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 生死放两边

　　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卡波尔曾说过：“对于记者来说，如果相片不精彩，那是因为你离战场太远。”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在第一时间奔向新闻的前沿，出现在事发地的现场，站在目击者的角度，记录事件的整个过程，探寻事实的真相，一直是心中最理想的境界。当然这样也意味着记者远离了鲜花，远离了掌声，远离了笑脸，选择的是责任、奉献与危险。

　　《焦点访谈》的记者怀揣着一颗良知与道德之心，为了党和人民的嘱托，从事舆论宣传工作时，常常是冒着危险，将生命置之度外。他们进行批评性采访报道，是行使舆论监督的职业权力，必须深入现场调查取证。这不可避免地要触犯采访对象及相关利害人的利益。这些人或者出于事先“防火防盗防《焦点》”的需要，极力躲闪，或者对记者实施报复，悍然对记者大打出手，或者事后咬牙切齿打击报复，可谓花样层出不穷，手段百般变化，这恰恰说明他们对记者的舆论监督行为怀有深深的恐惧与仇恨，恰恰说明记者的舆论监督行为正在具有越来越内在而猛烈的杀伤力。

　　沈阳“白玫瑰事件”

　　2000年3月初，《焦点访谈》记者喻晓轩、摄影记者王守诚前去沈阳白玫瑰美容保健品公司采访其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3月8日15时40分左右，两人来到沈阳白玫瑰美容保健品公司，就此事的真伪采访董事长姚志萍。在采访过程中，喻晓轩提出该公司美容保健产品批号等问题，并拿出一张姚志萍属下公司内部的一张质价单。姚志萍见自己公司内部的资料出现在记者手里，恼羞成怒，不仅当即拒绝再接受采访，而且命令手下“严加看管”两名记者，不许离开房间半步，于是姚志萍由被采访者变成了审讯者，记者由采访者变成了被拘禁的被审者。

　　他们轮番质问喻晓轩、王守诚是不是假冒的央视记者，同时强迫记者交出录像带。

　　喻晓轩解释说，自己进公司时已经让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唐虹看过采访证及介绍信。姚志萍叫唐虹进来，唐虹说喻晓轩自报是央视《焦点访谈》的记者。喻晓轩说：“如果你不信，可以往台里打电话。”事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制片人关海鹰承认：当日确实有人给他打电话核实喻晓轩、王守诚是否是央视记者，并得到了他的肯定答复“是”。关海鹰说：那个人在电话中告诉他，两位记者在他们那里进行采访。

　　在此期间，喻晓轩曾试图拿自己的手机打电话，被唐虹和姚志萍将电话抢下。姚志萍见喻晓轩手机内存储的一个电话号码有点熟悉，就拨通了该电话号码。原来，该手机号码系被姚志萍下属公司开除的员工宋某的电话，《焦点访谈》正是在接到宋某的举报电话后派记者前来采访的。唐虹顺势将喻晓轩的背包抢下，在包内翻到喻晓轩的采访证及两张分别写给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的介绍信。姚志萍这时发现王守诚交给她的是空白带，而王守诚的摄像机里还有带子，姚的下属上前抢走王守诚手里的摄像机，将摄像机内带子取出，并对王守诚进行搜身。

　　此时，王守诚因感觉心率较快、心脏不好要求跟姚出去看病，姚志萍没有答应。当日20时左右，举报人宋某见两位记者长达五个小时没有走出“白玫瑰”大门，感觉不妙，遂向沈阳市警方报警。“110”接警后，沈河区公安干警火速赶到现场，将涉案人员及当事人带回。此刻，两位记者已经被整整扣留了4个小时左右。

　　一时间，“白玫瑰事件”轰动了沈阳。

　　据了解，姚志萍系辽阳市人，自称是人大代表，在全国拥有2000―3000家连锁店。后经查实，姚是辽阳市沈河区人大代表一说纯系子虚乌有。在沈河公安分局，姚志萍等一口咬定不知对方是央视记者，并说央视记者曾向她索要5万元“宣传费”。事后经查实，当姚志萍问喻晓轩采访是否收费时，喻晓轩表示央视到外地采访不收费，由台里解决。由于冲突开始时，王守诚将摄像机放在正对着总经理办公室对面的茶几上“偷拍”，所以将姚志要求喻晓轩将录像带还给她的情景一一录下。经沈河检察院批准，沈河区公安分局分别以涉嫌非法拘禁、非法搜身、诬告陷害将姚志萍等10人批捕。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法庭公开审理此案时，姚志萍出示收据，一口咬定事后喻晓轩等人答应只要出一百万人民币，可以不追究其责任，摆平此事，喻晓轩犯有敲诈罪！一时间《焦点访谈》记者敲诈的说法不胫而走，“白玫瑰事件”风云突起，又添新料。

