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1：“神七”发射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出舱进行太空行走，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二步的重要一环。而神七的成功意味着这第二步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突破了航天员的出舱活动技术。但这个突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任务重，难度高，风险大，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副的总指挥，张建启体会尤其深刻。

人物简介：
张建启 62岁 山东曹县人
先后参与组织指挥亚洲一号 风云一号 神舟飞船发射等试验
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解说：9月13号，距离神舟七号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作为神舟七号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张建启格外关注北京航天飞控中心的模拟发射演练。

记者：虽然是一次演练，但是完全是一种模拟，真实状态下的演练。
张建启：模拟。
记者：您这个心是不是也会揪着。
张建启：揪着倒不是揪着，主要是要冷静观察思考看演练当中暴露什么问题，演练完以后把这问题指出来，以便能够到实施的时候不要出现这次意外。
记者：那在演练的过程中，您是希望发现多一点的问题，还是说在演练过程中能够看到一切都是按照计划正常进行，没有什么问题，更合乎您的想像。
张建启：演练我想暴露问题越多越好，这次是需要暴露问题，特别是没想到的问题，要充分暴露。

解说：2005年，张建启开始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作为关键决策者，他带领七大系统，成功地将神舟六号飞船送上太空。而神舟七号飞船与神舟六号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航天员将首次进行出舱行走，这既是神舟七号最大的亮点，同时也是难点，于是许多难题直接摆在了张建启的面前。

记者：那就实际上您是这个任务的最后把关人，如果您这道关再把不严的话，那这个任务，这个错误可能真的是擦身而过了。这个责任有多重。
张建启：是啊，作为我来讲确实有些事情是要把关的，有些要，为什么作为我来讲要始终跟踪这个过程，有一些重大的关不把是不行的，因为有些责任他下面的同志他很难承担。
记者：比如说。
张建启：/你好比舱外服在我们研制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我们搞了一个新的材料，搞了一些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的研制结果都出来了，已经到初样都完了，到最后来进行鉴定，一看呢，出了点毛病，那个就是又出了个小洞洞，那个结果他很不安，看那个结果，他们就找我给我汇报这事儿，怎么办，我说怎么回事啊，他们吞吞吐吐，还不敢讲透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对基层，特别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他老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可以想像而知的，
记者：那您就压他们。
张建启：主要是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个时候我不能指责他们，就要了解清楚怎么回事，到后来我才了解，有可能是这个材料有问题了，因为人家俄罗斯、美国的不使用这种材料，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这样，我找一批搞材料的专家，因为毕竟我把关也是靠专家来帮我一起把关，找搞材料的专家，咱们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结果找材料专家一评审，他说你这个正好用到了这个材料的弱项。
记者：万一要出现了什么故障的话，那是什么结果呢？
张建启：如果说是这航天服如果真的再出现破裂的话，如果说能够采取复压及时，那这个人还有救，如果复压不及时，这人可能就没救。那我就当机立断，舍掉这个材料，重新换上这个另外一种材料，等于是颠覆性的，那我定了，我说必须这样做，走了，我说这样子，做试验的时候把这航天服放到低压舱做，我亲自来，我来给你们壮胆，出了问题算我的，不算你们的。
记者：您在给科技人员撑腰的时候，您是要承担巨大的责任。
张建启：那这时候呢，就很紧张了，进度就面临着非常紧张，那时候就不可能再去讨论了，那时候就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当即我就定下来，放在我们火箭制造厂，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这一批同志呢确实是在这个航天服当中立了大功，他们像抓火箭一样精心抓这个航天服的结构的生产，我到现场一看，真难呀，光那个模具就搞了100多件，都是不同形状的，你看那个航天服那个结构，这个洞那个洞到处多少洞，0.3毫米那么薄，还不能变形，还要密封，那难度是非常大。所以后来他们还很好，抓得很好，按计划出来，所以后来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决策对了，要不那样采取果断的措施，我们可能这次舱外服根本拿不出来。
记者：那您不觉得这样是冒险吗？
张建启：是有冒险了，但是呢，我们组织要严密，另外我是有信心的。

