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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刘纪原
75岁 山西人
曾先后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局长

董倩串场1：
2008 年9月底，中国的航天员乘坐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并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又一次有了新的突破。我作为《面对面》的主持人，先后采访了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员，以及火箭、飞船、航天员、发射场、回收场、飞控等各大系统的指挥者和关键性人物，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中国的载人航天带给人们的是一次次成功的喜悦，可事实上，中国航天的发展同样经历过坎坷与挫折，甚至经历过难以想像的巨大困难，一度陷入低谷。比方说，1992年3月22号，中国首次用“长2捆”火箭，也就是今天发射“神七”的长二F火箭的前身，发射澳星，这在当时称得上是航天界的盛事，中央电视台也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人们都带着期待和喜悦坐在电视机前，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

纪实画面：1992年3月22号，长2捆火箭发射澳星出现意外

董倩串场2：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在看电视直播时的感受，那和看“神七”的直播不同。看“神七”的时候是很紧张的，因为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知道航天是个高风险的行业，而十几年前我对于航天还很陌生，根本没有想过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心里早就准备好了要在火箭腾空而起的瞬间和同学一起跳起来欢呼，可是点火一阵烟雾过后，火箭还停留在发射塔架上，我和一起看电视的同学们都愣住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以为是电视直播的画面出了问题，后来才知道是火箭发射失败了，这让我和所有收看这次直播的人都感到难以接受，为什么火箭没有上天，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记者：在发射没有成功的那一刹那，您在什么地方？
刘纪原：我在指挥大厅。
记者：那您看着它当时没上去，当时什么心情？
刘纪原：我当时，脑子里边有点空白。不知道怎么回事。
记者：这个空白多长时间。长吗？
刘纪原：我记不太清楚，反正有一段，脑子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想什么也不清楚。因为这个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到了现场看了以后，才害怕。就是这个东西，已经起来一点了，紧急关机以后，它又坐下来了，正好坐在支架上(那个发射台上有四个支架)。
记者：真是万幸。
刘纪原：如果是稍微扭一下，坐下来，照样发生灾难。那个时候心里面才觉得十分可怕。
记者：后怕？
刘纪原：事后就组织人，赶快查原因，当天晚上就把它查清楚了。原因出在程序变电器，点火的一个触点，进去了零点二毫克的东西。
记者：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失误吗？
刘纪原：就是因为这个触点本来应该是不闭合的，零点二毫克的东西，掉到触点当中，造成短路，这个触点等于闭合了。这一闭合，其它该点的没点着，所以就进行了自动的紧急关机。

董倩串场3：
用“长2捆”火箭发射澳星，原本是一件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荣耀的事情，我记得那时的我还在读大学，尽管对航天不了解，但听到人们都谈论着，这是用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我会不由自主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后来在阅读航天的相关资料，了解过去30年的变迁时，我才知道，中国火箭在走向国际发射市场过程中经历的一波三折，也才了解到，把时间从1992年向前推移到1984年，那时的中国航天界正经历着改革带来的阵痛。

记者：当时您在做什么，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刘纪原：我正好是1984年5月份到的部里，到部里以后呢，党组让我分管的工作里，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配合当时我们部里面，搞改革。当时改革就是因为大的形势变化，我们航天队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我认为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最大的冲击是思想上的冲击。
记者：这怎么讲？
刘纪原：原来都是国家给任务，国家给科研经费，国家给宿舍，我们就集中力量把国家任务完成好。所以实际上是用不着，特别是领导层，用不着发愁，不需要自谋职业，你就把国家任务完成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行了，军品任务锐减，我接任的时候，当时整个航天系统，24万人的整个费用，才只有5亿8千万（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要养活这么多人很困难。
记者：那你们怎么生存呢？
刘纪原：为了挣一点奖金，可笑的是要卖冰棍，织毛衣，弄一点钱，来发奖金。
记者：所以当时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就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来自这样一个背景。
刘纪原：就是这样，但是也没办法，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而且人员的思想障碍，主要一方面是航天特殊，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国家的；还有一个就是，工作方法，习惯的方法，就是指令性任务。而且全国大协作是一盘棋，只要有红头文件，订货、材料、供电都没有问题。但现在这么一改以后，这一套行不通了。
记者：那你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刘纪原：首先我们做的工作是解决思想问题。反复强调，按照我们老部长郑天翔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客观形势变化了，是应当人跟上形势的变化，而不是让形势跟上你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应当适应当前的环境。所以就开始让一部分人来发展民品，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逐步使我们的企业来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这是一类。再一个就是想发挥我们航天的特长，就是有人提出来，能不能用我们的航天技术、运载火箭，来发射国外的卫星。

