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吴天明 69岁 陕西人 导演 1983年10月—1989年3月  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董倩串场1：
这部《红高梁》，大概是我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最浓墨重彩、回肠荡气的一段记忆。记得当年放映这部电影的时候，电影院门口的宣传海报上写着西柏林金熊奖获奖影片，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才知道柏林国际电影节，知道金熊奖，知道这是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今天回过头来看，《红高粱》和之前吴天明导演的电影《老井》在国际电影节上的获奖，算得上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标志。当年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的崛起，也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土壤。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尝试着开掘这片诞生中国新电影的试验田，推进电影领域改革，力度最大的当属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

董倩串场2：
采访前研究吴天明的资料，我面前呈现的是一位敢想敢干的改革先行者的形象，我很想知道他当年的勇气从何而来。如今这位已经69岁的老人，又会怎样回忆那个风华正茂锐气十足的年代？
    记者：我看资料知道您是1983年的10月8号，当时是被陕西省委组织部宣布成为，西影厂的厂长，/ 当时您的身份就是一个导演，在厂长之前？
    吴天明：对，/省委在西影厂搞过几次民意测验，党员干部里头，什么群众的，搞过几次民意测验，就说是叫大家推荐，厂长人选，后来我才听说我的票数大概比较多，有一次一个宣传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朋友，跟我聊天，开玩笑一样说，说天明，如果省上让你当西影的艺术副厂长，你干不干？我说，艺术副厂长不干，要当当一把手。
    记者：为什么？
    吴天明：因为中国，一把手说了算对不对，咱（当时）这个法制又不健全，基本上还是一个人治嘛。
    记者：一把手是说了算，但是您是导演出身，您要是一把手说了算，那就很多婆婆妈妈其他的事情，你可能拍电影就会受到影响，那当艺术的副厂长不是正好吗？
    吴天明：没有意思嘛，艺术副厂长有啥意思，你说话又不算话，你想做点什么事情，想倡导点什么事情，禁止点什么事情，你说话不顶用嘛，
    吴天明：我是有心想把西影厂往好的搞，叫西影厂能够拍几部好电影出来，因为在这之前有很多感受，/过去西影厂，谁都不知道西影厂，还有西安电影制片厂，虽然我们也拍了几部电影，我说有一次我在北京去出差，在王府井，当时叫东安市场，一个文具柜台上我买了点笔墨纸张，我说开个发票，姑娘说开哪，我说西影，人家说啥西影，我说西安电影制片厂。那个姑娘说，西安还有个电影制片厂。
   
