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网友要说的开场白：做电视离不开观众也离不开广大网友，希望大家多多联系、多多批评。

　　

    

姓名 翟树杰

　　

    生日 8月14日

　　

    属相 鸡

　　

    出生地 黑龙江省安达市

　　

    籍贯 北京市

　　

    座右铭 做就做好

　　

    身高 174厘米

　　

    星座 不知道

　　

    血型 A型

　　

    民族 汉族

　　

    毕业院校 西安政治学院

　　

    业余爱好 体育、无线电、电脑、绘画、旅游、聊天--------什么都喜欢

　　

    最喜欢的颜色 蓝色

　　

    最喜欢的水果 梨

　　

    最喜欢的食品 重庆火锅

　　

    最喜欢的服饰 休闲服装

　　

    最喜欢的书 红岩

　　

    最喜欢的歌曲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最欣赏的人 周恩来

　　

    最难忘的事 香港回归大雨中的直播

　　

    主持特点（希望达到的目标） 真诚面对观众

　　

    最渴望的生活状态 拼命工作，然后有好多的空闲时间

　　

    个人简历：

　　

    出生在黑龙江省的安达市。不过，对那时候没有任何记忆。因为爸爸是军人，自己一岁多就跟父母搬来搬去。

　　

    先是到了齐齐哈尔市，在齐齐哈尔京剧院的锣鼓声中第一次对社会有了感知。然后，在西大桥旁边的齐齐哈尔长庚小学读书。

　　

    嫩江水喝到了三年级，就跟着当宣传干事的爸爸搬到了绥化县。在那里的尚志小学和绥化四中读书。在军分区大院里和小伙伴举着木头枪长到初一，又坐着大卡车举家迁到哈尔滨，住到了松花江边的通江街161号院。

　　

    这之后，顶着寒风在冰封的松花江面上滑冰、看着落日在波光粼粼的松花江浪花中游泳，一直到初中毕业。

　　

    高中是在北京第101中学度过的。在这里学农学会了检麦穗、学工学会了车床，还在五金厂的保卫科接触到社会调查。随后，1976年底入伍。穿上了绿军装，到解放军第206师炮兵团，实现了从小梦寐以求的梦想。

　　

    在军队，次次射击、投弹都是优秀。因为会写文章还会画画在400多新兵中选到政治处当了电影放映员。从1976年到1995年的近20年的部队生涯中，从放映组长到宣传干事；从入党提干到考试入学；从写豆腐块报道稿到一头扎进电视行当并荣获中国新闻一、二、三等奖。一直到了1995年转业来到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成了一名职业电视人。

　　

    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是1972年在哈尔滨春雷电讯商店的柜台上

　　

    第一次看到彩色电视是1974年在北京总参办公楼，看的是京剧《磐石湾》

　　

    第一次当放映员放的电影是《闪闪的红星》

　　

    第一次看到的录像是《少林寺》

　　

    第一次播发的新闻是1983年六一节，题目是《总参幼儿园喜迎六一节》

　　

    第一次独立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是1987年在人民子弟兵节目里播发的《青城一点杜鹃红》

　　

    第一次获国家级的电视奖是中国新闻奖的二等奖《3点30分起爆》

　　

    第一次制作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是1995年11月25日，题目是《爱心创造的奇迹》

　　

    第一次制作的监督类节目焦点访谈《乔迁之忧》

　　

    第一次在焦点访谈主持节目是1996年9月，主持的节目是自己编辑制作的《奥运牵动万人心》

　　

    第一次参与直播节目是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72小时特别节目中，《期待凌晨》

　　

    个人信箱：

　　

    ZHAISHUJIE@VIP.SINA.COM

　　

    

看见出生地倍感亲切，原安达县的“萨尔图”镇，现在成了现代化的大庆市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老军装“三点红”别有味道。

　　

    在206师炮团政治处当兵的翟树杰学会了修理电视机

　　

    