解说：除了航天员的太空行走，神舟七号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将释放一颗伴飞卫星。原计划是航天员在出舱之前，把伴飞卫星释放出去，但是张建启经过反复考虑，调整了伴飞卫星的释放时机。
记者：那您为什么要坚持，要做一个调整。
张建启：因为什么呢，它的任务一开始定的是航天员出舱之前，把卫星释放出去然后用这个卫星呢，拍航天员出舱的这个镜头，这是它的任务，那我就考虑，这一个任务有没有其它手段来完成，有，我给你说，我飞船上有两个摄像机，一个气闸舱里有，一个推进舱里有，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我能完成，你完成我这个任务就是一个锦上添花，那我考虑你锦上添花，只能添花，添彩，而不能添乱。
记者：它有可能添什么乱呢？
张建启：/如果你释放的速度不对头，低了，那就可能会撞我的飞船，对不对， 所以这次我要求考虑的，你必须保证绝对的安全，我释放出去，不能影响我航天员的出舱，所以针对这一情况，我考虑以后还是要调整它的用处，我就定下来，当时跟我们应用系统商量，说能不能给你们调整一下这个任务，等航天员出舱了，完成以后，返回去把舱门关好，再给你释放，释放呢，也能考核你的像机，这是第一，任务上。第二呢有一个好处呢，等我航天员回来以后啊，还剩下那气闸舱上面，你再给我逼近绕飞，这样还可以为我一步的交汇对接做一些技术上的实验，我说咱不是把伴随卫星的目的改掉，我这么提，他们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就又可以改善了我这个安全的环境条件，又达到了一些科研试验的目的，即便这样，我还是担心，你这个释放到底这个速度合适不合适，原来定的释放是每秒0.5米，后来我们就组织全国的一些专家，有名的包括院校，重新复核，复算，包括仿制，最后一复核复算，专家提出来还是有不安全的小概率事件。就是经过专家的评估，最后把它释放速度提高到0.66，/这就实现只添彩，不添乱。

解说：和神舟六号相比，神舟七号的另一个不同是搭载了3名航天员，首次进行满负荷运载飞行，这势必给飞船系统带来一系列的考验。
张建启：你看多一个人，就多了一个什么了，返回舱，这个降落伞承载按照设计指标3300公斤，那多一个人都包括吃啊，喝啊，这些东西用的东西都要增加了三分之一，那实际上这一个整个返回舱的重量基本上已经超出了3300公斤，所以就要进行优化设计，就要进行大量的一些试验，包括我空投试验，到这儿我这个降落伞能承受多少，我必须进行重新摸底，能不能保证这一个稍微超一点重，因为再经过优化，我还是超，这里面有一个风险，就是我这个风险能不能承受，这都要进行大量的试验。
记者：可是只要进行科学试验就有风险，可是人在上面的话，这风险系数就会扩大很多很多倍，那我们怎么解决这问题。
张建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工作要做充分，有些工作要做到极限状态，你要不把它考核到极限的状态，那都不行。
记者：可是再考核到极限这也是我们人类是发现的问题啊，那对那些很可怕的，藏在角落里面不为人所知的问题，我们怎么办？
张建启：那你就必须要做实验，我给你讲最简单的例子，是不是，你好比我这次要超重了，我必须要进行做，我要超重一公斤，我起码做到超五公斤，行不行。
记者：就是您说的做到极限。
张建启：往极限来做，为什么我们想起这个事情了，正是有些事情我们没做到极限，发现了问题，我给你讲就是我们这次空投就出现问题，因为考虑到这次三个人，所以要做一些空投的试验，就说去年我们空投一次，出现了一次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大的问题。
记者：去年是做什么试验的时候？
张建启：就做空投，用飞机来投返回舱，一投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故障，那就什么呢，正好那次空投，那天的风向啊，风速啊，把这个方向搞到了一个极限状态，极限状态就暴露了伞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抓住这问题就分析，就改进了这个设计，所以就把这个隐患有个解决，所以说我说载人航天这些风险，这些隐含的一些东西，一些不认识的东西随时都可能出现。