董倩串场3：
吴天明20岁就进了西影厂演员剧团，先是作演员，后来开始学习导演，曾经师从著名导演崔嵬。80年代初他导演的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和《人生》获得了很大成功。当时我看《人生》的时候刚上初中，至今还记得其中的高加林和刘巧珍。1983年，吴天明被任命为厂长的时候43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电影制片厂厂长。如此年轻，又是从一个普通导演直升为厂长，我想这应该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气象吧。
    记者：二十多年过去了。
    吴天明：部分的分镜头，就是部分的分镜头，在现场的时候，我说了以后，场记写的。
    记者：这个是什么，这怎么是全英文的，这是到外国去推荐？
    吴天明：你知不知道，《人生》是第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候选影片。
    记者：真的，哪一年的事？
    吴天明：这有，有奥斯卡，当时电影局有一个文件，当年中国选送去参加奥斯卡外语片的竞争，《人生》是进了五部，奥斯卡五部外语片提名嘛，最后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希腊的一个电影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外语片。
    记者：这是历史。
    吴天明：对，因为电影艺术，博物馆，不是新建起来嘛，他们缺这些材料，准备给他们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记者：那当一把手您想改变什么，您想做什么事，想对什么事说了算？
    吴天明：就是一心想把这个厂搞上去，想拍一些好电影出来。/但是当时是心里头没底，想是想，没底，宣布了以后，当时我在银川，当时《人生》这个作家路遥也在那个地方，有一天晚上我就跟路遥在那聊天，我说路遥，这个厂长咋当啊，咱没当过这么大的官啊，那西影厂一千七八百人，连家属六七千人，我说这咋领导呢，这个，路遥说，这好当得很，你就回去一个月不要说话，你晚上拍戏，进棚拍内景嘛，上午睡觉，下午各个部门开会，给你汇报工作，然后晚上拍戏，你一句话不要讲。
    记者：装深沉。
    吴天明：就说，路遥，其实他想了解情况，你就不说话，所以你弄上一个月，他都得把你叫厂长了。
    记者：摸不清你的底细。
    吴天明：后来你看路遥说那个话以后我回来我就真这么做，晚上在棚里头拍戏，上午睡觉，然后下午就开会，一个车间一个部分。
    记者：真一句话不说？
    吴天明：不说，那真是不能说，我是爱说话的人。
    记者：那多难啊，这一个月。
    吴天明：忍着嘛，那就听情况嘛，各个车间汇报，你们车间，你认为车间存在啥问题。你打算怎么办，今后怎么解决，有什么想法，
    记者：那个时候您摸到的情况，这一个月下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摊子，整个的西影厂？
    吴天明：就是在制片厂里头也是一个老大难，积压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职工有很多意见，
    记者：什么积压的问题？
    吴天明：积压了很多问题，很多人的，有的有冤案，不给人家平反，有的是长期以来老婆就调不到跟前来，这是很重要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或者是一些技术人员，业务人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拖了多少年，两地分居，家里过的就不像个家，类似像这样一些问题，积压了很多，/   
    吴天明：我是想的，主要是想业务，电影怎么弄，结果堆积的那些都是这些一些问题，怎么弄，那我先扫清道路吧，所以后来第一次常务会，我组织第一次常务会，解决了14个老大难问题，两个多小时，做决定。
    记者：有多少人参加了常务会？
    吴天明：十几个人啊，党委书记，当时一个老同志是党委书记，副书记好几个。
    记者：怎么可能说是两个小时就解决了积压多少年的14个问题？
    吴天明：那你这就得有一点，就得敢啊。
    记者：什么叫敢？
    吴天明：好多问题，比如说堆压在那的问题，多少年，没有人作主，没有人敢说行，或者不行。
    记者：为什么你敢？
    吴天明：那这个问题堆了那么长时间，了解一下没有啥大问题嘛，那就解决嘛，拍，把这个板就拍，一拍两个多小时，拍了14个问题。
    记者：我觉得是这样，之所以有些问题，它会常年积累，肯定有很多人事的关系错综复杂，那断案可是要得罪人的。
    吴天明：管不了这么多啊，一开始我还想解决个问题，谁高兴啊，谁不高兴啊，后来我发现，你怎么做，都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
    记者：您把人都得罪光了，你这厂长怎么当啊？
    吴天明：那没办法，省委宣传部告我的那个信，一箱子一箱子在那装着，你不做事情了，就没人告你了，对不对，那就做呗。我说先把这些老大难问题，咱先解决一批，第一次全厂会上，宣布了这些问题以后，哗，那群众，群情激奋，大家都高兴，但是当然也有人不高兴，那肯定的，无所谓了。
    吴天明：但是尽管是采取了很多这样一些措施，/很多干部不负责任，我举个例子，春节，那年春节，就是我上任以后几个月之后，两个多月以后，就是春节嘛，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楼有一个制片主任，姓毕，叫毕百超，他家在临潼，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后来到初二三，发现家里头被上头灌下那个屎尿把家里淹了，从门缝里头流出水，在院子里，楼道里头结成了冰，当时我走过去一看，怎么成这样了，后来我当时特别生气，我说西影厂怎么这么多干部都没人管？后来我就让同志，全厂五十多个中层干部，全部到场，厂领导也都来，五六十人，我就穿着皮鞋，我就叫行政科把那门开开，进去我就站屎尿堆，半尺多厚的那个屎尿屋子里头，进去我就站到那堆里头，我说所有人都进来，我说你们看看这屋子成啥了，这是我们的员工啊，我说西影厂共产党员都死完了吗，为什么没人管，行政处干吗的，水暖科你们干吗的，后来当时就宣布。
    记者：您就用这么凶的口气说的？
    吴天明：很凶，那太让人生气了，我说扣我一个月的工资，行政处长我扣你两个月的工资，水暖科长，扣你三个月的工资，今天之内把这个东西给我修好，楼上，六层楼，两家的灌下来，都灌到这个人的家里头来，你像这种事情没人管，那要我们这些人是干吗的！
董倩串场4：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算是吴天明烧的第一把火，老爷子今天说起这事来还能让我感受到他当年的魄力。不过他后来烧起的火那可是一把比一把大。
    吴天明：后来我就觉得说，干部，厂里头干部，老气横秋，不行，全厂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五十多岁，怎么干。
    记者：当时全国普遍是多少岁？
    吴天明：我没统计过，但是我觉得，你没有生气嘛，所以后来再开了个党委会，我说咱干部要调整，后来就在全厂大会上，我让党委书记宣布，全厂干部，这个会议就地免职。
    记者：所有的？
    吴天明：所有的，五十多个中层干部一律免职。
    记者：你跟人打招呼了没有？
    吴天明：没打招呼，然后我就宣布，新的车间的领导人，有的是带，老的带，过去还表现不错的一些老同志，还代理，回头我找着年轻的再说，有一些就直接就任命的是年轻的，所以这样一个会议以后，全厂的中层干部，平均年龄五十多岁，成了三十多岁了。
    记者：底下什么反应？
    吴天明：底下没反应，都愣了，一千多人，这怎么回事，大家都莫名其妙，这咋回事，

    记者：这主意，您琢磨了多长时间，琢磨出来的？
    吴天明：慢慢的琢磨出来，就是听汇报的时候，慢慢琢磨出来，这干部不行了。
    记者：提出咔碴，然后就都了了？
    吴天明：说不出来，颠三倒四的，有些胆小怕事的，一说话就说套话，在吴厂长的亲切关怀下，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我说你说啥呢，我啥时候关怀你了，不就是套话嘛，对不对，你像这些干部就僵化，你就没法弄了，所以后来这个是酝酿了一个多月，我就先每个车间，我就跟底下一些熟人的了解，这个车间谁表现不错，谁公认的，我说你们车间谁，哪一个人能当车间主任，那好多工人就说嘛，说了以后我就调查嘛，这些工作做了一个多月，把一些重要车间的底摸了一下，