白天不知夜的黑 当了访谈的记者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

　　

    

做编辑从摄像出身 1985年干起电视到现在整整20年了

　　

    

三峡大江截流的合龙口成了记忆，眼看着长江被拦腰截断，最后一个离开封闭的江面

　　

    

一年后再到合龙口见证三峡大坝拔地而起。

　　

    

渔政官员见死不救，渔民黄妃赤奋不顾身救人，1996年在雷州海难现场采访。

　　

    

见证香港回归的历史有很多话可以说，1997年直播任务完成以后和驻港解放军副司令员周伯荣留念。

　　

    

看看翟树杰和柬埔寨的孩子们的肤色是不是很相近，1992年在柬埔寨战区采访解放军维和部队，拍摄制作的纪录片《中国蓝盔》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那年35岁。

　　

    

2003年在贵州山区某学校采访前来视察的李岚清副总理

　　

    

照片不错 姿势也不错 事实是完全不会打高尔夫

　　

    

虽然坐在演播室作主持人 可从没有把自己当成主持人

　　

    出头露面主持人 辛辛苦苦第一线

　　

    在焦点访谈栏目最知名的当然是主持人，我有时候走在大街上办些什么事情常常被大家认出来。可是，细细地想一下，真正称得上主力的、工作最不容易的还是编辑记者。

　　

    焦点访谈的记者编辑需要有能力、体力，还要能够承受压力，这个压力来自几个方面：

　　

    一、 工作和生活没规律；由于很多节目是监督类的报道，外出时常常隐瞒自己的身份。为了不被人发觉，要持外地人身份证（很多人本身就是外地人，拿暂住证）。外出把摄像机藏在包包里。出租车、手扶拖拉机、人力车、摩托车、自行车等等都得坐。住宾馆不能太高，吃饭不能太贵，还要处理好方便的问题---否则就不方便（记者法展就有曾经憋着一大天的“不方便”的采访体会）。

　　

    二、 采访对象的纠缠；没有人接待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要承受冷眼和冷遇。采访的周期一般七、八天（有时候更长）。而一些当事人、特别是一些单位和领导采取躲的方式，消耗你的时间经费（记者曲长缨就曾经三下福州，最长的一次住了20多天）。有时候故意的刁难，虽然知道你的身份还要被“误认为”假记者，受盘查（常常还把警察招来）。有时，还要受委屈。（记者戴璐采访某法院打人的事情后被诬使用了当事人的车、吃当事人饭）。

　　

    三、 线人（举报者）的利用；担心被线人（举报人）骗，白跑路，完不成任务。有的提供线索的当事人不见面，只是在暗中电话帮忙（这还算是不错）。有的时候记者一去有的问题就解决了，线人就说：问题解决了，作正面报道吧。

　　

    四、 当然坐飞机、坐汽车多了，难免还有一些危险的出现。焦点访谈就有好几个编辑记者光荣负伤。

　　

    所以说，和那些在外边没日没夜采访回来后连轴转工作的编辑记者比起来，主持人多了许多风光少了许多压力。

　　

    2005年10月

　　

    

近看驻澳部队

　　

    从83年扛起摄象机起，我制作和参与制作部队题材的电视片总有几十个，电视新闻多的无法统计。可自从94年底从部队转业离开军营，除了和军队沾点边儿的节目外，实实在在军队题材的焦点访谈节目再没做过。

　　

    所以，这回同李心源、吕少波一起完成的，真正反映部队生活的节目《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是到评论部五年来的第一个。

　　

    部队题材的节目好做又难做。好做是因为部队纪律性强，千八百号人一呼百应想怎么拍怎么拍，线条加方块的画面也好看。难的是部队的军官（包括班长一级的“干部”）、战士习惯于口令式的发言和回答问题。作演讲合适，但采访时声音大、不好交流。

　　

    因为在评论部工作了这几年，习惯了我们的采访方式。这回在珠海对驻澳部队的采访心里还真有些担心。

　　

