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盗墓大案，公安人员从一个盗掘当地邾国古城纪王城遗址的犯罪团伙手中追回18件珍贵文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案件揭开盗墓行业的冰山一角，同时也暴露出我国田野文物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

　　9件文物卖了30万元

　　43岁的张大军(化名)是被人搀扶着走进邹城市看守所审讯室的。

　　这个邹城古玩圈里鼎鼎有名的“带头大哥”，居然是一个双腿不能自由行走的残疾人。

　　从去年10月至今年3月，他和同伙先后三次在邹城市峄山镇纪王村东的“皇上台子”遗址上，盗得青铜鼎、青铜剑等多件国家一级文物。

　　在邹城当地，几乎没人知道他的真名，但“张大军”这个名头在邹城却很响。

　　“但凡外地来邹城或邹城当地进行古玩交易的，都要找张大军掌眼。他在团伙中主要负责看风水，确定有无古墓”。邹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施振宝说。

　　2009年10月，枣庄一个外号叫“刘老四”的“支锅(盗掘活动负责人)”找到张大军。

　　刘老四说，纪王村东一处名叫“皇上台子”的遗址下有好东西，三年前他们就探准了，准备大干一场。纪王村是“邾国古城纪王城遗址”，新中国诞生前后曾在此发现古墓，并有周代带铭文的多件铜器出土，经考证为东周时期邾国贵族的墓葬区。

　　张大军十分重视，他和刘老四组织人马先后三次对“皇上台子”进行了盗掘。前期他都会跟着去看现场，怎么挖，挖多深，一一进行交代。但到真正动手时，因为行动不便，他都不在现场，而是电话遥控。

　　当手下把盗来的青铜鼎放在张大军面前时，张大军觉得“太难以置信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浑身都在哆嗦”。他随后联系到枣庄一个买家，这个买家随后将文物转卖给北京一个叫“小二”(在逃)的人。

　　不到3天，文物全部出手。9件文物卖了30万元，除了刘老四分得两份钱，剩下的每人平分，张大军分到1.7万元。

　　对于这笔交易，一位办案民警感叹，“光那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壶，市场价就三四十万元，真是卖出了个白菜价！”

　　“卖弄”学问露马脚

　　2010年3月19日，邹城市太平镇民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人预谋到太平镇北亢村盗掘古墓。

　　“我们在北亢村蹲守了5昼夜”，民警梁冰说，每晚12时左右，都有一两个人拿着铁锨在古墓附近挖，而且来的人都不一样。

　　民警没有打草惊蛇，他们在等“大鱼”。

　　3月24日，当张大军等7人在峄山镇一家羊汤馆商量当晚去挖看庄镇郭山村一处古墓时，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将7人一锅端。

　　警方连夜突审张大军。

　　一开始他嘴很紧，拒不交代。就在审讯陷入僵局时，一位刑警挂在腰间的一块玉不经意间露了出来。

　　看见这块玉，张大军猛然两眼放光，对这块玉品头论足，案件就此打开突破口。

　　“过去，只有文物大省才会出现严重的盗墓现象。现在，哪里有古墓，哪里就有盗墓贼。更可怕的是，盗墓者不仅分工明确、工具完备，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掌握了专业的考古知识。”施振宝说，张大军就是这样的人。

　　“只要是金银铜铁锌等金属在地下，探宝仪就会根据不同的金属发出不同的报警声。”张大军称，找到古墓后，一般会用“洛阳铲”在墓葬周围密集式“扎针”，以确定古墓的长度和宽度，并根据扎针取上来的土判断该墓是哪个朝代的，是平民墓还是贵族墓，是“生坑”(未被盗过的墓)还是“老盗”(已经被盗过的墓)。张大军说，像去年底轰动一时的曹操墓，几乎空空如也，对盗墓团伙来说，就是个不值得一提的“废坑”。

　　张大军还告诉记者，根据分工不同，“圈内人”有着不同的称谓：“掌眼”、“支锅”、“腿子”和“下苦”。盗掘、运输、窝藏、销赃等一条龙作业，都是由这些角色完成的。

　　揭秘——

　　怎么盗？

　　寻找古墓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活，但张大军的盗墓诀窍却有些类似于中医诊疗手法，即“望”、“闻”、“问”、“切”。

　　“望”即看风水，看草木。经验丰富的盗墓者大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由于古人迷信风水，因而多数古墓都建在“风水宝地”上，如依山面水之处，尤其是古河道的拐弯处，必然是墓葬聚集之地。此外，墓葬周围的草木甚至泥土，都是盗墓者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

　　“闻”即闻气味，依照气味的不同来分辨某处是否有墓葬。如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常被灌注水银和朱砂用于防腐；而唐宋之后的墓葬墙壁上通常涂抹有青膏泥。这些特殊物质散发的气味，一般人难以察觉，而盗墓者总能敏锐地辨别。“闻”的另一层含义为听声音。一般的大型古墓，一旦受到较大震动如空中打雷时，就能向地表传出不同于别处的声响。