记者：那你这属于是大手术，伤筋动骨型的大手术。
    吴天明：那你不这样做，厂里头就，它老是那个老牛拉破车，哼哼唧唧的。

    记者：任用容易，免可是难的。
    吴天明：很多那些老同志想不通啊，我咋了，我犯啥错误，没犯错误，都很好，没犯错误，我就是要把干部年轻化，刷新一下，
    记者：有没有想方设法报复你的？
    吴天明：后来积怨，后来积了很多怨，做事情你一定得罪了一些人，那肯定是得罪人，那告状不断，/

    记者：当时的陕西省文化厅，管你们的电影处，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吴天明：也不管，反正有人告状，有人告状他们一般也都不问，告的厉害了，把我叫去谈谈话，说这个事情怎么回事，我一解释也就过去了，/那么就说，干部先刷新了一下，这西影厂一下有生气了，那么再就是我们员工，包括干部的素质的问题，就得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就厂里头，一提出来，年轻人，谁愿意上大学，只要你考上了，带着工资，我给你报销路费，报销学费。这样一来，西影厂，后来一年多不到，半年多，有一百多年轻员工，上大学去了。
    吴天明：在厂里头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当时弄了好多个培训班，学这的，学那的，各种专业的培训班，反正大概一共有十几种，还有一种学英语的，我说将来咱要跟国外，跟香港、台湾要合拍片子，合拍片子，那些外国人来了，你俩一句英语也不懂，也不行啊，你起码得应付。
    吴天明：请老师来，我就坐到第一排，我就跟着大家一块学，ABCD我都不懂，当时。所以当时就是，西影厂掀起了一股学习的风气，这也是生气啊，就是厂里头就热气腾腾的了。

董倩串场5：
今天听起来吴天明做的这些事情，真有点混不吝的劲儿，可是上个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有句话很流行，叫“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知名度不亚于邓小平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那是1980年的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重要讲话中说的，“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要改革，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循，只能这样摸索前进。吴天明的改革也一样，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扫清障碍，拍出好电影。
    记者：把这些路障都扫干净之后，必须得考虑，
就是我要把西影厂往哪带，我将来拍什么片子？

    吴天明：西影厂拍啥，我当时《人生》在做后期，西影厂将来拍什么，西影厂的方向往哪走，不明白，糊里糊涂的，脑子里没有一个想法，所以后来我就从北京请了一批专家去，倪震啊，郑洞天啊，我就请了一批电影学院的教授，还有一些评论家，到西影，开了个研讨会，请他们出主意西影厂怎么办，《人生》的双片放了以后，在座谈会上，钟惦斐，钟老，看了《人生》以后他很激动，他说，他认为，像陕北这个包着白羊肚手巾的这种陕北老农，披着羊皮袄，拿着放羊铲的这种老农，陕北的农民，他的形象，不比拿破仑不威武，他说西影厂，你应该开掘西影厂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题材，他说，我就把这叫做中国的西部片，说你们西影厂，如果确定了你们的创作方向，你朝着这个方向，打出西影厂自己的特点来。这个话一下把我点明了，我们地处大西北，那我不把这个东西作为我片子的，西影厂的一个特点，那我这个厂我是乱打一气，什么都拍，没有重点，没有主攻方向，那肯定搞不好，
所以后来我们紧接着就研究西部片怎么拍，什么是西部片，这个跟美国的西部片完全是两码事情，反映中国大西北的，这块黄土高原上的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们人生的境遇，他们生活的状态，他们的生命状态，我说拍这种东西，那么怎么弄，怎么起步，西影厂的人，大部分是西安的人，是西北的人，但是也有很多创作人，是电影学院分来的，还有是调来的，根本不是西安人，西影厂还有很多老人，一百多人是长影调来的，建厂的时候，长影调来的，都不是西北人，那么你要拍这种西部片，你必须得培养你的创作人员，你的业务人员，对这块土地要了解，有感情，你不然怎么拍。

    记者：来得及培养吗？
    吴天明：那你来不及，也得培养啊，除了那些人去上大学以外，我们主创人员，我们每年组织一次到两次，去采风活动，比如说七八个人，弄一辆面包车，跟一个制片，/然后一路上走，沿着黄河一路上，到各个农村里去采风、访问，听农民讲故事。就是了解风俗人情，这样的话，包括搜集音乐创作人，去搜集民歌，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一年搞一两次，弄了两三年以后，大家对这种题材，都感兴趣了，都有感情了。/另外就是创作人员不够，我借力嘛，我西影厂创作力量薄弱，我从外头借嘛，你比如说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后来夏钢，孙周，等等这些，这些人，人家别的厂已经把他培养出来，有了苗头了，一看这有才华的人，那我干吗不用啊，请来。

董倩串场6：
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把镜头拉出来，回顾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文化，尤其是电影界的全景。用现在的话说，我属于70后，80年代留在我的成长记忆里的，是一个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而且总能给人以激动兴奋的年代。我们开始听到流行歌曲，看港台电视剧，有人穿上了喇叭裤，戴上了蛤蟆镜。记得1984年的时候，我爸爸出国给我带回来一瓶可口可乐，我如获至宝，珍藏了很长时间都舍不得喝，后来里面的气儿都跑光了。那一年我还拥有了第一条斜裙，在同学面前美的不得了。而就在这两年，电影界也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北京电影学院招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了，这就是著名的78班，都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人物。毕业两年之后，他们其中的4人，张军钊、张艺谋、何群、肖飞拍出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一个和八个》，这后来被称为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从此，第五代导演在电影舞台上崭露头角。