    然而，几天的采访却出乎意料。

　　

    首先是部队的司令和政委接受采访相当自然。不仅各种政策、规定和任务、职责烂记于心，表情和语言也自然生动。其它的参谋干事和连队的主官也同样从容不迫，一板一眼，句句到位。特别是一位来自驻港部队的指导员口才特别棒，让李心源啧啧赞叹。

　　

    干部棒，战士也棒。战士们每天摸趴滚打训练十几个小时，个个黑黑瘦瘦。但个个军容严整、军姿挺拔，军事素质是没的说。采访中除了个别的战士有些官话外，大多数也都礼貌大方，对所知的问题对答如流。

　　

    任何一个单位如果敢于让记者到自己的地盘上随便拍照采访，那这个单位绝对是自信的。而驻澳部队就有这种自信。

　　

    同以往的部队节目绝不一样，可以夸耀的说，这回在驻澳部队的所有镜头和采访都是完完全全没有摆拍（摆拍其实是我们在部队时的惯用手法）的情况下自然抓拍的。驻澳部队的人员不到1000人相当精干，整个政治部才一个主任三个干事，训练和进驻的准备工作相当紧张。加上一批又一批的记者群，实在让他们应接不暇，所以联系好后政治部就让我们自己营区去采访不派任何人来安排和陪同，任由我们随便进去到任何地方随便拍摄采访，这样我们节目的制作便自在了许多、轻松了许多。

　　

    在一些树立的典型宣传中，大而化之的东西自然肯定受看。但细节部分、边边角叫的地方就容易露出破绽。这方面在驻澳部队你决不用担心，在诺大一个营区随你怎样挑刺还真不容易找到毛病，这就是一流部队的素质。

　　

    李心源问我：这样的部队整齐好看，但真打仗会怎么样呢？我反问她：你知道孙武训练宫女的那个故事吗？李心源说知道。我说：对了，一个作风纪律都过硬的部队，打起仗来绝对都是好样的。

　　

    说实在的，如果解放军的部队都能有驻澳部队这样的装备，训练成这个样子，那绝对还能精简几十万人。

　　

    2000年1月

　　

    随笔：《见证年轮》（节选）：

　　

    

戏园子胡同

　　

    2003年7月，我回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带我在市区走马观花转了一圈。比起2000年来，这里变化了很多。市委市政府搬到了嫩江边上，紧挨着齐齐哈尔大学的劳动湖变成了一个大公园。虽然格局依旧，可我上了三年小学的长庚小学修缮得整整齐齐，市区也变得漂亮不少。

　　

    我特别提出要到解放门附近得戏园子胡同看看，因为我几乎是在那里记事情的。宣传部庄副部长没有跟着我，让我好好怀旧，我自己急不可待的走进去。

　　

    顺胡同往里面走十几米，就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门洞，进门洞向右侧拐应该一排低矮的青砖房，果然是这样，我依稀感觉到这就是我曾经的家。这个低矮的门洞和平房当年我曾经感觉特别高大。

　　

    四十年这里竟然还基本保持原样，我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想起近40年的时光转眼过去仿佛昨天一样，令人心绪万千。过去，齐齐哈尔市是一个挺重要城市。不仅有全国闻名的重工业，还有引以为自豪得齐齐哈尔马戏团和京剧院。我小的时候就住在戏园子旁边，也就一直把我家住的这条胡同叫做戏园子胡同。胡同里有许多小摊贩，卖姑娘（一种可以吃的植物果实）的、卖大饼子的、也有卖手工艺品的。有一个小贩叫卖地声音拉得很长：“烧鸡，烧鸡喽―――”。我和哥哥常常被外面的小贩的吆喝声吵醒。醒了，就趴在家里后窗户上向外面看热闹，童声童气地学小贩叫喊：“烧鸡，烧鸡喽―――”。小贩又好气又好笑：“去去去，一边去”。

　　

