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绝望

　　因为发生在两个儿子身上的事，韩爱平越来越迷信了。丈夫出门干活前，孩子在身后大声哭，她都认为是很不祥的预兆，会担心上一天。

　　那天夜里，高长宏偷偷跟妻子说他想下矿井，“每个月能赚好几千块”，韩爱平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她不让，哭着喊:“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了，再经不起一点点风浪！”

　　但是这时候，连下顿饭的面粉，都还不知在哪里呢。两个孩子，5年的光阴，早已稀释了存折上的5位数存款。如今，红存折早就找不到了，韩爱平也懒得去找，那里面只有几十元钱。

　　下岗后，高长宏四处找活儿干，修个锅（电视天线），修个车赚上三、五十元，有时当当搬运工，能换回两包烟、几筐煤。

　　回家的路上，看着墙上白石灰刷的“平时注入一滴水，有难时拥有太平洋”的保险广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梦想真的有“太平洋”那么远。距离他最近的愿望，是赚到当月的饭钱。他的口头禅是“这年头吃一口算一口”。

　　他很聪明，他甚至申请到了“发动机助燃增压装置”的国家专利。他会修车，可小煤窑都关了，货车很少。他会修电脑，可临街门面房房租一年要5000元，“贵得吓人”。为了讨生计，他甚至去了趟灾后重建的都江堰，力图找一份在隧道开铲车的工作。可工地拖欠工钱严重，他只好悻悻地回家。这一路，他“浪费”了1000元。

　　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看山对面被关停的小煤窑烟囱是否在冒烟，马路上的大货车是不是多起来了。那意味着国家的政策“松了还是紧了”，他能不能再回到铁厂开铲车。

　　今年春节，这家人只剩下50元钱了，连包饺子的面粉都是找房东赊的，房租已经欠了大半年。除夕夜，韩爱平在窑洞门前，糊上手机充话费免费送的大红对联，把50元分成两份，压在孩子的枕头下，向“列祖列宗”说了很多保佑孩子平安的话。

　　正月里，俩孩子四处拜年，靠亲戚给的压岁钱，才算把“日子续上了”。

　　韩爱平开始常常感慨这个世道的不公。汶川大地震，他们家捐了500元钱。丈夫义务献血3次了。丈夫看到街边乞讨的孩子，会掏空所有的口袋，甚至企图收留孩子。

　　“为什么这样好心的家庭没有好报？”她靠着窑洞外的墙皮说。只要上街，她就买两元钱一注的体育彩票，试试自己的运气，可连着几十次，“一次也没中过”。

　　希望好像又来了

　　最近，随着这些倒霉事被媒体关注，这一家人的希望一度又被点燃起来。

　　夫妇俩通过网络，知道了山西疾控中心的陈涛安正在反映山西“高温疫苗”的问题。他们突然醒悟:“壮壮的病跟这个疫苗，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

　　高长宏把材料寄给了陈涛安。

　　疫苗事件被报道后，一夜之间，他家的窑洞门口塞满了各种小汽车，这家人隐隐觉得事情有点希望的苗头。

　　慰问的电话、短信，高长宏一天要接几十个。有的短信是“四川广元人民支持你们”，有的是“我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还有的干脆说“我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表示同情”。有的人表示要资助他们，希望他们公布账号，有个长沙大夫说，能提供帮助让两个孩子来长沙检查身体……

　　甚至有人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还有外国人用声调不准的中国话问候他:“你是高——长——宏？”为了这些电话，他不得不给他的“山寨手机”每天充两次电。以前一个月三、四十元钱的手机费，现在不到一周花掉了300元。

　　连乡镇上不太相熟的街坊都认为“这倒霉的一家子总算有盼头了”。他去街上的一家复印店复印材料，复印店的老板用沾着墨迹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网上我看见你了！这回他们还不赔你个百八十万的！记者们都来了，别再让上面的给糊弄了！”

　　这个平静已久的家庭突然热闹起来了。韩爱平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她问来访的记者，能不能把丈夫的专利写进稿子。这个女人甚至“妄想”，能不能跟县长提提她丈夫专利的事，把技术免费带到上海的世博会展出，那样他们的“日子或许会重新开始”。

　　可他们很快就烦透了。

　　高长宏被记者反复追问，儿子是怎么发病的，怎么抽搐的，抽了多少次，还要仔细描绘儿子抽的时候，身体、手脚甚至嘴巴、眼睛、鼻子是怎样的，还有记者要求他“比画模仿一下”。

　　那些问题像刀子一样往他心窝捅，说着说着，他就会哭。电视台趁机把镜头拉得很近，他想“自己的脸一定涨满了整个电视”。

　　好几天下来，他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孩子抽风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要疯了。

　　后来，他也学会了看记者证，区别地方记者与中央记者。他拒绝了很多采访，可刚挂掉电话回绝了这一拨，就另有一拨记者架着机器，堵在他家窑洞门口了。

　　让他担心的是，有的电视台记者跟着壮壮拍，镜头对准了学校、老师，他担心节目播出后，歧视壮壮的同学更多了。他也阻挠记者去乡镇卫生院“取景”，他担心得罪了医院，小儿子再也打不上预防针了。

　　“记者走了，农民还是农民啊！”他用因工伤被机器切掉一截指头的手抽着3元多钱一包的黄山香烟，闷声闷气地说。

　　准确地说，这个农民汉子内心认定，真正能给他希望的是“政府”。

　　3月25日下午，距离这个窑洞近200公里之外，高长宏在太原的一幢大楼里，拿到了一份鉴定:得过乙脑的儿子高智强被认定为“不排除与接种疫苗有关”。落款是: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

　　这个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汉子，在7页纸的鉴定书上，重重地将这句话用黑笔划出，墨水渗透了纸背。

　　3月26日，政府说要派人来跟他谈。整个早上，这个扛200斤煤毫不费力的汉子，坐立不安，小伟伟碰响了扭扭车，他就“蹭”地一下站起来，捶着胸口，以为政府的人来了。韩爱平细心地蘸了点儿水，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

　　当然，高长宏也没忘记把蓝色的疫苗本、医院的诊断书等原始材料放在妻子陪嫁的大箱子里，上了把大锁。他说，本子被人撕了抢了，就完了。

　　等的空当儿，他跟妻子猜想着几种可能，比如政府会不会给他一两万元，让他带孩子先去查病？

　　终于有辆黑色的本田车停到了他家窑洞门口。乡里的干部告诉他:不要接受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的采访，别当了炮灰。另外，他要去太原，乡里派车派人，提供方便，“你的事也是政府的事”。

　　谈话间，小伟伟又尿湿了裤子，韩爱平一边忙着给孩子换裤子，一边忙着去房东的小卖部给客人买烟。

　　政府的人走后，高长宏显得很沮丧，这些谈话不是他期待的。又过了几天，看到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后，高长宏又担心，“这事几乎到头了”。

　　电视屏幕发出的蓝光照亮了韩爱平凹下去的脸，她好像突然获得了某种哲理:“每一次感觉天要亮时，就陷入另一片黑暗。回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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