　　尽管这个事件给记者喻晓轩长时间的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和精神负担，一次次接受各种调查与询问，但是假的永远真不了。经过公安干警的数月侦破，此案最终真相大白。

　　2000年，11月30日，辽宁省沈阳市沈禾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沈阳白玫瑰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志萍等十人涉嫌非法拘禁、非法搜查、诬告陷害《焦点访谈》记者一案开庭宣判。法庭依据《刑法》第245条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潜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依据《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判决结果如下：

　　姚志萍非法搜查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诬告并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按数罪并罚的原则，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之前，羁押一日，减其刑期一日。唐虹犯非法搜查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姚志刚犯非法搜查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纳阳犯非法搜查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李刚等其他六名被告人无罪。所有的被告均当庭表示不上诉，但保留上诉的权利。

　　至此，历经8个多月，轰动沈阳的“白玫瑰事件”尘埃落定，记者喻晓轩和王守诚得还彻底清白。

　　惊险的绑架未遂案

　　2001年5月，为了赶制《焦点访谈》建党80周年特别节目，记者再军去广州采访。

　　那天早晨6点多，有电话打进房间说：“哎哟，你到广东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不跟我联络？这样吧，你赶紧起床，我已经安排在江南大酒店请你吃早茶。”再军纳闷了一下说：“您是……”对方说：“哎哟，老朋友了，你怎么贵人多忘事呀？你猜猜我是谁，你猜错了没关系。”再军一下子蒙住了，确实想不起来。对方说：“你赶紧把手机打开，我派司机去接你。你手机多少来着？我现在的记事本一时翻不到了。”再军就告诉了他手机号，然后就开始起床洗漱。

　　十分钟以后，手机响了，是一个很陌生人的电话号码打过来的，他说：“我来接你去吃早茶。”再军问：“是什么人让你来的？”他说：“我的一个表哥让我来接你的。”再军又问：“你表哥姓什么，在哪儿工作？”他说：“姓刘，是广州外贸局的。”尽管常年出差在外，肯定认识很多人，但是，再军记得广东外贸局却没有太熟悉的人。于是再军开始有些疑惑，说请对方稍等一下，就把电话挂了，然后他马上打酒店的总机询问，结果，总机告诉他说早晨没有外线找他。职业的敏感使他立即想到先前那个自称是“老朋友”的人不是通过正常的酒店外线打的，而是通过内线打进电话来的。既然在酒店，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而要通过电话约我出去呢？

　　如此一想，再军惊出一身冷汗，赶紧联系外面的朋友，找警察来调查了解。同时再军又把打过来的电话从手机里调出来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这个电话是厦门那一带的！一定跟上次暗访走私货有关系——再军一个激灵。

　　1998年，为了调查厦门的一个走私团伙，再军和摄像记者白河山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当时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再军他们报的都是真名实姓，给的电话也是现在的手机号码。所以，对方对再军和白河山了如指掌。当时在反应那一事件的《在走私货的背后》节目播出后，曾有一个漏网的犯罪嫌疑人给他打手机，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俩的名字，一个姓再，一个姓白，你们多保重吧，我们还会见面的。”从时间上看，那时是1998年，到现在两年多了，那帮子人因为记者的调查取证的确是从事走私活动而被厦门警方一举抓获。他们被判了刑后，眼下正是刑满出来的时候，有可能重出江湖，摸了过来。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他们当时一直用它跟记者们联系，再军印象特深，只是时间长了，一时没有想起来。

　　随后感到的广州110警方告诉再军，你很侥幸，躲过一劫，这是时下绑匪惯用的绑架手段，先约你吃早茶，观察你，试探你，看你怎么反应，然后约你出来。一旦坐上车，你只有稀里糊涂就范的份了。

　　这件事再次提醒《焦点访谈》的记者对于任何陌生人都不能不防。对此再军说：“现在想，真的很后怕，但是我不怕，作为一名《焦点访谈》的记者，痛苦是一定的，危险也是必不可免的，这一点我不想隐瞒。《焦点访谈》的正义，其对丑陋事物的批判意识是我的所爱，既然是你的所爱，那么即使有痛也是快乐的，我愿意为它付出一切，包括生命。这是发自我内心的一种情感。”