    妈妈上班早，弟弟在解放门庆合胡同的姥姥家里住，我和哥哥都还没有上学，就天天结伴玩儿。

　　

    那时候齐齐哈尔电影院不多，只有两三个，很多人都爱看戏。我家离戏园子近，也就跟着看京剧。所以，到现在我对现代的和古装地京剧都特别接受。戏票现在看真是不贵，有2毛钱和5毛钱几种。学生票更便宜1毛。当时，我父亲还在松花江军分区当干事，中尉副连级每月有90多元钱薪水。当时9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字，工人工资才16元钱。按说，这样地收入买票看看戏不算什么。可那时候，妈妈工资不高，姥姥老爷没工作，弟弟妹妹都还在上学。除了我们哥仨，还要接济娘家一些。爸爸没回探家路上还要花些钱。所以，东扯西扯兄弟俩零花钱也就不多了。

　　

    没有钱要看戏怎么办呢？我们小兄弟自有办法。

　　

    

每天晚上，戏园子灯火辉煌。我们站在入场的人流后面，观望着目标。每当看起来面善的观众就追上去：“叔叔、阿姨，带我进去吧。”大多数的人都相当的客气，有的就说：“跟着我吧”。到门口，收票员问道就说是自己的孩子。进去之后谢过人家就高高兴兴找先进去的小伙伴儿了。有的观众怕担责任，就会让我们拉着自己的衣服，有时候碰运气也能进去。

　　

    

初到绥化感受“洋灰”路

　　

    傍晚，火车到了绥化。爸爸扛着行李走在前面，妈妈拉着我们跌跌撞撞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找到了接我们的汽车。那车是个绿色的吉普车，车门市是帆布做的，后面挂了个轮胎，一位姓罗的司机接我们。他带了一副白手套显得很神气。爸爸招呼我们上了车。随身带着的行李和我们全家五口马上把车里面塞得满满的。

　　

    后来才知道那车是一种很老式的前苏联产的嘎斯六九，也是我们现在大街上还跑着的北京吉普的前身。尽管如此，当时整个绥化军分区还只有唯一的一辆，当时可算得是罕见的玩意儿，在来绥化之前我还从来没有乘坐过。

　　

    嘎斯六九歪歪扭扭在绥化那不平的马路上开动起来，车子不停地躲闪着前面的人群和马车。平生第一次坐上小汽车，可想而知我们哥哥三个该是多么兴奋。哥仨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评论着这辆令人自豪的汽车和绥化街道的景色。弟弟问，这车是不是假的，怎么声音这么大。哥哥嗓门从来都是最大：一定是旧零件配起来的。配起来的声音肯定大。

　　

    我看到车轮走过沙尘漫天，就问父亲：不是说绥化有洋灰路吗怎么灰尘这么大？以前，东北由于长期遭受沙俄和日本的统治，把很多东西的称呼前面都加上“洋”字。比如把火柴叫做洋火、镐头叫做洋铁镐、把钉子称作洋丁，甚至把水桶都加上洋字---洋铁桶。我说的洋灰路实际是指水泥道路或者柏油路。那时，像绥化这样的县城能有一条柏油路也是很光彩的事儿。

　　

    爸爸指了指满是灰尘的路说，那不是“扬灰路”吗！原来多年以前修的柏油路早就被灰土盖住了，车子跑过去可不是漫天的尘土吗。

　　

    大家都哈哈地笑了。

　　

    只有妈妈不说话，我看见她微笑着，嘴角露出的是满足的自豪。

　　

    

惨淡的太阳

　　