解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张建启就一直参与其中，他见证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的成功发射，多年来，面对航天事业的高风险，张建启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一次其它型号火箭发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小问题，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张建启：你看我们前一段咱们长三B的火箭，打通信卫星的，在西昌打的时候，连续出了四次，在九十多秒到一百零几秒的时候，那个捆绑助推器的那个地方，有个连杆，有个遥测线，有个控制线，到90多秒那个遥测信号都没了，一个都没有，非常整齐地都没了，这就说明那个遥测信号线断了，为什么都在这个时间断啊，尽管它是成功了，卫星打上去了，但是这个东西放到作为我负责载人航天这个事情，我就不能放过这个问题。
记者：也解决说您在这个系列的火箭里面，发现的问题，要马上想到那个会不会有问题。
张建启：对，我要反回来想载人航天这个上人的火箭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啥，打卫星这火箭它有什么好处呢，你存在的问题，还好办一点。
记者：没人。
张建启：没人，我可以上去，但是我这个长二F这个火箭上人的呢，它这个遥测信号要参加我航天员上升的逃逸的控制，如果这个信号没了，我就认为这个助推器没分开，我航天员就得逃，在上升他就得逃，就会造成误逃，造成这次任务的失败，所以从这点我就考虑很多，这个必须要给我解决，所以我就盯着我们工业部门，必须查清这个问题，但是正好在它那个火箭上没法查，它没有记录，没有查，正好这个长二F上人这个火箭呢，有这个电视信号，把电视信号经过数学的方法来进行处理，一看，正好在90多秒的时候，那个整流罩，就是防热的那个罩，吹掉了，吹掉了呢，最后一分析这个罩的结构不合理，为啥，90多秒出问题，这时候那个启动热就高了，这个温度就高了，所以它一软就掉了，所以这是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记者：那如果这个问题，您不是触类旁通想到的话，还会有什么把关的环节，能够发现呢？
张建启：如果不通过长二F这个图象发现，基本上很难归零，找不到原因，你要连续出现了四次，每一次都在分析，每一次说都在归零，实际上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所以这次很巧我们把这个原因找到了。
记者：但是也许整个火箭，因为它涉及到无数个细节，您怎么能知道其它的细节就一定有保障，我们发现了，那还有多少是没有发现的，但是它存在问题。
张建启：这就是你讲得非常对的，始终是存在这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载人航天的负责人来讲，为什么始终提心吊胆，始终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我只要能认识的问题，我都能解决，现在怕的是，怕认识不到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我老讲这个事，对神七也好，对其它也好，我们有信心，但是呢，不能掉以轻心，/也许我们的可能没认识到，那这次我认识到了，把它抓住了，我把它解决了，如果没抓住，早晚会有一次会导致失败的，会出问题的。
   
解说：张建启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功，但是随着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张建启认为，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势必越来越大，为此，不能有丝毫地松懈。
张建启：你像以前我们一年打不到两颗卫星的时候，一打完了以后大家非常高兴，就是会餐啊，喝酒啊，就庆祝我们的胜利了。但现在啊，我们头脑的想法已经和原来不一样的，现在什么了，我打完这一发，接着就是下一发，所以现在我们也不再，打成以后也不再喝酒了。
记者：只要是没有进入到这个点火的那一刹那，就永远存在着有可能发现问题的地方。
张建启：对。
记者：那不就意味着您永远这脑子里不能闲着。
张建启：所以说我就有这么个感觉，作为领导来讲他的压力不是体质上的，而是精神的，领导主要是在不停在想问题，就是这一个，因为对我们来讲不需要具体操作，也不需要你干活去，但是你不能不想问题，我必须要想，
记者：您现在希望这个点火的时刻，快点到来，还是说给您更多的时间，再想想，再想想。
张建启：这个啊，水到渠成。不要人为地去搞这个，所以5月份，当时飞船还在测试当中，我就给我们两总系统提出了目标，我说我希望能在9月底发射，我说给你们两总这个目标，我不逼你们，我说我一不抢，二不等，三不拖。你做完这个工作，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给我走，所以这个事情只能是水到渠成。

主持人2：作为一个庞大工程的副总指挥，张建启的做法是放手让大家去干，他来承担责任。这种工作方式让大家放下包袱，激发出更多的潜能，这也才有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航天奇迹。而在载人航天这一系统工程中，负责对七大系统进行质量和技术把关的还有总设计师周建平。

人物简介：
周建平 51岁 湖南长沙人
曾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解说：神七发射进入倒数计时，人们将目光聚焦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在近期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周建平，成为众多新闻媒体关注的对象。
记者：这个时候，精神最关注的地方，精力最关注的地方放在哪儿？
周建平：应该是多方面的啊，首先是产品质量。飞行，保证飞行圆满成功，保证万无一失，对最重要的技术是飞行产品的质量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不光是现在的准备过程中，包括飞行产品研制过程中，试验过程中，出场的测试中，大家都作出了大量的心血，这是最基础的。
   
