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举行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有关情况吹风会(图)

中国新闻国新办 2015年11月09日 13:55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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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方堃 摄)

　　凤凰卫视记者:

　　请问杨主任，这次我们看到建议稿里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测算，根据每年GDP的增速要达到6.523%，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十三五”期间我们国家GDP增速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目标的？谢谢。

　　杨伟民:

　　这是一种测算，总书记在建议的说明中也讲得清楚，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这个目标，因为前四年GDP增长是8%，如果今年增长7%左右，可能前五年大体上是增长7.8%左右。大家知道，实现十年翻番平均增长速度要求是7.2%，因为前五年，也就是“十二五”这五年增长速度是7.8%，“十三五”期间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在6.5%以上，我也看到最近有人在讲，我也没测算过，有人讲是6.523%的速度。但是，这是一个测算的依据，并不是一个目标。因为按照我们国家制定规划固定的程式，中央提出建议，最后国务院提出规划纲要，报明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我相信目标肯定会充分考虑到实现翻番的要求和6.5%的底线，但是6.5%本身并不是目标，最后的目标怎么确定，还要到明年3月份确定。　

　　德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方堃 摄)

　　德国世界报记者:

　　您提到在新五年规划中关于金融部门改革以及开放金融部门相关的改革举措，这是否意味着近期一些金融上的问题影响了金融改革的目标？

　　杨伟民:

　　当然，我们的改革从来都是叫问题导向，就是有什么问题改什么体制。这次建议虽然不是改革的系统性文件，是发展的系统性文件，但是也讲了很多新的改革内容和举措。我觉得这次重点强调了三个关系我们国家未来发展动力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性环境的重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根据前一个阶段资本市场的波动，也适应我们国家金融发展混业越来越多的趋势(但是我们的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的)，所以这次建议中提出，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当然具体的改革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谢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问(方堃 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您也提到现在要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居家进城落户，但是城市的容纳力是有限的，它有它的饱和度。请问大规模迁入城市会不会加重城市的负担压力？有没有哪些新的破解措施？第二，规划也提出到2020年的时候贫困县将全部摘帽，这意味着每月将减少100万人口，可是从1990年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减少了6亿贫困人口。有分析认为，剩下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接下来如何把这些硬骨头真正解决掉？谢谢。

　　杨伟民:

　　大家要注意这次建议提到城镇化率的时候有两个说法，一是在总结“十二五”成就的时候讲，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5%，但是在目标当中讲，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当中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了解释，我们现在虽然看起来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5%，是比较高的，但是质量不高，质量不高最主要的体现在于现有的城镇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的人没在城镇落户，没能在城镇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也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现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农民工增长速度在下降。我记得去年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已经到了1.3%，今年上半年好像是0.1%，具体数大家可以再查一下，我记不太清楚了。也就是说，未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会放慢，我们城镇化率取决于进城农民工的数量。现在这种城镇化的模式，是只能到城市打工、经商、就业，但是不能在城镇落户的城镇化的模式，在全局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比如“招工难”，为什么难呢？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但是还有一个方面过去研究得不够的是，因为农民工相当多的一部分干到40岁左右就离开城市，因为他不能在城市定居，他就回到原籍了。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农民工一生的劳动年龄时间比在城市的就业人口少了接近20年，大家想一想，我们国家一年要浪费多少劳动力资源。农民工回到农村，农业是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从高生产率的部门流回到低生产率的部门，这是经济发展的大碍，因为所谓的人口红利是讲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　

　　另一方面，涉及现在城市的住房怎么样启动。因为上一轮住房制度改革主要是以城镇户籍人口的公有住房产权化为主要方向，这是1998年开始的住房制度改革。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整，城镇住房已经到了一个调整的阶段，户籍人口的家庭，不一定都有产权房，住房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人均是34平方米。但是如果考虑到外地人口，因为往往是外地的非户籍人口拥有的房子是少的，所以这样会产生多大的住房需求大家可以想像。农民工市民化或者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在宏观上、全局上影响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谓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或者最重要的动力，其实主要体现在刚才我说的农民工如何从现行的只就业不落户变成真正和城市居民融入到一起。

　　刚才你讲到城市容量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讲的是这些人已经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了，但是他可能居住条件差一些，同样和我们一样去挤地铁、坐公交等等，所以我认为容量不是问题。现在关键问题是各地区思想上认识不够，另外是有利益在里面，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往往是要地不要人，要土地建设指标，土地指标拿了可以挣钱，土地财政可以盖房子，可以带动增长。但是人进来以后是要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次提出来两挂钩，一个是建设用地增量要和人口落户数量挂钩，通俗点说，人口进来多的地方，落户多了就多给你地；再有，财政转移支付要和市民化挂钩，落户多，意味着义务教育、医疗这种政府支出要多，所以财政转移支付要和这个挂钩，从而解决好利益问题。

