作组经过认真研讨，制定方案，展开了“502公里大会战”。一年之内就在原始森林、低洼地段建成了502公里的铁路，为继续修建余下的1300多公里创造了良好条件，节约了大量费用。而此后，建设者们遇到了这段铁路中最困难的一段。
董倩：这个修铁路是从两头往中间修，还是怎么捋着就这么？
王瑜本：不，先从达累斯萨拉姆修了五百零二公里，完了又修了一百五十七公里。这两段修完了以后，才从赞比亚开始修，/因为咱们器材、建筑材料用轮船运去的，用轮船运去以后，卸了船就装在火车上，装到咱们修的，已经修好的火车上运进去，/所以这样子就比较方便了。这两段修完了以后，赞比亚那段也开始修了，这两个国家又同时进行。
董倩：像修铁路用的这些铁轨，还有包括枕木，这些东西都是从当地去取材还是说从我们国内去运去？
王瑜本：国内运的。
董倩：那雇佣的是当地人还是我们自己带去的？
王瑜本：技术工人是我们。当地，雇佣当地工人。
董倩：我们也有一个教授的过程。
王瑜本：对。
董倩：这个过程在您的纪录片里都有纪录？
王瑜本：有，咱们很认真地教，非洲朋友对我们也特别感激，就是说我不单给他们修坦赞铁路，而且培养他们的技术人员。殖民主义他不教当地工人的，因为他要控制和垄断，所以他不教的。
董倩：您作为拍摄这部纪录片，全程拍摄，肯定知道这条铁路的修建有多难，当地的地质条件适不适合修这么一条铁路？
王瑜本：应该说坦赞铁路这条线路很复杂，有的地段应该说相当艰苦，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这条铁路呢，一，他不愿意出这么多的投资、资本，第二，他的确修造这铁路相当困难，其中有一段，我跟你讲，我们讲叫穆马段，什么叫姆马段，就是姆林巴到马坎巴科这一段，叫姆马段，这一段是一百五十七公里，/占全线的长度，/占百分之八点几，/再说它的土石方占20%。那个桥梁占百分之五十几，隧道占百分之九十几，所以主要的工程就集中在这一段。这一段为什么这么难修呢，要打隧道，隧道我们工人叫它烂隧道，烂，糜烂的烂，隧道应该说都是从山里掏洞子，把它打通，打洞子应该是石质比较坚固的好打，不塌方，不冒顶，/这很容易出事故，很容易伤人的，这是隧道，是叫烂隧道，路基叫烂路基，这两山，加一沟，这个沟里面都是烂泥塘，工人就在齐腰深的烂泥里面往外掏泥，这个泥掏不尽，只能掏出一部分来，后来就用圆木，就是原始森林不是有木头吗，用圆木垫到里面，在圆木上面筑路基相当艰苦的，非洲又特别热，蚊虫又多，那个工人整天在那个烂泥塘里泡着，有的皮肤都感染了，溃疡了，很遭罪的。
董倩：这是最难的这段吗？
王瑜本：最难的。
记者：你们拍摄当中的，拍的时候也很困难？
王瑜本：那拍，我们也得下去啊，你想拍劳动特写，近景那得下烂泥塘去，那老实说很苦的，很苦的。
王瑜本：隧道也是这样的，隧道你比如说流水，哗哗地流水，你穿着雨衣，戴着绝缘手套，隧道里面需要照明，那个电经过雨淋，里面水淋了以后就跑电，跑电了，所以我们摄影师，挨了好几次电击，有的时候把灯都击掉了，很危险，就是这样子，我们还得坚持，把工人这种克服困难，艰苦劳动的精神能表现出来，很难的。
坦赞铁路艰难延伸，摄制组艰苦拍摄
王瑜本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险境？
《面对面》董倩专访记录电影《友谊之路》导演王瑜本，正在播出。
就在坦赞铁路开工的第二年，1971年10月25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到远在非洲的坦赞铁路工地上，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就是著名的2758号决议。在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占了26个。在决议通过的时候，一边是一些国家的代表默不作声，另一边是非洲国家的代表跳起了欢乐的舞蹈。所以当时毛泽东主席风趣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个消息更加鼓舞了援建者们的干劲儿，王瑜本带领的摄制组的拍摄也越来越渐入佳境。
董倩：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您，影片里面有些航拍的镜头，航拍就得要飞机，这个飞机是哪儿提供的？
王瑜本：这个飞机是我们租的。
董倩：租的哪儿的？
王瑜本：坦桑尼亚的。
董倩：这个技术靠谱不靠谱？
王瑜本：技术靠谱，就是安全系数太少了，我们差一点让高射炮给打下来。
董倩：这怎么回事？
王瑜本：坦桑尼亚我跟你说，对咱们，包括赞比亚都是非常友好的，就是有的个别人工作不是那么认真的，航拍他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开始，/拍到烂泥塘那儿，姆马段，这一段工程比较集中、比较壮观，有桥梁、有隧道、有烂泥塘、曲线，很壮观的，很好看的，/咱们任何国家的首都都是禁飞区，我和我的摄影师就到坦桑尼亚总统府，找他办公厅主任去了，我们就给申请要航拍，为什么要航拍？他说你给我写个报告，我就给写了个报告，我写报告他也不懂，我也不会当地语言，我就写了中文，他也看不懂，他说中国人好说话，他就批准了
董倩：就是他也不知道您写什么，他就批准了？
王瑜本：对，就写的报告我要航拍什么，为什么航拍。完了他就批准了，批准了我就说明天十点钟起飞
董倩：这他得懂？