    吴天明：我怎么认识的张艺谋，张艺谋、陈凯歌、何群这三个人，是在我拍《人生》外景地，有一天他们三个人拄着拐棍来了，说是《黄土地》采景，采《黄土地》的景呢，外景呢，没钱了，我在米脂县，我们摄制组有一天下午，人家来了，还没吃饭，说饿得不行，赶快先吃饭，吃了饭是怎么回事，说没钱了，借点钱，采景。
    记者：认识吗？
    吴天明：不认识，说这谁谁，过去光听说过，但是都不熟。
    记者：他们当时有名吗？

    吴天明：在这之前，他们拍了《一个和八个》嘛，《一个和八个》就知道张艺谋，/陈凯歌，说陈怀恺的儿子嘛，那陈怀恺我熟悉啊，陈怀恺，我是跟崔嵬老师学习的时候，陈怀恺跟崔嵬是联合导演。/
    吴天明：我就那行，借了我不记得是两千还是三千块钱，那很多了，从摄制组拿出来给他，然后我又把摄制组一辆吉普车，把司机给他们，开出去用去，去了一个多星期，就这样，认识了他们几个。后来准备，我当厂长两年以后，要拍《老井》，有一次在电影局，我院子里碰见张艺谋了，我说张艺谋，我下来要拍一个电影，你来给我当摄影怎么样？没问题，他当时大概也没啥事做，来。
    记者：他当时的归属算是哪呢？
    吴天明：他是广西厂的，他是广西厂的摄影师。
    吴天明：张艺谋说，那我给厂里打个招呼，给厂里去，说下去就说下去了，也没有那么严格，所以来了以后，后来不是又让张艺谋，演了《老井》的男主角嘛，这样一来就对张艺谋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了，这个人的那种创作状态，精神状态，艺术水平，基本上了解了。

董倩串场7：（此处贴书画面、张艺谋在《老井》中的画面、获奖画面。）
吴天明说起当年这些事情的时候轻描淡写，但实际上意义非常重大。我手里这本《电光幻影100年》，是法国老牌电影杂志《电影手册》为纪念电影诞生100年编辑的。选取了世界电影成长中具有特殊意义的100天，重现世界电影的百年历史。其中的一天，就是1978年5月的某天，那是北京电影学院重新开张的日子。因为有了这一天，这批同学为世界电影注入了神奇的力量。而这篇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了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的电影《黄土地》，“然而陈凯歌和张艺谋差点错过一次历史性的合作，只有一连串的特殊情境及当时任职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卓绝厂长吴天明的出现，才有可能促成陈与张合拍《黄土地》这桩美事。”《黄土地》后来获得了很多奖。而张艺谋在吴天明导演的电影《老井》中担任摄影师的时候，又被吴天明看中，启用从无表演经验的他扮演了男主角，大获成功，摘得金鸡、百花以及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殊荣。

    吴天明：在拍《老井》的中间，张艺谋就给我看莫言的小说，看他那两篇小说，看完了以后，他说我想拍电影，将来我就叫《红高粱》，我就拍这个电影。他就把他拍电影，这部电影的想法，它的故事，他大概地说了一下，我说没问题啊，这个戏完了就筹备去，结果他就，戏完了，做后期的时候，他就跟我们的摄影录音，还有副导演，几个人跑到山东转了一圈，回来说，莫言写的那个高密的地方，没有高粱啊，说几十年都不种高粱，说没法弄，那就得种高粱，不然秋天就没法拍。后来按照制片厂的生产程序是，必须剧本通过了以后，厂长办公会议，常务会，通过了以后，下第一道生产令，你才能财务科拿出钱来，可是当时这种情况，他没有啊，剧本都没有，那这个不种高粱，你怎么拍，所以当时后来这种，采取了应急办法，就是，因为西影厂各个车间都有些副业，你像照明车间，他有一些修好报废的发电机，他们修好了以后就出租给别人，挣一些零钱，到年终给车间这些工人，发奖金，后来我就问照明车间，把主任叫来，我说你给点钱，录音车间，什么洗印车间，一共凑了四万块钱，凑了四万块钱，给张艺谋去种高粱去。
    记者：您不怕打水漂吗？
    吴天明：那你这东西，你要干事啊，/你要扶持他拍电影，拍出来个片子，你不采取这些措施，你怎么弄，那你温吞水，然后一个程序一个程序走下来，人家黄花菜都凉了，
    记者：那在张艺谋这个《红高粱》这个电影上，您当时决策过程是多长时间？
    吴天明：张艺谋采景回来的时候，得种高粱，紧急啊，两三天我就把钱给弄起来了，赶快去种高粱去。

    吴天明：张艺谋说他拿这个小说走了好几个厂，人家都没人愿意上。
    记者：那为什么您敢接，您就认定，这肯定拍出来是个好片子？
    吴天明：我相信张艺谋这个人，我相信他的才能，他的判断能力，再一个就是那个小说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基本上大的前提定了，至于说有些这问题那问题，那好办嘛，改嘛，你就说哪一句台词不行修改，哪一个画面不行，剪了。那大的框架，他不会错嘛。