　　“《焦点访谈》记者找按摩小姐嫖娼案”

　　个别部门、个别人做了丑事，害怕主持正义的记者曝光，所以才会对记者的正当采访百般刁难，更有甚者对记者谩骂甚至殴打。正是因为如此，记者遇到的危险和受到的侵害较其他行业概率更大些。

　　对于这些危险和侵害，《焦点访谈》的记者一般是可以凭借所具备的较高素质加以应对的，因为来《焦点访谈》之前，每一位记者对吃苦受累都有思想准备，来之后即使吃的苦再多，碰到的困难再大，无论是体力上的，还是情绪上的，自己都会克服掉，只要是精心策划拍摄的节目能够通过电视屏幕与广大的电视观众见面，给恶势力以打击，弘扬正气，再苦再累也觉得无所谓，反而心里热乎乎的。

　　对于记者而言，最痛苦的、更为可怕、也更为可耻的是，一些部门也捏造事实对记者进行诬告、陷害。如果是一个犯罪分子，是一个坏人采取这种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记者们倒觉得还可以理解。你要揭露他，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反扑，把你扑死了，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但是，恰恰令人不可理解的，也令人寒心的是有些政府部门、有些机构也做出这样的事情！事实说明一些握有相当大权利的部门采取诬陷的手法，进行干扰，以达到不被曝光的目的，这是最厉害的一招。

　　2000年3月31日，某省宣传部发给主管机关一份传真电报，反映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焦点访谈》记者再军、白河山在该省采访期间，有违反新闻记者新闻道德等问题。

　　在该传真电报中，以记者调查的案件影响很大，是领导重点抓的大案为由，认为《焦点访谈》记者在此时采访此案是十分不合适的，要求记者停止采访。认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行为违反了新闻记者的新闻道德，同时郑重其事地罗列了三条“罪行”，其中在第三条中这样写道：

　　“两记者3月30日晚在XX期间提出洗桑那，找按摩小姐等要求，违背了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和公务员职责。到现在为止，我们尚不清楚两位记者的行踪和他们下一步采取的行动，更不知晓他们的行为是公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如系公务行为，我们提请通知中央电视台不要制作播出这一节目。如系记者个人行为，我们要求中央电视台对两位记者进行必要的教育处理。”

　　事情重大！此电立即引起了主管部门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分别做了重要批示，立即指示将此传真件批转给中央电视台，要求中央电视台认真对待此事，核实情况。

　　“《焦点访谈》记者出事啦！”“记者嫖娼让当地给抓住了1”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很快，中央电视台纪检组检察室与台新闻中心组成联合调查组，于4月12日至4月15日，前往该省进行全面调查核实。

　　联合调查组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调查，走访了记者接触的所有单位和部门，包括发出明传电报的该部门有关人员，笔录了十几个人的谈话内容，调查的资料厚达数万字，最后证实对记者的指控完全不实。

　　为此中央电视台纪检组监察室和台新闻中心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调查结束时，于2000年4月28日 向有关部门提交了极其详尽的《调查报告》，阐述了调查取证的整个过程，而且得出案件调查报告结果是：

　　一、关于反映再军、白河山在采访中有超出新闻记者职责范围的问题。《调查报告》的结论是：“经过调查，未发现再军、白河山有超出新闻记者职责范围的言行，此问题特予以澄清。”

　　二、关于传真电报反映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该省采访时未向有关部门打招呼的问题。《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记者再军、白河山在xx市的采访活动，与市委宣传部打过招呼，xx市委宣传部证实了解记者的主要活动。”

　　三，关于反映记者3月30日晚在xx市期间提出洗桑拿，找按摩小姐的问题。《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反映两记者3月30日晚在xx市期间提出洗桑那、找按摩小姐不实，此问题可予澄清。”

　　最后《调查报告》指出“根据调查情况，传真电报中所反映的我台记者在采访中存在的违反记者职业道德等问题均不实，可予澄清。”

　　这份电报反映记者在当地有“不轨行为”的时候，再军和白河山还在一线进行正常的采访，浑然不知。第二天采访完回到驻地的时候，《焦点访谈》的领导打来电话询问此事，他们全愣了，当时，别提那种打击有多么严重。白河山和再军两人真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但是他们顾不上生气想别的，连夜把主要精力放在陈述事实，“用事实说话”上来了。他们把前期采访工作的一系列安排，所到之处、证明人等等如实写了18条情况，连夜传给领导，一夜没敢睡觉。第二天，又与前来调查的有关人员去对证、了解、核实此事。好在事实简单，很好查证，一经查实，全无此事，假的，就是假的，它真不了。