解说：周建平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见证者之一，自从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以来，他就参与其中，从神舟六号开始，他担任了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2006年5月，他正式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记者：这个“副”字一拿掉，身上的责任就重了。
周建平：那不一样，明显地不一样。你要负全面的责任，过去吗，就当副总设计师的时候，我主要负责飞船系统的工作，但还有我们应用系统的一些工作，你作为总师你要考虑全面的工作。
记者：是不是所有的技术，任何细节出的问题，最后的责任，最终要承担还是您。
周建平：对我来说，工程任何地方出了问题，我都有责任，那么解决工程任何地方的问题也就是我的责任，这是我始终的观点。
记者：从06年5月，接手到现在这两年多的过程中，觉得最艰难的是哪段时间。
周建平：最难的一关啊，还是这个舱外服，因为它研制时间比较短，又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周期短，怎么使这个产品成熟，可以用于载人航天飞行实验，天上是一个很严酷的环境，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三年的研制过程中，还是我们付出最多的地方。
周建平：这个就是什么时候，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记者：到今年上半年还有问题啊。
周建平：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记者：什么问题？
周建平：这个做试验啊，就是看到我们服装有一个面窗吧。
记者：是。
周建平：面窗和头盔是联系在一起的，用胶连接的，然后还有绳子作为承力的一部分。做实验的时候坏了，面窗碎了，绳子断了，胶那地方也破了。很严重的问题吧。
记者：这可是件大事儿。
周建平：那可是件大事了，这怎么办，那会儿我毫不犹豫的说，这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当时有人也有畏难情绪，说这问题很难啊，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很难啊，我说再难，我相信工作做到，咱们能回答清楚这个问题，一看也有人分析提出来这个问题的基理说，说绳子，绳子手工缝的，手工缝的不就有不均匀性吗，不均匀性会导致这是个偶然现象，个别现象，如果是个别现象，那对别的产品是不是就没有影响了呢，我听了听各方的观点，也好好想了想这个结构性以后，我说我的观点不是绳子缝制的问题，不是缝制，不是绳子缝制的那个不均匀的问题，为什么呢？绳子也是有机纤维做的，人缝制的过程，缝一圈，我就发现这个应力会松，这个应力会松驰的，除了摩擦力没有别的力，我认为它会松驰的，我又想起这个，我问他这个面窗是什么时候的面窗。
周建平：结果告诉我是06年研制的，我说这个面窗06年出过问题，就是说由于工艺条件控制不好，这个面窗出问题，我说应该是那个问题引起的，我判断是这个问题引起的，那当时有不同的观点，做实验啊，做分析，那我们组织了好些单位啊，做分析做实验，做验证，尽管这时候的研制工作进入正样产品阶段，都要进入训练了。很紧张，那不客气，这问题说不清楚，这不能放行，我就这观点。用了有三个月的时间，问题还是出现这，确实是，结果是面窗是原来的不合格的产品。
记者：能够想像到当时一定会很紧迫。
周建平：而且我们具体从事研制的科技人员，那压力就会，一下多出一条线来，而且这条线压力还非常大，就是归零这条线，你要做很多试验，有些试验人都没做过的，同时你那条线上的工作还得并行着做。
周建平：两条线本来那一条线就够紧张的了，一下又加了一条线，这条线甚至比那条线事还多。

解说：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把关和决策是周建平的重要使命，也是他面临的难题。
记者： 恐怕您作为工程总师，这日子也不好过。
周建平： 前年的时候，服装它要供气，供气的话是用氧气瓶，装了氧气，然后航天员出去工作你得供得上氧气才行，要保住这个压力才行啊，前年的时候，就试验发现氧气瓶，这个试验漏了，那这个问题很大，这氧气瓶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漏了肯定是能要人命的事情啊，他们开始讨论是什么原因，/我听了听，我说他们说的是工艺原因，就是说它是瓶子嘛是一个柱形的，两边收口，这个转弯的过程中，厚度不太均匀，可能是这个不太均匀导致的，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意见了，我去听了以后，正好这还在我比较熟悉的专业范围内啊。
记者：力学。
周建平：我学力学的，我再看不像，应该不像，应该不是，我说厚度是有一点不均匀，但是你厚度是连续变化的，它不会导致突变，再一个问题我说你实验次数很低，它一定是应力状态不是一个合适的状态。我说你们回去好好再消化一下设计上的问题，然后他们又去请专家，一起来消耗这个应力，确实发现首先还是设计的问题。
记者：这个是恰巧是在您的专业范围领域之内，是在力学范围内，假如出的这个问题是不在您的范围之内，那你会怎么处理。
周建平：这个我更多的时候还是依靠专家，为航天服的研制我们还专门请了还比较大的专家组，我们也为很多专项的事情，也请了专家组。
记者：但专家组的意见可以作为你决策的参考，这个时候恐怕……
周建平：决策上还都我负责。