（当年新闻联播资料：《红高粱》放映后的良好反响。）
（当年新闻联播资料：《红高粱》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吴天明：后来张艺谋就提出来，说他爱人能不能调到西影厂来，他解决不了他家里住房问题嘛，他家里没房子，他丈母娘家，一间房，人家老丈人丈母娘在屋子里头，他两口子在后头拉了个帘子，后头支了个床，就是一间房，这日子没法过。
    记者：这些问题您能帮他解决吗？当时他还不是您厂里面的员工啊。
    吴天明：那这就得下决心，因为经过《老井》的合作以后，对张艺谋已经很了解了嘛，所以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帮他一把，所以后来就是把他老婆先调来，从兴平，从外县，调到西影厂来，安排到图书馆，然后给他分一套房子，两间，两室一厅。

    吴天明：八六年，就是当时的工资，张艺谋在广西厂的工资大概六七十块钱，当时西影厂给他的工资，比他广西厂高。
    记者：高多少？
    吴天明：大概差不多，一百多块钱了。
    记者：当时一百块钱是个什么收入水平？
    吴天明：很高了，张艺谋《老井》的酬金，他摄影师兼男主角的酬金是四百块钱，你想一百块钱，啥概念。
    记者：您干吗给他那么多，就比如说当时您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
    吴天明：这是个人才，我当时大概就是八九十块钱。
    记者：那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就想留他？
    吴天明：那人才啊，这是个宝贝嘛，
当然我要决定说给他工资，我得跟厂里头其他的领导，得商量一下，我说咱要把这个人才留住，那就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包括房子问题，所以这点张艺谋很感动，他说我们帮他解决了他一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董倩串场8：
在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红高粱•张艺谋写真》中，很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段历史，吴天明爱才心切，一路绿灯，但是广西厂舍不得放走张艺谋这个人才，始终不能调动，吴天明托人给张艺谋带话说，你告诉张艺谋，叫他别为调动的事着急，他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为任何厂拍片，我等他一辈子。张艺谋非常感动，他说天明不仅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实际上是帮了我一生的事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愿为天明肝脑涂地。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就理解了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年轻的电影人投奔西影，这应该说是今天我们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的先行示范了。

    何平：吴天明希望我能调到西安厂去，那样对我有发展。我在调西安厂之前我在北京科影做编导的助理。因为，我想搞故事片，而且我又没有学历，我又没上过大学。/因为西安厂，当时有很多给年轻人的机会。那我就，我说可以。所以我调西影厂，完全是因为吴天明，
我调西安厂之前，我都没去过西安。我是正式调去以后，我到那工作，我下了火车我才知道西安厂在什么地方。/西影厂有一个特别破的招待所，特别特别老，我一进去，一进招待所就碰见田壮壮，在那儿筹备《盗马贼》呢！过两天我又看到艺谋、凯歌，包括夏钢，很多很多年轻导演都在那儿。

何平：我一共在西安呆了8年，在西安过了6个春节，我6个春节里面可能有5个是在他们家（吴天明家）过的。因为，他会把那些就是到了过年，还在西影工作的外地的一些，都招到他家里。然后，在那吃年夜饭这样，所以就觉得特别亲。
董倩串场9：
何平不只人调到了西影，为了表示扎根的决心，把户口都从北京迁到了西安。西影厂吸引年轻导演不只是因为吴天明爱惜人才，更因为他打破了电影制片厂多年来论资排辈的传统。
吴天明：一般像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系毕业的学生，到制片厂没有七八年的熬头，你是熬不出来的，尤其你不是电影学院毕业，你是学徒，那十几年你可能都当不了导演。
    记者：那为什么您敢让他们当呢？

    吴天明：我说电影真是，它是个年轻人的艺术啊，/你没有精气神，没有好的身体是不行的，再加上你一老以后，创新的能力就差了，创新的精神就弱了，所以说利用年轻人这种冲劲，他电影学院学过，学了四五年，那他应该懂业务啊，他镜头他不会胡乱用啊，对不对，那个表演他也得懂一点，看了那么多的电影，那这些人怎么不能用呢，为什么还一定要熬到个十年八年的年头呢，所以后来你像黄建新，给我当完了场记，送电影学院，学习去了，学了一两年回来以后，《黑炮事件》一炮打响，黄建新在西影厂已经熬了好多年了，那怎么就，刚三十出头，那这个人怎么就不能用呢。
   
    黄建新：到寒假放假就回到厂里，就见他（吴天明）。因为我跟过他，就去看他。他就说，今后咱们要改点章程，不能按以前，一个人先要做几部戏的场记，几部戏的副导演，要做几部戏的联合导演，最后才可以做导演。

    黄建新：我一回去以后，他就说，你去看看，现在有哪个剧本你喜欢的。我就去找我们文学厂长。他说正好厂长想做《绿化树》，这还有张贤亮一个。/《黑炮事件》的故事，这个小说，我就觉得跟我关系很密切。当时我就找文学厂长，我说能不能改，他说我没意见，你问厂长。我又去找吴天明，他说能改，你写个信问张贤亮，张贤亮就是说好了，电影就是我给你们一个基础，盖大楼是你们的事。有了这个我说行，我做这个。