　　尽管一场风暴咆哮而来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尽管记者们在现场配合完调查取证之后仍一如既往地认认真真地工作，但是此次采访工作却不得不被终止。好在最后联合调查组出具了一份正规的《调查报告》，如果没这个报告，尽管俩人坚信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但是他们又到哪里去洗清自己呢？

　　刘涛和吕少波重大车祸事件

　　《焦点访谈》报道的事件有很多发生在偏僻的农村、山区，交通不便。记者常常是飞到省会城市后，还要坐车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采访目的地。经常乘车，遇到危险情况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1999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五周年特别节目《焦点的报告》节目中，主持人崔永元指着一堆黑乎乎燃烧后呈纸片状的物品，向现场的观众提问：“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有观众说，是轮胎；有观众说，是炮弹片；还有观众认为是考古挖掘。其实，它是被烧毁的摄像机残骸。

　　一部7、8公斤重的摄像机最后竟变成薄薄的纸片状残骸，这该经历了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火灾！接着，观众在大屏幕上看到了只剩下几根骨架的三辆汽车的残骸，看到了被烧得面目全非、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两位《焦点访谈》记者。他们因为伤病未愈，不能到现场与观众见面。这是《焦点访谈》的记者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车祸。

　　1999年1月下旬，《焦点访谈》的记者刘涛和吕少波奉命奔赴山西采访。此行要拍摄的两个选题让他们从山西南端的运城一直跑到了晋北的贫困县灵丘。近十天的两地采访结束后，由于临近春节，采访地又交通不便，出于好心，当地政府派了一辆轿车将记者送回北京，而且考虑到去北京的道路不好走，对方特意找了交警队最好的司机开车。

　　当小车行至河北省易县地面的盘山公路时险情还是发生了。一辆当地的个体运输户的大卡车在违章强行超过一辆三码子机动车时，猛的斜横在了原本不宽的盘山路上，记者所乘的小车当时的情形是，路的左边是高山，右面是深谷，无路可走。一声尖利、刺耳的急刹车声响后，咣当一下，小车直直地顶在了大卡车中部的油箱上。撞车的一刹那，卡车油箱的汽油立即从喷油口喷出，随即变成灼热的油火扑向小车上。坐在汽车后座上的吕少波和刘涛只觉得眼前红光一闪，整个人顿时就被包围在火海中了。

　　当时，刘涛大喊一声：“快跑。”紧跟着，俩人开始设法打开两边的车门。谁知道，剧烈的撞击已经使车门完全变形，吕少波撞击了几次都没打开身边的车门，在求生的欲望强烈支配下，刘涛侧过身子，拼尽全力向自己边上的车门做了最后一击。车门奇迹般地被撞开了，撞击的惯性使刘涛的头部几乎朝下倒在车外的地上。车外也是火场，本能又使他爬起来踉跄地向远处跑出了十几米才逃离火场。刘涛回头望去，只见吕少波和其他人像火人一样从撞开的车门冲出，他们比刘涛出来仅仅晚几秒中，但烧伤却严重得多。吕少波连着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才将身上的火扑灭。在车里的人逃生出来几十秒钟之后，火场内就开始响起了一声声的爆炸，火焰窜起几丈高，方圆几十米的事故现场成了一片灼热的火海。

　　吕少波望着燃烧的汽车，顾不上自己的伤痛，嘶哑地说了一句：“机器还在里面！”此时，刘涛感到右臂剧疼，像有个大火球似的窜来窜去，右胳膊耷拉着，好像已不属于自己，他知道，右臂肯定是撞断了。

　　在事故现场有几个当地的农民，满脸血污的吕少波赶紧向他们求救。当农民听说被烧的是《焦点访谈》的记者，立即开始拦车，准备送他们去医院，但拦了几辆，对方都不肯送。最后，农民急了，拽住一个司机说，如果不救《焦点访谈》的记者，就把司机和他的汽车推到悬崖下，这才拦住了车。

　　经过40多里的颠簸路之后，他们被急救到当地驻军的一家部队医院里，经过部队医院的诊断：刘涛的右臂是粉碎性骨折，脑神经系统完全损伤；吕少波的脸上、手上严重烧伤。

　　今天，两位记者虽然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已经重新回到了岗位上，但是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