王瑜本：我有个翻译，10点钟我起飞，拍好了就一次，第一次拍不好，再飞第二次，11点再飞一次，他可以，他说我给你安排，你准时起飞。我们10点钟从达累斯萨拉姆那个首都机场起飞，但是飞机非要经过上空半径，从铁路的起点才能沿着线路走，这个飞机跑到首都上空了，防空部队一看，这是哪儿的飞机，这还了得吗？/我们飞机飞得很低，也就400、500公尺。
王瑜本：赶快集合，各就各位，准备好了，可是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飞远了，已经看不见了。在那儿等着，那天天气也好，气候也好，我们飞得很厉害，就没飞第二次，第二天防空部队的一个教官就到我们铁路工作组，就串门去，他是中国人，就说起来了，说昨天有个飞机差点给打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也不知道哪的一架飞机就飞上来了，等到集合以后他飞走了，再回来我们就开炮了，说那是我们的，他愣了，说怎么你们呢？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们呢？说我们跟总统府办公厅说了，归他们管。大概总统办公厅主任忘了，把这个事给忘了。
这件事王瑜本想起来很是后怕，可是不久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这一次更加凶险。
王瑜本：157公里那个地方烂泥塘，这段修完了以后，非常好看，这样拐过来，那么拐过来，像一条龙似的，我就向铁路工作组提出来，我说我要拍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很长，要拍两分钟，隧道相连，桥梁相连，一个镜头下来从桥进隧道，从隧道出来又上桥，又上了路基，弯弯曲曲的。铁路工作组就很支持我的工作，就给我挂了刚从国内运去了两节卧铺车厢，我们又可以在上面生活，连吃带住都可以的。
王瑜本：但是当时叫临时运营，没有正式运营，就是拉建筑材料，后来我第一次路过这儿，我觉得很好，完了以后我又把火车退回去，又从起点开始。我告诉下边起点的车站，我说我们没有到下边车站以前，你这个区间要封闭，不能放行，放行容易和我们撞车。后来他同意了，答应了，答应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个摄影师/后边就是火车的挂钩那个连接的地方，摄影机就支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个摄影师就上了机车车头，控制机车的速度。当时铁路工作组派了很有经验的一个司机来协调这个工作。后来我们这个火车就从起点开始走，上了还进了隧道，看到前面有个亮点，说快到隧道口了，见到亮了，等到再一走，对面又是个火车，那是火车照明灯，两个灯就对上了，这个时候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王瑜本：我那个摄影师就在车头那儿正看着摄影机，我一看车越来越近，我就把他一把拽起来，拽起来拉到卧铺那个人行道那儿，人行道是卧铺车在侧面，这时候两个车就撞上了，对面那个车就钻到我们客车的车底下去了，就把客车架起来了，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对面那个车拉的修铁路的预制块，预制水泥板，把我们那个客车给轧漏了，把那个墙都轧漏了，把三角架轧断了两条腿，那个摄影师我也不拽着，把他就轧上了，很危险的。
坦赞铁路编辑成片，竟在世界引起反响
友谊之路提前完工，但却留下一件憾事
《面对面》董倩专访记录电影《友谊之路》导演王瑜本，正在播出。
在拍摄坦赞铁路期间，1974年，王瑜本还拍摄了《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其中的这首主题歌曾风靡一时，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王瑜本：我们主要任务是完成坦赞铁路的，医疗队没有任何人给我交代这个任务。
董倩：是您自己要拍的？
王瑜本：对，你不能天天在铁路拍摄，也有空闲时间，空闲时间说咱们看看医疗队，医疗队在这儿很辛苦，后来我就到医疗队看了，医疗队的同志一见我们中国人，特亲切，/他们也是两年一换班，他见不到中国人，因为咱们医疗队去的地方都是很偏僻的乡村。
董倩：肯定是缺医少药的地方。
王瑜本：当地医生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咱们去了，他们工作条件相当艰苦的，手术台就在一个普通病房里边，有时候做手术没有电，用手电筒做手术灯，他们吃的蔬菜也是自己种的，喝的水应该说很不卫生的，都用漂白粉经过过滤才能用。后来我说这帮医生太高尚了，中国医生是了不得，我说咱们抽时间拍一部片子，
王瑜本：开始非洲人老实说，对我们是看不起的，觉得中国人不行，那时候外语都不行，你的医术能怎么样？后来有一次他们的院长主刀，给一个人要剖腹治病，他主刀，让咱们医生给当助手。后来他打开胸腔以后，他就不知道下一刀该怎么办了，这个打开以后你又不能晾着开讨论会，咱们的医生一看院长，咱们医生就说了，现在我主刀，你还在你的位置上，不换位，一换位就知道了，你还不行，你下来了，他应该站在助手的位置上。
王瑜本：咱们的大夫很熟练地就把手术给做完了，这个院长特别感谢咱们大夫，第一，手术很好，第二，保护了他的尊严，没让他丢面子，所以很好。
如果说坦赞铁路是一条看得见的友谊之路，那么中国医疗队铺就的，就是一条在中非人民心里的友谊之路。在上个世纪70年代，非洲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国外大陆，坦赞铁路更是举国皆知。