    黄建新：当时，我还是想着，可能是要我，两个人联合。/他们说不用联合自己拍。就一下就当导演了。这个就是很大的变化，因为好像来得很轻易。因为以前你要做个导演，刚才我说了那个历程，要一点点的熬。那就随便像说了一句话一样，就拿到了一个机会。其实这就是很大的变化，这个谈起来很容易，其实很难。因为他有一个多少年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其实挺害人的，今天看来，创新变得很简单，觉得只要你做得对就行，可是当年那个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
    黄建新：他们每次问我，你当导演困难吗？不困难好像很简单就做了，好像很轻松就做了的，其实就是你赶上了那个时代，赶上了那么一个厂长，赶上了那么一个人。在改革初，几个东西要重合，他还没有形成新的制度。现在的电影，是你有很好的基础，投资人对你进行判断，就给你了，当时不是，当时是不管你是谁，都要排队都要熬。你哪怕是尖子，你要经过那个历程。所以说，当时你能拿到这样的机会，一定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还要有那个人。没有那人，你也拿不到。

记者：但问题是位置永远就这么多，你如果启用新人，恐怕老人就会受到影响，你怎么处理，比如说老人也想拍片子，你让不让人家拍？
吴天明：那就看情况，
比如说我们厂有一个老导演，有一天提着个包，跑到我办公室去了，进了门说，吴厂长，我在南方一个地方，一个朋友帮忙，给他弄了十万块钱，他要拍一个电影，西影厂，厂里头希望再给他投上五十万，一共六十万，他要拍一个片子，他说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的最后一部。
    记者：多大岁数了？

    吴天明：六七十了，解放以前他就是一个导演，厂学徒，或者解放以后慢慢就熬成这个导演，可是他没有拍过一尺胶片，没有拍过电影，那这种情况下，西影厂当时有两个，有导演头衔的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没有拍过电影的导演，我说不行，我说这是你的第一部片子，也是最后一部片子，我说西影厂现在，我要培养年轻人。
    吴天明：我说请原谅，这个东西实在是，我不能给你投。
    记者：我觉得你真冷酷，
    吴天明：不行。
    记者：为什么？
    吴天明：因为当时西影厂发展，我得靠年轻人往上冲，
年轻人失败了，没关系，他还可以有成功的机会，他最后一部电影，第一部，最后一部，我说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但是我也没有理由相信你，那怎么办呢，我说我希望你算了，别拍了。
    记者：那人家什么反应呢？
    吴天明：人家给我跪下了，就跪在那，跪下了以后，叫不起来，我说你不起来，那我也跪下，我就跪在他面前，我说希望你起来，我说咱换位思考一下，我说你站在我位子上，你考虑，我得为厂里头这几千人负责，我还得为观众负责，如果说把钱给你投了，将来电影要拍不好，我无法交待。
    记者：那你怎么对人家交待？对这位老导演交待？

    吴天明：实际上我心里想，我宁愿得罪你一个人，我不能得罪全厂，不能得罪观众，我就不起来，不起来后来我们俩就跪在那，我说你不起来，我也不起来，咱就跪在那，我们俩大概跪了十几分钟，最后他说，你就真的不能高抬贵手，帮助我一把，我肯定说我说不能，最后一个人敲门，有人敲门了，我说你看有人来了，赶快起来，我就把他搀起来了。
    记者：多少年过去，就今天我们说这些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后悔当年那么做？
    吴天明：我不后悔。

董倩串场10：
采访的时候我很难理解吴天明对着那样一个老导演能硬下心肠，但是回头仔细想来，也能明白他的良苦用心，那个时候一切都还是计划的体制下，电影制片厂一年只能上这么几部戏，为了更远的将来，他只能这么做。

   记者：我刚才听了您对老导演，就是六七十岁的导演，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您没给人家，不给他机会，因为他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那您就这么大胆的放手给年轻人吗？
吴天明：也不是，那还得看人，对这个人得了解，你像黄建新吧，因为黄建新，《没有航标的河流》来给我做场记的时候，就这个小伙子，真是非常用功，并且很有想法，完了以后他是去电影学院，后来他进修，进修就去了，跟他一块去的还有一个女的，跟他一块去了，去了以后后来黄建新回来一炮打响，拍的《黑炮事件》，然后那个女同志，后来就几年以后，/上一个片子，/拍出来了，拍出来以后，在厂里，我在《老井》拍外景呢，在外景地，厂里头拍出来说一审查，当时有一个电影局的一个老同志去了，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一个政治事件，后来厂里头，有副厂长就给我打电话，说这咋办，说白了，剧本跟原来的剧本，很大的改动，/就搞得很意念，很抽象，/后来我说，那先不要送审，也不要给任何人看，我说你让导演把片子提到太行山来，提到我们外景地来，我说我看一下。