　　在国外，记者被认为是高危型职业的从业人员，因为他们要经常出入炮火纷飞的交火战场，动荡不安的热点地区，危机四伏的事故现场，所以，他们只能把性命系于弦上。特别是那些摄影和电视记者，他们呈现给读者、观众的画面有多么惊心动魄，他们自己就处在多么惊心动魄的危险境地之中。

　　无处不在的“情骚扰”

　　在《焦点访谈》，大家经常面临的问题中还有一种感情的折磨。

　　社会上，有“性骚扰”一词，在《焦点访谈》，从领导、制片人到记者，都受到过一种“情骚扰”。

　　既然说情，肯定是能够说到情这个份上来，起码存在一定情的成分，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亲属，或者是同事，或者是熟人，才能够跟你说上话。说情的目的也很简单，不播，但是这些事情，让任何一个人来处理起来，却绝非易事。节目提出得很尖锐，问题揪得很准确，处理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益处，因为说情而把片子“枪毙”了，对谁都是一种感情的折磨。

　　既然说情，就离不开诱惑，离不开金钱与物质，离不开人情、世故。面对诱惑，如何把握，实在是考验一个人的关键。它不仅仅在直面一个人的品格德行、党性原则，而且也决定着一个人未来道路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作为一个有权力的总制片人和栏目组的制片人，还是普普通通的记者，大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都不含糊。多年来，大家形成了三条共识，也就是三个原则：对事实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当事人负责。

　　对事实负责。一般来说，如果是违法的，而且是事实，节目该播就播。对于一般主动找上门来的说情人，无论是总制片人还是制片人，都能够力所能及地做到亲自听一听对方的意见，听的过程就是核实事实、把握事实、准确监督的过程。如果听了感觉没出入，反而会更坚定大家播出的信心。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就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首先要做人，而没有良知是一定作不好人的。至于要对当事人负责同样重要。尤其是举报的当事人，多是一些受到冤屈的普通百姓，或者是一些有正义感的群众，人家接受了采访，意味着他们也选择了风险，从目前中国的国情来说，节目播出后，往往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节目没有播出，被一些人利用之后，可能当事人会遭到打击报复，他的境遇比记者采访前更加悲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为他们负责。

　　这三个负责，让《焦点访谈》的许多同志得罪了不少人，节目播出了，也就意味着你驳了人家的面，意味着不够朋友，不够朋友以后也就甭打交道。但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拿原则、拿良知做交易是件挺可怕的事情，自己良心受谴责，还要冒被处分走人的危险，与其如此不如拒绝。既然干了这份工作，就得得罪人。

　　1999年7月，记者再军和白河山这对儿“黄金搭档”去海南采访当地一家幼儿园食物中毒事件。事情很简单，由于管理不善，这家幼儿园的几十名孩子吃了腐烂变质的食品，导致肠胃不适，呕吐、拉稀、发烧。当时是酷夏，海南岛每天的气温高达三十六七度，非常热。两个记者冒着酷暑，奔波数地，很快就在第一时间拿到了准确的原始材料。随后他们联系采访当地主管文教、卫生的市领导，市政府同意了采访，只是说晚上请记者们与市领导共进一个晚餐，饭后接受采访。

　　记者挺高兴的，觉得借着晚饭的机会聊一聊，正可以把这个事情相互沟通一下。于是他们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就去了。市领导早就坐在那儿了，很热情地先跟记者聊家常，聊的过程中记者也把采访的一些问题跟市领导通报了。可晚饭一直不开，等得让人心急，记者就冒昧地问：“你等谁呀？”他说稍等一会儿，还有两人。等吧，一直等到晚上快八点了，终于从屋外进来两个人。第一个人，白河山和再军都不熟悉，事后知道也是一个电视同行。第二个人，再军不熟悉而白河山不能不熟悉，白河山愣过之后赶紧起身上前叫“爸”——他们把老爷子请来了！

　　真是太离奇了，父子俩竟然会在天涯海角的那个特殊场合相会！真让人佩服死当地官员，他们的办事效率竟会如此地高，那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呀！毫无疑问，当时把白河山的父亲请来，让他跟儿子说情，这在当时那种处境和条件下是阻止片子播出的最有效办法了，这个“招数”，的确用心良苦。

