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爷和安大妈并不是一家子，他们一个住在北京西边的五棵松，一个住在北京东边的和平里。他们被人们关注，是因他们分别在《焦点访谈》播出的“看李洪志如何编造治病神话”和“邪恶的蒙骗术”中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安大爷是我们在“法轮修炼大法——北京学员心得体会材料选”中发现的。他和李瑞环、张百发是同时代的青年突击队队长，曾经坚信过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但是当他在1994年被查出患有肝囊肿时，谁能治好他的病，谁就是他的神灵。他多方求医问药，但是毫无结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李洪志在广州开一个带功报告会，于是，这位老同志“舍出俩钱去了广州”。当记者找到他时，他还是坚信当初是李洪志“手一挥”，就把他的肝囊肿给去除了，“全好了，我现在什么毛病都没有”，记者当时听到这句话时，头都大了。既然，人家自己都说全好了，没有任何感觉了，记者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按照常规，采访到此结束，重找例子另开张。是相信科学还是相信法轮功，记者面临考验。在没有被法轮功完全征服之前，记者按原订计划说服老安到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到了医院，在准备做B超检查时，记者心中仍是惴惴不安，特意把医生叫出来， 悄悄地问医生，这肝囊肿是否真会消失。在医生明确告诉记者，肝囊肿不可能消失之后，记者拿话筒的手才稳了许多。检查的结果就像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肝囊肿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还长大了。这个事实对安大爷来讲真是太残酷了，安大爷为了宣传法轮功曾经特意化8000多元买了一个大彩电；为了表示对李洪志的崇敬，他叮嘱周围的人不要叫他安师傅，因为师傅只有一个，那就是李洪志。如今这四五年建立起来的信念被打破了，安大爷的精神几乎崩溃。第二天，安大爷就卧床不起，肝区疼、心前区疼，所有的病都来了。除了他女儿以外安大爷不再相信任何人。天津中心医院的外科主任打来电话，表示他们可以治疗安大爷的病，但是当记者将此消息转告给老安时，他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人。”

    面对垮了的安大爷，记者真不知道当初是否应该让安大爷看见事实的真相，这种采访是否道德。

    有的时候人更需要谎言，承受真实是需要勇气的。安大爷的生活由此改变，如果是一个年轻人，一切还能重新开始，但是安大爷又会怎么样呢？

    对安大爷的牵挂还在心中，记者对安大妈的采访又开始了。

    在对“法轮功北京万例调查报告”的调查中，记者找到了安大妈。安大妈在北京地坛练功点很有名，因为她在练功前身患多种疾病，练功后她自己认为全都好了，安大妈在接受采访时也是对此坚信不疑。依记者过去的从医经验判断，如果安大妈得的是神经衰弱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练功后不治而愈还有可能，但是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不可能因练了法轮功就彻底痊愈。到医院检查时，记者和安大妈一样紧张，因为所有猜测都需要最后的验证。等待结果，又一次感受等待的过程。最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一项正常。

    看见安大妈难受的样子，记者真希望，哪怕有一项结果正常也好，真希望安大妈的病如她所感觉的一样，一切都好了。临走时安大妈还在说，我真的没有感觉了，我没说瞎话。

    感觉和真实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主观和客观竟然能如此分离。我感觉我存在，我没感觉就不存在。李洪志没有费劲就让这些善良的百姓成了他的牺牲品。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在中国永远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