    吴天明：来了以后，我给全组放了一次，放完了以后，当时艺谋啊什么，大家都在，都看了，看了以后都没人吭声，因为导演在，大家不好说啥，后来我就把导演叫到屋子里去，我说你啥意思，你拍这个片子啥意思，/我说你这个片子，我说我的印象就是两个字，贫穷。我说你内容贫乏，
你写的是人的孤独，我说你有什么孤独，你经历过什么孤独，你没有孤独的体验，你表现的孤独是人云亦云，没有真切的体验。再说手法上我说你也贫穷，你是第八个吃螃蟹的人，人家早都用过了，很多片子，《黄土地》《一个和八个》《黑炮事件》，人家都用过了，很多外国片子，早都用过了，/但是我说你总结一下经验，你先不要回去吧，你先到太行山去，我给你找几个村子，你在那看一看，看看这些老百姓在想啥呢，你看他们孤独不孤独，你看看他们在想什么，
她就在那呆了一个多星期，完了以后把片子提走，提走我就给在厂里主管工作的一个副厂长写了一封信，我说这件事情，我说这是一个年轻人，这个片子砸了，咱不送审了，这个片子压下去，这五六十万，咱就压到库里头了，

    吴天明：但是我说总结一下经验，让她下去在农村去生活一段，到西北去走一走，但是作为厂领导，我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就把这个人的艺术生命断送了，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再不给她机会了，更不能因为她的这个失败，其他年轻人咱不支持了，所以当时写了一封信，后来带回去了，后来听说她在路上把这个信她偷看了，看了以后说感动流眼泪了，后来回到厂以后，放下东西，她就跑到甘肃去，在农村一去三四个月，后来在《老井》后期的时候，有一次开创作会议，她从西北转回来了，脸红彤彤的，后来我就表扬她，我说有种，有志气。

   黄建新：《黑炮事件》那个电影，拍的时候争论就很大。因为我常常有时候，那个电影拍一个镜头，4分钟就拍开会，我就不想切换，就夹在跟桌子平面一样，大家穿白色衣服，喝白开水，所有的东西都是白的，大家在开，开一个很无聊的会，一拍拍四分钟长度，当时很多人就说，这叫什么拍电影，什么什么的。他就说这是创作自由，你们不要管。他肯定有他的想法，这是他支持你，他从来不干涉。这个电影大家都知道，后来是有比较大的挫折特别在审查阶段，遇到很多问题。第一次完了我们去北京审查的时候，厂里跟我们讲，现在国家给所有职工涨一级工资，通过的话，把通过令送到中影，中影会给我们打80万块钱。年底的时候，每人涨一级工资，还补三个月工资。大家过年可以过好。结果到了北京没通过，没通过的话压力就很大，回来以后，拿不到这80万，那就等于下一部戏，到明年三月才能补大家工资。我们送审是年底，这样就等于那工资发不了，过年就没有那几级工资。其实大家还是有点压力。

    黄建新：他开会了，他说这个戏是我同意拍的。我到现在也觉得它是一部好电影，通不过跟他们没关，他们拍得很好，这个责任跟他们没关，这个责任是我的。我当时很感动，你知道吗？当时到处都是压力，你想，不通过说这个电影有那么大的什么政治问题，什么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到他那儿，他一下就揽过去。底下人都不再说什么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到这个时候他就揽过去了。
    黄建新：他说片子拍的艺术上很有特点，而且他觉得很新颖。这是一批年轻人做的事情。这个剧本是我通过的，关于内容上所有的问题责任是我的，所以大家不要责怪他。要是暂时发不出来钱，那么责任在我。那是我对不起大家，他就这么说。
 
    黄建新：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是把一个责任放在第一位的人。他因为有这种精神，他才能笼络当年国内最富有创造力的一批人，才能出来。

董倩串场11：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还没有确定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时我在政治课上学这些的时候还不太懂，但是已经知道了下海这个词儿，意思是说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游个泳。在这种大背景下，1985年，吴天明把西影厂从事业单位改成了企业，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改制”，改成了企业就意味着不再有财政拨款，而是要自负盈亏。这在当时的全国电影制片厂中还是第一个。

记者：连续两个世界级的大奖，对于您来说
吴天明：这个给西影厂真是长了志气了，你看我就说西影厂，过去我们厂里头职工，走到全国各地，人家提那个片箱，人家都把那个西安电影制片厂那个字，朝裤腿里头，贴在裤脚上。后来《红高粱》以后，西影厂的职工出去，张扬得很，是哪，西影的，理直气壮的，耀武扬威的样子，那个片头都朝着，到哪去穿那个背心印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包括好多别的厂拍的片子，电影院门口打的广告都是西安厂，西影厂出品。
记者：当时就有品牌效益了？
吴天明：对，每年有一部两部好片子，

吴天明：当年我们方针就是这样，说一年有十部到十一部片子吧，一两部就属于探索性质的，就给那些年轻导演在艺术上能有所，探索的这种片子，这种片子一般是不卖钱的，像田壮壮的《盗马贼》，陈凯歌拍的《孩子王》，这是不卖钱的，但是你也得拍，这种片子可以在国外的各种电影节上去得奖，那就给西影厂挣了脸了嘛，就争脸了嘛，但光要脸也不行，光要脸没饭吃也不行，那就说我还得挣钱，我得要钱，又拍一些《东陵大盗》《大刀王五》《盲侠》，请香港的导演来拍《盲侠》，张鑫炎，银都机构的嘛，拍《盲侠》，这都是商业片嘛，就是在商业上可以挣钱，挣回钱来嘛。
吴天明：所以这两个极端抓起来以后，中间有一部分就持平，中间有两三部，三四个片子持平。