董倩串场4： 
这并不是中国航天人的突发奇想，就在1984年的4月8号，中国用自行研制的“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了太空，“长征3号”火箭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推力、多用途的三级火箭，可此时它却“养在深闺人未知”，凭着对长征火箭技术的那份自信，刘纪原觉得中国的火箭应该到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去闯一闯。

记者：那么我们怎么去跟这个世界市场去衔接的，我们怎么走进这个市场？
刘纪原：有了这么个机会以后，我们首先组织了一个10人小组。
记者：这10人小组是怎么回事？
刘纪原：这10人小组干什么呢？就是你光有想法，国际上认可不认可？所以要组织10个人到国际上去调查研究。就是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运载火箭推出去，这10人小组就这么起因的。我受党组委托，领导10人小组。
记者：那这10个人去哪儿，做什么？
刘纪原：主要是美国，到美国去找这些需求，（需要）火箭的卫星公司，比如说休斯、劳拉这些公司去调查研究。
记者：那人家接应不接应咱们？
刘纪原：一开始他们很傲慢，但是多次交往，讲清楚以后，那他们还是（态度好多了），因为他有商业上的需求。但是对中国火箭的信心和能力，他们是很不了解的。那么经过这10人小组调查研究回来以后，认为有这个可能。
记者：您当时的意见是什么？
刘纪原：我当时的意见就是同意，这个事儿要赶快报。所以我们正式向国防科工委汇报了，国防科工委又正式给国务院、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1986年就批了。其中很明确的一条，就是（说这是）国家的形象工程，要全国各部门全力支持。
记者：把这个对外承包发射，变成了国家形象工程？
刘纪原：我记得当时，刘华清同志在外交部做了很多工作。据我了解，小平同志也过问过，给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温伯格都打电话讲这个事情，然后张爱萍同志又给国防部长面谈，提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国际市场，没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全国的支持，我们是走不出去。

董倩串场5：
就在中国火箭试图走向国际市场的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成为那一年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位女教师走进航天飞机时的摆手微笑，而航天飞机在升空后不久，突然发生爆炸，七个鲜活的生命在烈火中瞬间消失，人们在面对这场灾难时惊愕的表情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同学们很长时间都在议论这件事。后来我又从广播中听到了，美国的“大力神”火箭、“德尔塔”火箭、法国的阿里安火箭都相继失事，1986年成为国际航天界的“黑色灾难年”。

记者：当时面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们是怎么分析的？
刘纪原：这个时候，美国有大量的应用卫星需要发射，可没有运载工具。美国在研制中间，我认为它有一个漏洞，它把力量集中放在航天飞机上，把运载火箭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这么多卫星要打，缺这个运载火箭。恰好那个时候，如果用我们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当时它那个容量，叫376卫星的，正好能够匹配。
记者：当时是互相都在寻找，还是说我们在寻找？
刘纪原：主要还是我们（在寻找）。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情况，虽然知道一些，但是详细的情况，他们并不熟悉，而且他们有点不敢相信。他们来看我们的总装厂，让他们来看的时候，他说，你们对我们保密，那哪是总装厂，那是个仓库。这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东西的估计，实际上那就是我们的总装厂，不是仓库。所以他对我们的情况是很不了解的。还有一个难点，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国际上这套规范、规则、保险我们不熟悉。
记者：您指的是商业规则？
刘纪原：商业规则，因为你要进到他那里面去，就得遇到这一套国际上（的规则），人家是发展了多少年，成熟的东西。我可以举例子：我们一开始搞东方红三号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和德国合作，主要是在管理层面上的合作，人家企业论证报告都是一摞一摞的。这个就交给我们作为一个工程研究的话，你都需要干些什么程序，这个是我们完全通过国际合作了解到的。再一个就是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高技术。如果是把国外的卫星挪到中国来，会让中国窃取国外卫星的技术。所以他要设法来阻止。
记者：那你们怎么办？
刘纪原：我们就在国家外交部，当时还有国防科工委支持下，组织谈判代表团，给他承诺：卫星运到中国，相当于是过境，就如你的飞机，到了中国，入关我们也不检查。然后，你把它运到靶场，运到靶场以后，由你们把它放到卫星厂房。你把厂房封闭起来，你的人员在里面，独立地进行操作。都弄好了以后，再把卫星装在我们的火箭上，送到靶场来发射。所谓你认为你的技术秘密，我们根本就不沾。