马季先生这段著名的相声《友谊颂》歌颂的就是援建坦赞铁路的故事，它也成为文革之后电台播出的第一段相声。而王瑜本的纪录片《坦赞铁路在建设中》也不断在电影院放映，让中国观众们对坦赞铁路的建设过程非常熟悉。
王瑜本：我都没想这个片子会产生这么大影响。
董倩：当时就是想把它拍好？
王瑜本：拍好，因为拍不好对不起修筑工人，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片子在国内放映，在青岛放映，一个老太太从来不看电影的，为什么不看电影？她舍不得花那点钱，她邻居看电影了，说大姐，我看电影看到你儿子了，那老太太说你在哪儿看到了？我在哪个哪个电影院去了，老太太跑电影院去了，买票去了，散场以后，人家都清场，散场以后清场，老太太不走，说你干嘛呢？我看我儿子，你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坦桑尼亚修铁路呢，又在那儿看了两场。
王瑜本：第二天还去看，看了以后人家说老太太，这个片子我们已经给下边县里去了，说哪个县？是哪个县，老太太买个汽车票又到县里去看了两天。
董倩：她这是看儿子，不是看……
王瑜本：看儿子，对，有两年时间，作为母亲来讲，作为子女来讲，应该说那种思念是很深的。
王瑜本每年都会回国10几天，冲洗胶片，编辑片子，分别制作了5部20分钟的《坦赞铁路在建设中》，1974年，邓小平把其中的一部带到了联大特别会议上，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对非洲人民无私的援助，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勘测到建成，历经8年的艰苦奋战，1976年7月14日，坦赞铁路提前建成通车，中坦赞三国举行了移交仪式。
董倩：当时您看到移交仪式上，看到坦桑尼亚还有赞比亚，他们这两个国家，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王瑜本：在移交应该说反正大伙就欢呼，比较热烈，欢呼、友好，这是一种仪式。
董倩：当时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您从一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就和周总理一起，到最后周总理没有看到这个移交仪式，你心里是什么心情？
王瑜本：本来达累斯萨拉姆那个火车站墙上留了一块地方，准备立一块碑，就讲坦赞铁路，当时估计周总理能去，就留那么一块地方，结果周总理没去，也就没刻，这是很大的遗憾。
回国以后，1977年，王瑜本将坦赞铁路的5部短片精心编辑成一部70分钟的长纪录片，《友谊之路》，讲述了6年的艰苦历程。为援建坦赞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９．８８亿元人民币，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１００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５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１万６千人。在修建过程中，中方有６5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董倩：七十年代，1976年您回来的，回来以后再去过非洲没有？
王瑜本：去过。
董倩：因为您跟这条铁路拍了六年，对它怎么也得有感情，后来有没有再去看过这个？
王瑜本：去了。
王瑜本：去坦桑尼亚铁路，原来住过的地方，和机车测量厂，包括在墓地我都去了，一到那儿一看，我留那个坑还在那儿待着。
董倩：您本来是想自己要是万一希望不大，就
王瑜本：留了三个坑，我们三个人。
20多年来，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铁路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如今30年过去了，已经享受多年退休闲适生活的王瑜本仍然关心着他曾经战斗过6年的地方，不仅因为他见证了坦赞铁路的建设历史，还因为正是坦赞铁路让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再次拿起了摄影机，在消沉中重新燃起希望，继续追求他的理想。
董倩：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到坦桑尼亚的时候，热情坦桑尼亚人民，就把圣火传递的起点设在了坦赞铁路的起点，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这个举动意义深远，因为它表达了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这段历史渐行渐远，但是两国人民的友谊却仍在继续，作为这部纪录片的导演，王瑜本为自己拍摄并且见证这段历史而深感欣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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