吴天明：这张照片那是1987年吧，1987年就是《老井》和《红高粱》得了政府奖以后，是在政协礼堂颁的奖，得了奖以后，我们几个在外头，人都走完了，就剩两个组的我们几个主创人员，一高兴就拿着那个奖状什么的在那儿照了个相。

吴天明：我一挥手，
感觉的时候，吴天明一挥手，我前进。也没有动什么心思，就摆了个动作。

吴天明：这个好像就是英国的艺术大臣访问。

吴天明：当时电影局外事处的那个几个同志都告诉我，说是当时西影厂后来1985年以后，慢慢在国外也有一些名气了，后来差不多所有的外国电影代表团，一下飞机就跟他们说，请安排我去西影，我要到西影去，我要去见吴天明去。

吴天明：因为当时西影厂的片子在国内外得了很多奖，尤其是参加过很多外国电影节，像黄建新的、田壮壮的、陈凯歌的呀，张艺谋的呀，就是这些片子，得了奖以后，西影在国外就有影响了。/我参加过好几个外国人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其中一半以上的片子都是西影的。所以当时应该说西影的片子当时代表了中国电影当时的水平。所以你看苏联代表团，就是《黎明静悄悄》的导演，《办公室故事》的导演，像这些咱们几个主演都来过，法国的电影代表团。美国的、
什么意大利的，就是那几年反正这种接待任务很多。主要是人家来了以后，咱们就请教，人家的电影体制怎么样，人家是怎么拍的呀，人家提些问题，我们也提问题，所以当时是提供了很多学习的机会。

吴天明：所以西影厂，我们的厂领导也罢，创造人员也罢，慢慢的思想就打开了，不是那个就拘泥在那个黄土地上。

董倩串场12：
如果用今天的观念来看，吴天明当年是很具有营销意识的，1987年中影公司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电影展，因为陈凯歌的《孩子王》没能赶得上报名时间，没能被列入参展影片的正式目录里，吴天明亲自赶赴现场，举着《孩子王》的海报挨家推销。

吴天明：就在外国人吃饭那些桌子上，上面有个伞，底下有个桌子，在那儿站一会，说，OK，谢谢。转了一下，

吴天明：最后我们就自己安排了一场，然后就在北影里面放了一场，结果没有想到那个片子当时14个国家给买去了，当时是那次电影节卖得最好的一部片子。

吴天明：这部片子，《孩子王》是我们和中影两家联合投资的，就是一人一半，其实卖了对他们也有好处，所以当时做这件事情是理直气壮的，可是就因为这，把人家的秩序打乱了，所以人家也不满意，尤其是后来，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我又说，打破中影公司一统天下，就是发行垄断，

吴天明：因为当时觉得他那个不公，当时中影收购影片就是，一部多少万，他说多少万就是多少万，60万，70万，他一说那就这样。然后他的片子发行得好坏跟你没关系，他挣再多的钱，跟你没关系。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不公平，当然人家中影也给你担了风险了，你赔了钱也不让你负责，但是西影厂的片子当时我们卖钱，我们上座率高。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公平，所以后来就谈谈谈，最后谈到分帐，跟中影集团分帐，就是作为实验性的，全国十六家制片厂，当时我们是第一个跟中影签分帐合同的。分帐合同，那就是挣了钱咱三七开，四六开，这样我们西影厂收入就多了。

董倩串场13：
院线制，票房分账，民营影视公司可以发行影片，这在今天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当年西影的破冰之旅是艰难的，改革，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想起80年代曾有部反映改革的电影，叫《血，总是热的》，影片最后，杨在葆扮演的改革者罗厂长有一段很长的经典台词，他说，如今中国政府的经济体制，就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死了，无法转动了，必须要用我们的鲜血做润滑剂，来润滑这些锈死的齿轮。这句话已经说烂了，不时髦了，然而，我们的血，总是热的。我想，当年的吴天明就是这样一位用热血和激情来推动改革的改革者。

    记者：今年是西影厂建厂五十周年，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就现在回过头去看，
你怎么看待当时，八十年代，您当厂长时候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吴天明：就是在管理上，当时在管理上有很多缺陷，因为我不懂管理，我们几个副厂长，有的也不是内行，
    吴天明：就说你如果现在再返回去让我重走那一段路的话，一个是我自己要好好学管理，再一个就是说，我得请一个管理的高手来给我干这些事情，那么我就会比，肯定比当年要走的好一些，但这东西，开弓没有回头箭，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董倩串场14：
2005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第一届年度评奖时全票通过，把导演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吴天明，评委会给他的授奖评语是，为表彰吴天明的杰出艺术成就以及他为中国电影导演群体的成长所做的贡献，特授予终身成就奖。吴天明领奖的时候，电影界的同仁们全体起立，用长达5分钟的掌声向他表示敬意。人们称为他为导演的导演，因为他导演了一出80年代中国青年导演登上电影舞台，创造中国新电影，走向世界的大戏。

吴天明：因为我爱电影，我这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也爱电影的这些人，这些电影圈里头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一心想支持这些年轻人，我们一起来给老百姓拍几部好片子，那一段的生活，那一段的生命，我觉得那段奉献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