董倩串场6：
第一次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尝试让人兴奋不已，而这一次发射竟然异常顺利。1990年4月7号，“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亚洲一号”卫星成功送上太空，中国火箭从此开始了商业发射的历史。品尝到成功喜悦的航天人并不满足，他们看到了当时国际上第二代大型通讯卫星的运载需求。为了拓展市场，刘纪原和他的同事将目光锁定在“长2捆”新型运载火箭上。
 
记者：我们看上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刘纪原：当时我们瞄准的就是这个澳星。去谈判的时候拿着几张纸，人家都笑我们，就这么能谈判。
记者：那应该拿什么？
刘纪原：应当拿完整的报告，可行性报告，完整的产品的性能介绍，人家看了以后才能够评价，我用不用你。
记者：我们拿着这张纸是跟谁去谈？
刘纪原：和美国休斯公司，因为这个卫星制造商是休斯公司。
记者：所以休斯公司肯定觉得咱们很奇怪，就几张纸就来了。
刘纪原：当时这样情况，人家没法谈。所以我们，就指长2捆这一件事情，（在国外）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当然就长了知识了，我们就开始启动国内的事情了。那就要加快研制，设计等等，最后真正要搞这样的工程，还得要国家认可，国家不认可，资金从哪来。因为我管财务和计划，我只能从别的地方，经过甘子玉同志同意，支了两千万来开展课题研究。
  
董倩串场7：
尽管“长2捆”火箭还处于课题研究的阶段，但中国火箭相对低廉的商业发射价格，仍然对美国休斯公司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之后，美方与中方正式签订了发射合同。可这份合同的签订并没有让人松下一口气，因为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号之前，保证“长2捆”火箭有一次试验发射，否则美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中方罚款100万美元。“长2捆”火箭能如期研制出来并按合同要求进行试验发射吗？当时谁的心里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刘纪原：我们在南苑开过一个会议，他们把这个会议叫做我们航天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两派。一派认为我有把握，我一定能做出来。当然包括王永志，他当时是一院的院长。还有一派认为风险太大，一旦做不出来，不仅丢了航天人，国家的信誉也没了，甚至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敢定吗？辩论得非常激烈。
记者：您是哪派？
刘纪原：我当然是主张要干了。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认为还是要干，风险是有一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好，风险是可以降低的。
记者：当时可是如果干不成的话，是又丢人，又赔钱。
刘纪原：如果干脆不启动，那也就是长2捆就没有了。
记者：也不丢人，也不赔钱。
刘纪原：这当然后续再说了，最后结果，就上到国家了。
记者：是上不上这个项目，已经上到国家了？
刘纪原：反对的人的意见呢，我认为，他也是出自于爱国。这么大的事情，您弄不上你不丢人吗？他是从国家这个角度考虑，不完全是从个人考虑。那么主张的人，我认为他也是爱国，而且他有他的理由，我相信这个东西，有困难但是可以做出来。后来是姚依林副总理，讲了一句话，就是他支持。他认为美国的要求是苛刻，但是要想进入美国市场，就必须要闯这道关。只要你进去了，你后面就好办了。他举了一个纺织品的例子，中国的纺织品一开始进入美国市场也是很难的，但是一旦我进去了，那我就自由了。