    搬到绥化是1966年的10月，齐齐哈尔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整天的武斗，时不时得有造反派的卡车拉着被打死的同伙尸体游行，卡车上架着高音喇叭。不停地有解说员操着女高音进行控诉和宣战，插空播放一段造反歌曲。歌词我还记得。比如：“儿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跟我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地蛋。”在绥化，这样气氛就少了许多。武斗也没有齐齐哈尔严重。只是绥化这里有一个福利院，福利院的一些孤儿闹得比造反派还凶。文革开始的时候，那些被收养的孤儿戴上红袖章，自制了火药枪，造起反来。当时，社会已经失控，没有管教的孩子四处闹事，后来还打死了当时的福利院长。他们腰里面别着火药枪时常在大街上游走，看谁不顺眼就打人、开枪。后来我真的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孩子，他们穿得很破旧的衣衫，脸上带着泥道子，的确是挺吓人。每当这时，我总是远远地躲开，避免和他们发生冲突。

　　

    绥化当时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县，有54万人口，一条大街横贯东西。东边连着的是绥化火车站，西边到头就是当时的地革委大院，大院子的后面是家属宿舍，我家住在第十八栋。那是一种平房，每个门洞进去左右各一家，只有一间房子。顺着不宽的走廊在向前走是厨房。厨房燃烧的是煤炉子，烧水、做饭、烧炕都是这个炉子。要是想把炉子烧着可不容易。首先要用火柴把一种饱含松油的松木条（当地叫明子）点燃放在炉子的最低端，上面放上比较容易燃烧的劈柴，劈柴上面放好煤块。一会儿，劈柴着起来了，火大了，煤也就燃烧起来路子就算升着了。如果劈柴烧完煤还没有燃烧就要重新生火。所以，生炉子劈柴就用的很多。把家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去跟着爸爸到木柴厂买劈柴，当地把劈柴叫做绊子。

　　

    虽然是军队干部，也要亲自动手。爸爸叫上马车，亲自驾车去买拌子。因为黑龙江纬度很低，所以到了冬天，太阳距离地面还不到一电线杆子高，昏黄昏黄地，惨惨地斜射到地面。沿着被车轮子压得两到车痕的泥水路，两匹红马吃力地走着，鼻孔喷出两到白雾气，一团一团地喷出有很快散去。我从小的时候方向干就极强，很少迷路。可那天马车七拐八拐，很快我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当时，东北地区还保留着很多林业局。一车车的木材被送到木材厂加工成方木，原木四面锯下来就成了绊子。我们就把这些拉回来，平时家里烧火用。

　　

    

耿直的爸爸

　　

    对于爸爸的印象，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形成的。按照军队的规定战士家属不能随军。当了干部后才有随军的可能。当时随军的条件是：参军15年或者副营职的职务。60年代初爸爸还是个中尉副连职，所以我们家还没有随军。妈妈领着我们兄弟三个跟着姥姥住在齐齐哈尔。

　　

    按理说，我父亲是1948年参加的工作，在黑龙江安达市武装部当小鬼，1951年办理的参军手续。可后来填写入伍表格时，父亲只是填报了入伍时间。没想到这一下子吃了大亏。到了80年代确定老干部离退休条件时1949年10月1日前工作的干部是离休，而在此之后参加工作的只能办理退休。所以，在父亲快70岁的时候和其他退休干部一起交给地方管理。而那些离职休息的人员则一直保留着军籍，依然由部队照顾。

　　

    在职时候，妈妈和好多老朋友一直劝我父亲找一找工龄。以便退下来的时候可以办个离休手续，可爸爸一直忙于工作，直到了快休息的时候才想起补办手续，可是来不及了。

　　

    一直到现在，只要提起这段，父亲总是有一肚子的牢骚，可是又能去怨谁呢？一辈子他都把工作看得很重，对自己的私事总是马马虎虎。这一点，我觉得自己特别像他，只要有工作，自己的私事肯定是往后放的。

　　

    在齐齐哈尔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对父亲的印象是一样的。那就是，每年春节的时候，家里要回来一个背着大包小包好吃的东西，回家先倒头就睡的人。所以真正认识爸爸是在绥化才开始的。

　　

    1966年随了军，可以天天和爸爸在一起才慢慢知道爸爸的脾气：脾气倔强可心地慈祥，有时候有些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