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要增进新的共识不仅不易，甚至可能导致《纲要》迟迟难以出台。因此，与其关注到底有哪些“合理”意见被吸取，不如把目光投向《纲要》的执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5月5日，期待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会议指出，《纲要》研究制定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前已基本成熟。

　　人们注意到，在这个描绘了未来1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愿景的《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实施校长职级制，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等理念，表明各界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上，已经初步形成共识。

　　亮点与难度并存

　　“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个是征求意见的过程，一个是以人为本的内容。”《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纲要》起草过程中征求意见之广泛，听取民间意见之充分，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很少有其他重大教育决策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以往多是以国家的标准衡量教育，此次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遵循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强调，如果贯彻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中，“作用将非常大”。

　　针对《纲要》提及的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将比2009年翻一番的内容，有学者分析，经过10年来的高等教育大扩招，有关部门如果继续将规模增加的数据当政绩和业绩，很容易让一些公众产生误解。我国高等教育该是正视快速扩张遗留的系列问题的时候了，比如大学生培养质量下降、结构性就业难、群体贬值等。而《纲要》的亮点之一，就是强调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纲要》提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参与过起草国家医改方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认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并不是关键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公共教育经费的流向。比如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一般在人均GDP的30%～60%之间；而中国的这一指标在2000年一度高达200%，虽然此后有所下降，但2007年仍高达84%。这说明中国花了相对较多的钱来办高等教育。

　　余晖说，相比之下，在教育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投入比重不低，是中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的又一个特点：2007年属于公共教育经费“其他类”中的11%和25%流入了教育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这种不合理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原因。在义务教育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小学和初中的生均经费区域间不平等的问题就已十分严重。尽管政府自2000年以来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并且注重推进义务教育经费分配的横向公平，但地区间不平等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显然，公共教育财政转型，将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的一个很难逾越的障碍。

　　不妨从已经达成的共识做起

　　“这是到目前为止所能达成的教育改革共识。”在第二轮征求意见之始的2月28日，有关人士对《纲要》征求意见稿的这句解读，无异于提醒公众：要在进一步征求意见基础上修改文本，达成更多共识的可能性不大。的确，比如公众最为关注的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意见，希望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在2012年达到GDP4%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到2020年的投入比例的意见等，都没有被采纳。

　　制定尽可能完善的《纲要》是公众的期待。然而教育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要增进新的共识不仅不易，甚至可能导致《纲要》迟迟难以出台。因此，与其关注到底有哪些“合理”意见被吸取，不如把目光投向《纲要》的执行。比如从推进政校分离管办分开、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尝试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这些已经达成的共识做起，都将有助于增强全社会对教育的信心。

　　从目前达成的共识到推进改革，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比如政府放权，就是将办学权交还学校、评价权交给社会和受教育者；取消行政级别，将会影响到现有的副部长级校长、局级校领导、处级、科级干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意味着学术权和行政权必须分离；而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推行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等相关举措，则将打破传统高考格局。甚至可以说，执行改革共识的每一步，都可能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执行《纲要》的每一点进展，都不能没有应对阻力的坚决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