董倩串场8：
用“长2捆”火箭发射澳星的任务最终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这时，距离合同约定的试验发射时间只剩下18个月，而且国家不为此拨一分钱的专款，“长2捆”火箭的研制及发射费用都由航空航天部自行解决，这时的刘纪原，不仅承担着国际商业合同的压力，还要迅速解决贷款的难题。

记者：怎么贷？跟谁贷？
刘纪原：国家有一个科技贷款银行，用科技的形式贷款。
记者：是您提出来贷款的意见？
刘纪原：最早我在汇报的时候讲没钱，也早就知道主管部门没钱，但是我说，没钱我们贷款。贷款加利息就4亿（人民币），研制这样一个长2捆火箭就足够了，当时我们预算下来，如果我们打成功，拿到五个合同，这个款就可以还上了，它也不是空想的。因为明白着世界上有多少卫星需要用我们这个火箭。所以我们预测，拿到六个合同，打成五个，第一个不算，就可以把成本收回来。
记者：也就是说，您当时做出这样计算，是因为对形势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判断？
刘纪原：所以很快就办了贷款手续。钱有了，我们就开展了研制，包括基础设施，振动塔、发动机，还有好多东西，就全面铺开了。
记者：当时这个形势，就框得死死的，钱就是4亿人民币，时间就是18个月。
刘纪原：对。老实讲，老同志反对说你们18个月（研制出长2捆），但是实际上这个捆绑火箭的技术有基础。实际上航天部成立不久，对这个捆绑火箭，技术上就开始研究了。因为它总要不断扩大它的运载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粗加长。一个办法就是捆上若干个。同样可以起到加大运载能力的措施，只不过是接受任务以后，还没有开展真正设计，要拿出东西来，而且就18个月，当时部里面就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加班加点。（硬是）把原来要订货的东西，一年到一年半的周期，三个月之内98%全拿到手了。所以小平讲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得非常明显。
记者：那您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您是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刘纪原：我就是一个总协调吧，代表部里面来协调进度、质量怎么管理、基础建设、保障条件。主要是在管理方面的工作。
记者：您心里有没有谱，18个月能不能研制出来？
刘纪原：我也冒着很大风险，但是我就在研制一线、设计一线了解情况，所以心里面还是有数的。

董倩串场9：
也许是胸有成竹的一种表现，也许是一种中方刻意的安排，1990年的6月29号，比合同约定的时间还提前了一天，中国第一枚“长2捆”大推力火箭竖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场上。但因为“长2捆”火箭刚研制出来，一些突然出现的技术故障导致试验发射时间一再推迟，而忙于解决问题的航天人没有想到一场灾难竟然在随后降临。7月12号，“长 2捆”火箭四个助推器上的脉动压力传感器出现燃料渗漏，在组织抢险的过程中，工人师傅魏文举不幸中毒牺牲，其他抢险队员也因为中毒被送入医院抢救，这场灾难让整个发射场都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记者：您当时看到牺牲，包括伤亡这种情况，您当时心里的压力是什么？
刘纪原：的确是很可惜。火箭发射场和医院距离很远，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一个晚上跑了三趟。
记者：为什么呢？
刘纪原：有伤员，有重病号。感到这个人要不行了还得赶快过去，因为人家是为了现场做出来的牺牲。而且老实讲，我们那个总指挥，还有王永志都躺到床上了，等于那个时候，我算现场指挥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慢慢把情绪稳定住，最关键的是上级来调查的时候。出了问题以后，当时就有两种说法了。一种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冒险。
记者：这是美国人的看法，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看法？
刘纪原：外国人报道，国内也有人。结论就是说，打成了是侥幸，打不成是必然。只有一条路，把它拉回去。
记者：拉哪儿去呢？
刘纪原：拉回去就等于不干了，（当时）争论非常激烈。
记者：我们有句俗话叫“开弓没有回头箭”。那为什么在火箭发射的这个问题上，却反复争执？
刘纪原：主要就是因为人的牺牲，可能影响很大。认为提那个（长2捆）太不成熟了。当然，最后又派了领导来座谈，一个一个审，有没有把握，审的最后结果，问我的意见，我说没有问题，打。因为大家辛辛苦苦搞了18个月，出了这么一个事情，就要撤回去，让人心里是很难接受的。