　　但对白河山来说却是最棘手的事情。辛辛苦苦做的一期节目，能够回去播出，那将产生多大的社会效果呀，不仅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查处，还会对全国的同行业是个教育，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那关系到一条条无辜的小生命啊！因为父子关系，就把这个节目牺牲了，实在于心不忍。但是父亲要是说句话，养育你一辈子，求你办这么一件事，你都不给面子，儿子觉得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或者为了父亲得罪栏目，或者对得起栏目对不起父亲，这两头都不好选择，当时白河山真的是为难至极。面对一桌的海鲜，一点胃口都没有。做《焦点访谈》的记者，最让人棘手的是当你面对情感选择的时候。

　　好在白河山的父亲当时很敏感，没直说什么别的，就说你们在这儿采访，注意安全，注意掌握的材料全面一点，与政府部门要进行沟通。仅仅20分钟，他推说还有事情，借故提前离开了。利用白河山出来相送之际，老人家悄悄地对儿子说：“你们的工作自己拿主意，要尊重事实，做个节目不容易，我不管这事。”听了老爷子的话，白河山那心才算是放进了肚子里。但就是这短短的20分钟却让他跟过二十年一样漫长！

　　片子最后顺利播出。

　　上述的事情多吗？

　　被诬陷，被拘禁，被骚扰，遇危险，等等惊心动魄而生动离奇的事例，在《焦点访谈》不是个案，每一个记者都有可能遇见。

　　●1998年4月10日，《焦点访谈》记者陈耀文、张涛在湖北襄阳县拍摄《抗拒执法 法不容》的节目，揭露当地农民状告采取欺骗、威胁等手段坑农、害农的襄阳农药厂的官司打赢了却长期得不到执行的事情。从下午16时左右开始，两位记者还有随同的十堰市中院执行庭副庭长何天海、助理审判员袁昆、车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张健明，以及当地的十堰有线电视台记者一起，被农药厂几十名职工和厂领导围攻，并且限制他们人身自由，摄像机当场被摔坏。一直到19时56分，陈耀文等人在多次打了110报警之后，才被闻讯赶来的公安人员护送出厂。其间，记者被打、限制人身自由5个多小时。

　　●1995年5月，记者赛纳、曲长缨、朱邦录在山西运城采访、制作《假破产 真逃债》节目，揭露当地的一个企业在破产后更名改姓，重新分期注册挂上了块新牌子，并从银行贷款4千万元，搞假破产真逃债重新坑骗银行的行为。当三人在厂子里进行采访中，遭到300多工厂职工的围追堵截，限制人身自由达4个多小时。直到后来当地政府来了个秘书长之后才把他们解救了出来。

　　●1997年3月，为了制作《焦点访谈》1000期特别节目，记者杨明泽和谢子猛到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进行一个节目的追踪报道。路上不幸发生车祸，谢子猛和杨明泽身负重伤，谢子猛头部被缝了16针。

　　●1998年初，《罚要依法》节目播出后，为了做好后期报道，记者再军从郑州出发，坐车去山西黎城县。在返回途中，车在山西、河南交界的太行山上，刹车失灵，撞上了山体，再军被撞得头破血流。

　　●1996年，《焦点访谈》曾接到一封安徽某县农民举报的告状信，反映当地农民负担过重，村里打白条，提留款超过5％。记者林凤安马上赶赴该县调查，然而在详细的调查过程中林凤安发现，那里原来是安徽省的一个村级统一结算的试点县，举报情况并非属实。采访结束回台后，林凤安向制片人做了汇报，主动提出基本事实与原反映情况有出入。最后决定尊重事实，节目不播了。但不久，告状信随之而来，说两名记者被村干部收买了，收了红包。中央电视台纪检部门经过认真实地核实，最后得知是纯属诬陷。去曝光别人被诬陷，不曝光也被举报。

　　●1997年11月11日，《焦点访谈》播出了《消费者不是弱者》节目，反映的是一起41块6毛5的民告官案。内蒙古包头市邮电局被消费者郑成合告上法庭，郑成合要求澄清名誉，并要求邮电局返还自己未打而邮电局多收的电话费——41块6毛5。节目播出后，编辑组接到了数百个电话，观众来信不断，反应十分强烈。然而，包头市邮电局也来电来函了，不过他们反应的是举报材料，并同时发给了中宣部、广电总局、中国记协等单位。该材料中称：全片报道严重失实，记者有倾向性，违反了新闻工作者守则有关规定；此案件正在司法审理过程中，新闻单位不宜介入；该片记者与当事人打得火热，当事人安排记者旅游，云云。通过有关部门一个多月的调查、核实，又是一起纯系子虚乌有的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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