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简称纲要）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探求“去行政化”之路。

　　出席全国两会上的代表委员认为，寻求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将能遏制当前大学教育中出现的“官僚化”倾向，有利于建立现代化的大学教育制度以及培养精英人才。

　　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日前在与网民交流时说，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温家宝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曾在多个场合提出“教育家办学”。观察人士认为，这一理念是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积极回应。钱学森生前多次向温家宝提及中国该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

　　据观察，不断加重的高校“行政化”已成为制约教育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桎梏。南京大学教授董健２００８年就曾在广州“公众论坛”上炮轰“校长官员化”现象。他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头衔，“这是可悲的”。近年来，不少学者、科技工作者也情愿放弃专业，“学而优则仕”。文化、教育、科研单位管理者“官员化”的结果，带来的是“人文气”的下抑。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认为，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说，一个学校按官阶分级别，如大学部级、厅级、副厅级，带来的问题是按照官本位来管理学校，官本位意识强了，很多人才不能静下心来治学，必然淡化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撰文表示，中国大学发展的障碍根本问题在于行政化的管理制度。这种大学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且得到巩固。这种制度把大学变成了衙门，从而压制了教师的积极性、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科技处处长陈德展说，高校的功能是育人，但部分学校出现唯上不唯教的现象，试问怎么能提高教学质量，高校教育到底是为谁而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