董倩串场10：
4天之后的7月16号，“长2捆”火箭终于成功地飞向太空，顺利完成了试验发射，我无法猜测航天人是怎样熬过这4天的，但我看到了当时的资料画面，他们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用这首歌来为自己加油打气，直到实现预定的目标。
但坎坷似乎注定伴随着中国航天人，1992年3月，当“长2捆”火箭正式发射澳星，所有的人都期待着为中国火箭欢呼的时候，航天人不得不再一次面对打击。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火箭发动机的紧急关机，“长2捆”火箭及其搭载的澳星都保留了下来，可这次发射算不算失败又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引起了争端。如果定义为失败，国际保险公司就得进行巨额赔偿，而刚刚亮相的“长2捆”火箭就会在质疑声中被淘汰出国际市场。

记者：（这次发射）是等于失败吗？
刘纪原：不等于失败，是等于没成功。
记者：没成功和失败有什么区别？
刘纪原：失败就应该是箭、星全毁掉了，可我这次什么都保留了，卫星也完整保留了，火箭也保留了。
记者：虽然不是失败，但没有成功意味着什么呢？
刘纪原：意味着需要打官司了。
记者：跟谁打？
刘纪原：保险公司。因为这个要保险，这算不算你保险的范围，所以也就带来保险界一个新的认识。
记者：就是国内的保险界，还是国外的？
刘纪原：国外的。保险过去只有起飞和没起飞。我现在，又起又没起，这段谁来保。以后所有保险公司都包括这个的，这就是一个过去没有发生过的空白。所以国际上认为中国的紧急关机能力很强。实际上，我们这套关机是不错，没有起来自动关机，就没有造成很大的后患。如果不关机，那就很难设想了。自己的火箭、卫星都得倒下来，而且可能把发射塔架毁掉。
记者：跟保险公司打的是商业上的官司。那跟休斯公司？
刘纪原：休斯也承认，这个东西有保险，因为第一发（试验）我已经兑现了，虽然是正式发射，一样有可能成，也可能不成吗。这个东西，如果失败了，是保险公司赔偿，而休斯公司，只是把时间丢掉了，但是经济上来讲他没受损失。
记者：时间有的时候就是经济损失？
刘纪原：但有合同，（况且）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董倩串场11：
航天的高风险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最后，美国休斯公司和中方进行协商，将这次发射定义为发射中止，这样国际保险公司可以继续为其担保，中美双方又能获得一次再发射的机会。可是，刘纪原还是主动向上级写了检查。

记者：您自己写检查，怎么写呢？
刘纪原：就是讲工作，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请求组织上给处分。我是写给党组报中央的，林部长看了我的信以后，他又写了一段，意思就是对我是一种鼓励，说工作还是很努力的，但出了问题，他要负领导责任。
记者：您写完这个检讨之后，您等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刘纪原：我也没过多想组织上准备怎么处理，反正我认为，我该说的都说了。
记者：您当时有没有心里还是有一股坚持，我还是要继续发射，虽然这次没有成功，我下次还能成功？
刘纪原：信上写的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不由我了，你想干，如果组织上说你不用了。但是我想，最多就是说不让干了，其它的我估计不会有什么。
记者：那不让干了，能干什么呢？当时有没有打算？
刘纪原：没有。
记者：那实际上还是想干？
刘纪原：干了一辈子，就为这么个问题。（针对这封信）江泽民有个批示，就是说主要是总结经验，把后面的工作继续做好。李鹏的批示也说，现在不是谈处分的时候，主要是把工作做好，查清原因。等于心里就很踏实了，处分的问题，现在是不会提了，所以主要是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记者：对您来说那个时候，处分不处分不在意，关键在意的是能不能让我继续干下去？
刘纪原：是。查到问题以后，连夜坐飞机回去，都没休息，就直接到北京我们的招待所里面，坐下来，大家分析原因。第二天就开讨论会，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林部长宣布了江泽民和李鹏的批示。