　　“问”就是踩点。盗墓者一般都能说会道，尤其善于与老人谈古论今。每到一处，他们便会以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的身份，拜访当地的老人，通过交谈，从当地传说中获取有关古墓的信息。有时他们也会通过当地史志搜罗信息。

　　“切”，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一是指发现古墓后，根据地表的地势等情况，准确地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墓穴；二是打开墓中棺椁后，没有遗漏地摸取死者身上的宝物；三是触摸到文物后，即能判断其为哪个朝代的文物、价值有多大等。

　　怎么卖？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邵泽水说，原先文物盗出后，要等待“识货者”——这是一个漫长并偶然的过程。而现在，文物一出土，便意味着它有了买主。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孙志强说，盗出的好东西一小时就能出手；三天时间可以通过二次“倒手”出境；如果是一条龙“不倒手”的话，两天到达境外。

　　文物出境的路，一条通过广州、深圳海关；另一条是先将出土文物会集到河南、陕西、甘肃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之后取道香港、台湾再次集散，运往世界各地。

　　据报道，当前，全球文物收藏量达万件以上的文物商，有3000人左右。这些不同国籍的大老板，控制着一个复杂而严密的文物交易网络。从各个国家盗掘出的地下文物，经过四五次“倒手”，最终到达他们手上。此时，这些出自古墓的文物，已不再带有任何“危险信号”，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炒作、拍卖，并最终被顶级藏家收藏。

　　在盗墓产业链上，风险最大的是基层盗墓群体，其次是最接近盗墓者的初级市场老板。无论是在盗掘还是运输途中案件被侦破，证据链条上最先锁住的就是这部分人。因此，只有通过频繁的“倒手”，才能抹去地下文物身上所携带的犯罪印记。(综合《齐鲁晚报》 新华社报道)

　　分 析

　　“古墓盗贼”缘何大行其道？

　　现状：盗墓案呈高发态势

　　邹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县级市，且遭遇了这样的盗墓大案，像我国中西部陕西西安、河南洛阳等古墓聚集地长期以来遭遇的盗墓案件更是难以数计，考古工作者经常用“十室九空”来形容当前考古工作遭遇盗墓后的窘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说，虽然当前没有官方数据证实有多少人从事盗墓勾当，但已感觉非常猖獗。

　　事实上，近些年古墓被盗案已成高发态势。陕西靖边县杨桥畔汉墓群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大的汉墓群，墓葬总量超过万座。由于长期安全保护不力，近年来有数百座古墓被肆意盗掘破坏；今年1月，在湖北沙洋严仓古墓群遗址，考古人员在发掘中意外发现三个盗洞痕迹，墓冢内文物有无被盗、被盗情况如何，仍是个谜；去年7月，盗墓贼趁黑夜将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章家营子村南山一古墓盗掘，文物部门清理现场时发现三块尚未被盗走的玉牌，上面刻有精美的胡人奏乐图案，为全国罕见，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属国宝级文物。

　　原因：利益驱动·社会误导

　　“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一句流传在民间的顺口溜足以证明盗掘古墓对妄图获取不义之财者的吸引力。邹城市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孙志强说，盗墓者多是为了短期内获取非法暴利铤而走险的人，在邹城这一案件的作案者中，有遗址所在地村民参与，也有外来的盗墓者，成为一次“里应外合”的盗墓事件。

　　孙志强认为，盗墓活动猖獗主要原因是利益驱动，也有来自社会的误导，一些鉴宝类节目过多宣传文物经济价值，让不少人认为收藏是发财致富之路，类似错误的导向催生了一批梦想通过盗墓致富的人。而相对于国内村民小打小闹，一些犯罪团伙，特别是与境外文物贩卖集团勾结在一起的犯罪分子，他们的盗掘和贩运已经有了高效运转的途径，造成国内文物的巨大流失，一些重要历史信息很难再完整取证，毁掉的不仅是文物，更是历史。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说，包括邹城在内的国内盗墓案件再次为田野文物的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建立行之有效的田野文物保护机制刻不容缓。以山东为例，全省有文物发掘资格的人员在100人左右，而全省文物点却有3万多处。他说，虽然山东为一些遗址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并组建文物保护员队伍，但对于多数远离村庄、遍布田野的遗址来说，要想达到实时全面监管仍有困难。孙志强告诉记者，邹城有文物点500多处，各类文物工作人员200名，文物保护员117名，还建立了由乡镇、村庄负责人及村民组成的巡查队伍，但即便如此，仍然未能阻止住这次盗墓事件的发生。

　　建议：政府重视是关键

　　文物保护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特别是文物点所在地政府，在文物部门人手短缺、经费不足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是决定文物保护成败的关键因素。

　　当然把每一件文物、每个市场角落都管起来并不现实，但应该看到的是，一些地方的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文物保护力量太弱，以至文物保护不力，真正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文物被忽视。

　　公安部门应加大对盗墓活动的打击力度，斩断文物流失的渠道，震慑不法分子。同时，还应加大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摒弃文物经济价值至上的观念，发动每个人成为文物保护者，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社会监控网络，不给盗墓者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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