解说：尽管舱外航天服的研制困难重重，但面对质量问题，周建平一方面坚持原则，同时他也多方征求专家意见，不盲目决策。
周建平：还说我们服装的研制，这个更早一点，两年多以前吧，我们的服装就是有一个硬躯干，上身的躯干是一个金属结构的，这个研制过程，在一个单位研制，研制过程中我就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我感觉这个材料不成熟，/但是我不是做这个的，我不是材料专家，我不能说凭我的感觉去决策，是吧。然后我就请了一些专家去决策。我大概从不同的，从航天，航空，请了六个材料专家去了，材料和结构专家去了，大家一起看看怎么样，然后专家们得出的结论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那时我还是工程的副总师，我就跟王永志总师，我在外地我就打电话，我说这件事情回来就给他汇报，得改方案，回来，把方案改了。
记者：我们知道七大系统每一个系统应该说涉及到的知识，都是成千上万。
周建平：是的。
记者：但恰恰做决策的时候，也许会牵涉到某个细节。
周建平：你在这个点上，你就得想办法，了解它，理解它，搞明白它。
周建平：一般来说咱们会有很多专家，这方面都真有很多专家，有时候我们还可能一下找不到专家，我经常也会出现到处打电话，让人家给我推荐专家，具体做什么的，我就要做这件事情的人，有的方面是很窄的，你别说我懂，我都不知道谁懂有时候，我始终认为啊，不是谁的牌大，这个最有权威，是谁直接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他有些东西很细，你再大牌未必了解，但是直接做这件事情的是最了解的，这是这样的话，直接做这个事情的人，又是，他来给你看，你还不止找一个人看，这应该说是一个就是说，决策或者信心的很重要的一个源泉吧。
记者：我们没想到作为整个工程的总师，您也处在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
周建平：那当然了，我有一个原则就是真的让我做决定的事情，或者让我认可的事情，我还是要有自己心里有数，必须有数，才行。

解说：周建平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力学专业，多年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2000年，周建平被调入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担任总体室主任，这次事业上的转型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记者：那当时是等于离开学校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去做完全新的工作了。
周建平：从大学教授，到一个工程，这么大一个工程去做总体师主任，不光对我来说，我自己会认为是一个很大，别人也会，别人一样这么看。

记者：会打上问号？
周建平：对啊，我们戚总，戚发轫院士，后来跟我说，我们刚开始也觉得怎么调了一个大学教授来当总体师主任啊，他能和我们工作有工作语言吗，他们也在想，所以不能说这个变化不大，那么我当时还是认真的想了想，就能不能适应这个事情，怎么去适应，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后来来了之后，王永志总师，我说王总，我这么快怎么去去适应啊，这个要求很高啊，来了就得，神州一号任务，我是99年去的，王总说，一个你，他让他的助手给我找到了材料，神州一号任务从头到尾，跟着滚过来，你就会知道很多很多情况。
记者：跟着滚过来。
周建平：那是啊，那是滚，任务的强度啊是锻炼人的。
周建平：你面临不断的面临这么多问题要解决，它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能把人锻炼出来的。
记者：您现在是怎么面对这个任务，毕竟是第一次。
周建平：到现在还心里到处打鼓，那不行，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就是我们能做的，我们该做的，我们想到的，我们都努力把它做好了。
记者：就是不到发射，脑子就不会闲着。
周建平：发射了也不会闲着，一直到它回来。你做航天啊始终应该说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次成功不等于次次成功，每一次都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主持人3：归零是中国航天人的常规做法，可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还有敢于拍板的勇气，这不仅是对于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的考验，同时也是首次担任神七载人航天飞行试验大队大队长袁家军的考验。