董倩串场12：
5个多月之后的8月14号，“长2捆”第二次发射“澳星”成功，这次直播让我们和航天人一起体会到了迟来的喜悦。只不过作为局外人，我们无法体会到喜悦背后的挫折，成功背后的艰辛。但不论经历了什么，已经走向世界的中国航天事业继续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内，长征火箭连续进行了六次成功发射。但进入1995年，长征火箭却接连遭遇挫折。

纪实画面：
1995年1月26号，长2捆运载火箭发射美国“亚太2号”卫星，刚升空就突然发生爆炸。
1996年2月15号，长征3号乙火箭发射708国际通信卫星，起飞后22秒，突然从空中栽落爆炸。

刘纪原：我在现场基本上是发呆了。我的印象很深，第二天我头发白了一缕。因为完全没想到，一起来又栽下去。当时包括李鹏同志，还有当时国务院的秘书长罗干，都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是第一次打。他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次，就是你事前打一次，成功了你再打别人的？我说没人给我钱。我那个东西是拿合同的钱，比如说，我要给你发射，你得给我定金，我拿你的定金来研制我的东西，然后我给你打，打完以后才能拿到真正的钱，国家没给我钱。
记者：钱是不是借口？
刘纪原：但实际上确实是没钱让你多打一发。但多打一发就一定着意味着“2•15”那次，就百分之百能够成功？那倒不一定。最后我们查的结果，实际上是元器件的质量问题，查得非常清楚。
记者：您跟领导怎么交代？这次还写检讨？
刘纪原：写，怎么不写。写报告了，等于是故障分析报告，因为上头也追。而且，我跟你讲，结果就这样，我找李鹏要，说你得帮助我，我要技术改造钱。他说你总不能老失败，科学试验不能老失败，成功了以后再来，就把我整回来了。
记者：不给钱了？
刘纪原：不给了，你不能老失败呀，你以后成功了再说，再失败你就辞职。

董倩串场13：
可以想见，刘纪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但这压力也促使他下大决心狠抓航天产品的质量，进行质量专项技术改造，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质量管理条例。1997年5月12号，“长三甲”成功发射了中国的东方红3号通讯卫星，迎接人们的并不是以往的庆功宴，而是神情严肃的刘纪原主持召开的总结大会。

纪实画面：会议现场

董倩串场14：
2008年，我对“神七”载人航天飞行的采访中，不断地接触到“归零”、“双想”这样的词汇，从决策者、领导者到每一个具体的岗位操作者，强烈的质量意识已经在航天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正因为这样，中国航天从1997年开始再没有出现过发射失败的质量问题，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到2008年的“神舟7号”，中国的载人航天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但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要不要上马，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刘纪原是当时主要的倡导者之一。

记者：您为什么对于载人航天这件事情，有这么迫切的心情？
刘纪原：我当时认为，航天技术的发展，要用新的工作来带动。因为从运载火箭、一般的卫星来讲，这些技术虽然不是很成熟，但基本上我们已经趟出个门路来了。那么，今后你要想更好地带动航天技术的发展，应该有个大的工程。用载人也好，航天飞机也好，是一种带动，很好的一种工程途径，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说，要想培养年轻人，没有工程，人员是培养不出来的。你空在那锻炼年轻人是不行的，所以，你必须通过实践，把这些年轻人带动起来。第三，航天历来都是各个高新技术的综合反映。航天技术的发展，可以带动很多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记者：对这个重大问题，在立项之前有几种看法，有没有争论？
刘纪原：争论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像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技术、经济、时机成熟不成熟。第二个就是说，究竟走什么途径，是搞载人飞船，还是搞航天飞机，还是搞其它形式。这个争论的分歧也比较大。
记者：当时这个重大的问题是谁做的策划？
刘纪原：我认为是两个地方在做研究。一个就是原来863，有专家组，组织了一帮专家，在反复论证究竟怎么搞？其次，我认为，我们作为航天工业部，有责任有义务开展这个论证。所以我们党组同意组织论证小组，我是组长，还有两个副组长，专门找了一帮人，集中起来论证，同时有我们当时的一院、五院、八院几个单位，自己做方案。你认为，要搞个什么，比如说一院，你的运载火箭怎么搞，五院你的飞船怎么搞，都在论证，论证完了以后，我们再汇总，然后再和863的专家组来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大家得出来的认识一致。

董倩串场15：
众所周知，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也被称为“921工程”，之所以会以 “921”命名，是因为1992年的9月21号，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命运。

记者： 1992年9月21号那次重要的常委会，您有没有去参加。
刘纪原：我列席了，我和林部长代表航天列席的，还有国防科工委的丁衡高和沈荣骏。后来把宋健同志也请去了。
记者：当时通知您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吗？要决定什么重要的事情？
刘纪原：知道，就是要决策这个究竟上不上。我估计肯定会上，因为李鹏的几次中央专委会都已经一步一步把关通过了，而且整个这个工程，是非常科学民主的。每一步的论证，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充分的实践最后一步一步走下来的。所以，你说从1992年开始，到上天，到现在的神七飞行，每一次都是圆满成功，这和我们在研制过程中，严格按照科学民主，发扬民主，严格把关一步步走下来，非常有关系。
记者：那次会议给您留下的印象深吗？
刘纪原：留下印象就是常委们，中央政治局态度非常坚决。要搞，要蒙着脑袋干，不要讲。如果经济有困难，中央的决心很大，动用国库都要来支持这个事情。

董倩串场16：
从1999年11月20日到2008年9月28日，神舟飞船经历了七次启程和返航，每一次，我们的心情都激动不已，而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倡导者和第一任副总指挥，刘纪原次次都是魂牵梦绕。他和航天人一起屏住呼吸，一起承受剧烈的心跳，一起欢呼庆贺胜利。

记者：神七发射，回归你是在什么地方看的？
刘纪原：电视。
记者：您看的心情，跟我们普通外人看，恐怕不会一样吧？
刘纪原：当然了，我想外面人看热闹的多。因为终究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人，心里面担心还是有，特别是第一次出舱活动，还是比较紧张的。
记者：从神舟系列开始，每一次往前走的这一步一步，你会不会想起来，自己为这条路，一开始奠基铺路时候，做的那些事情？
刘纪原：就我刚才讲的，除了上面以外，我认为科学民主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你论证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充分发扬民主，然后每个阶段，你要有严格的质量把关措施，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步步走过来。而且，我认为这个步子，比国外的步子迈得要大。因为一个人上去，马上接着就是两个人，三个人。这个步子是迈得很大的，而且是很稳健的。
记者：您有时候会不会想起来，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跟休斯公司，第一次谈判拿了一张纸，就去谈，那种当时的那种仓促上阵的样子，很今天我们可以很镇定的，很大气的谈未来航天发展的时候，这十几年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刘纪原：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大的环境对我们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如何适应这样快速的发展，影响非常大。第二个就是航天历来都是要走自己的路，国外的经验需要借鉴，就是聂老总也开始讲的，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你必须要自力更生，所以我们现在一步步走下来，基本上是这么一套路走下来。而且每一步，我认为还是走得比较扎实的。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条路走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也好，国际上也好，这个高新技术，现在这么迅猛发展，我们要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当今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我认为我们这里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自己走过来的话，和国际上的路差不多，一个大的工程项目，从构思到设计到实现，大概要二十年左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那么，你现在要想瞄准二三十年以后，你现在就得起步，否则你还是跟不上。

董倩串场17：
不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的采访对象刘纪原来说，改革开放30年都是一段漫长的个人记忆，可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改革来说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在我的访问中，退休了的刘纪原又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30年，并且寄语航天人从现在就要开始起步。我从中读到了一位曾亲身参与中国航天事业改革的决策者心中殷切的希望，而我也相信，随着“长征火箭商业发射”、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等一系列重大航天工程项目的成功，中国的航天事业将在改革者关注的目光中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