人物简介：
袁家军 46岁 吉林通化人
曾任神舟二 三 四 五号飞船总指挥
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神七载人航天飞行试验大队大队长

解说：2008年9月10号这一天，神舟七号飞船正在进行燃料加注，这意味着神舟七号发射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尽管此前神七火箭和飞船系统经过多次检查，没有发现质量问题，但作为神七载人航天飞行试验大队大队长的袁家军仍然召集火箭和飞船系统的负责人，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进行系统的回想和梳理，以便举一反三，查找神七可能存在的隐患。

记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
袁家军：我们航天讲的叫层层把关，特别是对一些两总系统的工作方面呢，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上，我们需要仔细地要听取一下他们的工作，一方面是考试的性质，另一方面我想呢也是一种提醒，因为系统工程靠一个人的想法，可能是不全面的，我们有一句话呢，就是说系统工程必须把所有人的所有问题，只要是问题都要回答，
记者：还有没有可能再找出问题来。
袁家军：我们在神舟一号的时候，离发射还有三天的时间的话呢，我们通过双想找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调整了计划把这个问题解决，发射，那么对于载人航天来说呢，我想更为重要，所以我们的准则就是不带问题，不带疑点上天，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含糊的，所以发现问题必须解决，当然我们想发现问题是非常重要，能够在地面发现问题，应该也是我们的幸运，所以大家剔除缺陷，剔除问题是永远的主题，在发射按钮没按之前，这项工作是不会停的。
记者：因为今天参加验收的有一些人，他们出来以后说，彼此互相问你过堂怎么样，他们用的是过堂这个词，也就是把你当成了一个主考官。
袁家军：应该讲大家工作还是非常仔细，我们今天是听了火箭的工作，感觉到工作还是很扎实，很细致，而且大家真正地动起来，我感觉大家对完成这次任务不但有信心，而且还有措施，我感觉还是非常满意的。飞船系统呢，昨天也听了一下，总体的感觉他们考虑得非常仔细，但是我明天还要和他们再进一步地再认真研究一下。

解说：袁家军从神舟一号以来就一直参与飞船的研制工作。2003年，他担任神舟五号飞船系统的总指挥期间，将杨利伟成功送上太空。随后，袁家军和他率领的团队，用神舟六号飞船再度将两名航天员成功送上太空。2007年底，袁家军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成为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直接责任人，负责对火箭和飞船两大系统进行协调和把关，角色的变化使得袁家军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袁家军：火箭舒适性的问题上，我们在神五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神六做了改进，但是我们仍然不满意，还要继续做，那么对于另外一个问题安全性的问题，可靠性的问题，我们也是进行了多次评审，我们评审啊，第一次评审大家没有通过，我们组织航天的老专家，甚至我们的老院士，陆元九院士啊，还有很多老的院士，他们深入到一线和我们的设计师系统在认真分析，然后直到把这个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这样我们大家再坐在一起，再来分析。
记者：那么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你作为要对火箭、飞船都负责的这样一个负责人，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袁家军：我还是充分地相信大家和依靠大家，因为我想呢在这种我们跨越，航天实现的跨越特别像系统工程，我们既要在工程方面要有探索，我们也要在方法、程序这些方面不断的提高，因为这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因为你只有把问题吃准了，把问题搞透了，所以你工作才能不断进展。
袁家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现在的工作，可能不仅说做具体负责神七的工作，在把关的同时，我们还要我们更大的体系，建立来适应神七，或者今后未来更繁重的任务，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也是很有意义的。

解说：作为神舟七号试验大队的大队长，袁家军要对神七火箭和飞船系统进行严格的把关，而为了确保神七的万无一失，一些看似没有直接关联的事情都会引起袁家军的高度重视。
记者：就是今年在4月19号的时候，俄罗斯有一个联盟TMA飞船，返回舱着陆的时候，它比预定的着陆点要偏离了400公里，而这个飞船一直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最准确的一个飞船，
袁家军：它是经过了几代了，从联盟到联盟T，到联盟TM，再到联盟TMA，这个TMA这次是第11次发射。
记者：那也就是说它是经过了几代考验。
袁家军：不断更新。
记者：应当说它是被公认最安全，最可靠的。
袁家军：是的。
记者：但是今年在4月19号时候，它出了一次应当说是技术上的意外，这件事情给你的提醒是什么？
袁家军：因为我想呢，我们航天有一句老话，叫成熟不代表成功，那么联盟系统应该说是
我们载人航天天地往返系统，全球公认的最可靠最安全的系统。但是它出现问题，也正说明了我们航天的高风险，可能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了解这个信息以后呢，马上和我们飞船两总系统，大家认真研究，布置如何在把这个问题分析透，同时的话呢，在反思我们的工作，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所以现在这个工作应该说，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完，还在继续做，那么昨天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认为找到了如何来解决，或者说避免像联盟TMA11这样类似故障，出现的这个环节我们是很清楚的，但现在我们想还是按照传统，就是把工作一定要做好，做到最后，大家心中有数。
袁家军：同时我们按照，我们自身的风格，我们做查找，实际上我们要工作做的比这个细得
多。
记者：在4月份的时候，知道这一消息实际上比神七的发射已经不到半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你告诉飞船的这些两总的话，你会不会担心他们身上有额外的压力。
袁家军：不会的，因为这个是传统，所以我和尚志总指挥和柏楠总师，我们共同研究，我们提出来不但要对这个爆炸螺栓这个产品，我们还要对我们飞船系统，我们航天系统以外，还是要对于外协产品，我们对于它状态的微小变化我们一定要把握，所以我们这个复查工作，有40多家协作单位，80多类产品，大家一定要亲自到那个厂家，我们一起去和他们设计人员和他们生产人员，一起研究是不是我们把所有的变化和所有的关键的环节，我们都控制到位了，大家回答，是没有问题，这样我们才放心。

解说：飞船系统是载人航天工程中最复杂的系统，与神舟六号不同，神舟七号将实现满负荷运载和航天员的出舱行走，这些变化必然带来相应的技术变革，因此神舟七号在研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2008年5月，神舟七号飞船上的陀螺仪发生了故障，这时距离神七的发射只有4个月的时间。
袁家军：发生了故障飞船两总是非常着急，那么这个陀螺仪是我们航天科技集团的时代电子公司，他们一个13所他们做的，那个时候它所里的任务很多，它不但要有神舟飞船的任务，它有很多的型号的任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快速地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它调动全部的资源，因为必须是要把所有最有经验的人，来一起分析快速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了，我就到了13所跟大家一起研究，我和大家说这个问题当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如果在解决这个问题和其它的有矛盾的话，我是希望我们把主要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解说：从1995年担任神舟一号飞船副总指挥开始，袁家军亲身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飞船的研制，从事十多年的飞船研制工作，袁家军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中，这一天，他和火箭系统的负责人一起来到厂房，对火箭的技术细节进行实地察看。
袁家军：我们航天的作风，叫严、细、慎、实，这个慎重就是指我们把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出现实际上对我们，我们是非常幸运，能够把这问题发现出来，暴露问题是非常幸运，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千万不要，问题呢，好像解决了，没有解决，隐患留在那儿，这样我们是不允许的。
记者：我们知道，我们希望担负领导岗位的人具备胆大心细这样的性格特征，就在整个从担任负责人开始，你有没有感到过害怕的时候。
袁家军：当然还是很紧张。
记者：紧张但是不是害怕。
袁家军：不是害怕。因为我想呢，航天事业这种高风险的性质，无论你怎么做，工作做得再细，工作做得再多，这个性质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面临这个风险。
记者：前苏联第一次太空行走是在1965年。
记者：我们是在40多年之后，那么经历自己短短十年这么一个浓缩的过程，我们再去跟别人比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差距，您怎么去看待这个差距的。
袁家军：虽然时过40年，但是呢，我想我们技术进步的步伐是没有改变的，可能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和他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所以我想呢，我们航天事业要发展，我们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要走过，我们不可能跨越它，当然现在我们中国的航天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所以我们这一代航天人应该有义务，有责任，要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在一步一步缩小这个差距，我想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的奋斗是无止境的。

主持人4：航天是高风险的行业，，载人航天事业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可以想像到航天人所承担的压力，他们同样也需要在内心给自己留下平静的空间。平静和冒险似乎是矛盾的，但对于我所采访的三个人物来说，他们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关注种种细节，才成就了中国载人航天这个辉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