　　第二，关于贫困问题。现在剩下的7017万人口，到去年为止，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就建档立卡的摸底情况，其中有2000-2500万属于失能人口，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了。这次建议中关于怎么实现提了六个途径，一是就地发展产业，比如过去贵州贫困人口是比较多的，但是贵州的生态环境很好，现在大家追求的产品是绿色的、生态的，所以在好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得很好，所以很多地方创造出了很多经验。二是转移就业，和城镇化相结合，新的劳动力生产出来以后到城镇就业，下一步就可以落户了，只要进城打工就是立马脱贫。三是异地扶贫，这是难度最大的，因为现在剩下的贫困人口相当多的一部分是生活在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并不是很好的高山区、高寒缺氧区、大山区、荒漠化地区、石漠化地区，所以要通过移民搬迁彻底改变他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从而实现脱贫。这也是这么多年一个成功的经验。四是生态保护脱贫一批，因为我们有很多地区的贫困人口是生活在生态环境十分重要的地区，比如说青海三江源地区，我们要通过生态保护创造一些公益性的岗位，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就业岗位，变成生态功能保护生态实现脱贫，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了，特别是像青海这样一些地区。五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全，因为我们很多贫困人口，特别是返贫人口很多是进行疾病，特别是大病造成的，所以要通过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来实现脱贫。六是剩下的全部纳入低保，实现低保县和贫困县的有机衔接。所以，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扶贫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必须实行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采取六个一批，当然各个地区情况不一样，总的来讲是通过这样几个途径。讲了这么多一批，其实是精准到每一个人、精准到每一个家庭，最后实现脱贫。因为策略对了、路径对了，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谢谢。　

　　北京电视台记者提问(方堃 摄)

　　北京电视台记者:

　　刚才你也提到未来几年老龄化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内容，针对我国不但是老龄人口在增加，而且还存在一些高龄、失能、贫困甚至是空巢老人的一些具体情况，请问在这方面未来有怎样的具体计划？谢谢。

　　杨伟民:

　　刚才我讲到，有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具体讲的是建设以居家为基础(因为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当然也针对一些新的情况，未来可能空巢会更加增多)、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机构相结合，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每句话、每个字都是针对不同的老龄人口而言的。比如说对失能的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看你加不加入，看你的子女是不是采取这种方式。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社会上简称叫“医养结合”，解决一些患有长期慢性疾病老年人的需求。另外，建议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共享发展中讲到，要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过去改善民生做的很多事情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在我们发现不同的特殊群体面临着不同的特殊困难，比如刚才我说的老年人口面临的问题，医疗问题、养老设施问题，怎么解决精神的寄托问题，等等。但是老年人口本身有不同的层次，也有不同的需求。另外，城市贫困人口的需求是什么，下岗失业人员的需求是什么，他有什么特殊困难？城市农民工有什么特殊困难？在城市常住但没有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所以，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这是中央对各地区下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个新要求，就是我们既要普惠性地改善和保障民生，同时要针对不同群体面临的不同困难，实行更加精准的帮扶，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获得感”，你针对他的特殊困难，解决了他的特殊问题，才能真正体现他的“获得感”，这也是这次共享发展中的重要思想，虽然它不是一个行动，也不是一个计划，但是它的含义是非常广的。谢谢。　

　　新华社记者提问(方堃 摄)

　　新华社记者:

　　刚才您在谈改革的时候也提到了财税改革是未来五年改革的重点，我们也注意到，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以及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在现行财税改革，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也因为新的情况，在不断调整改革的步伐。从未来五年看，原先既定的2020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目标基本完成，从财税的改革领域这个时间表会不会有所改变？像老百姓关注的房地产税、中央跟地方的政府间关系这种难题能不能有所突破？谢谢。

　　杨伟民:

　　财税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难点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企业、政府、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收入怎么分配，这是改革中的重点，也是一个难题。根据新的情况，上次财税体制改革就已经做了比较全面的部署，现在财税体制改革根据新的情况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哪些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快，哪些可能需要考虑到先后顺序的问题。这次进一步强调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个含义在哪里呢？因为在此之前财税的一个方向是中央集中的税收、集中的财力相对较多，而地方承担的事权相对较少，所以今后要考虑到加强中央统筹的事权。与过去相比较，事权和支出责任会更加匹配，因为这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大体匹配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要考虑税种的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过去也是实行分税制，比如增值税，中央多少、地方多少，但是未来可能会改变这种分税模式，而是中央拿什么税，地方拿什么税，省一级政府拿什么税、市县政府拿什么税，也可以说是分税制，但是按税种分，而不是按税率分，不是把税率切割几块划分税。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保障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支出。因为在此之前，地方特别是基层，市县财力比较有限，所以建设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于土地财政及其房地产的开发。而现在房地产进入到调整阶段以后，他们的相应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建设资金来源就成问题了。所以，今后如果税种划清楚了，地方有稳定的税收了，这样就可以保障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保障，同时也能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支出，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

　　另外，按照管理学意义的角度来讲，收的多，往下支的环节多，使用的效率是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下一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怎么推动这些相应的改革。我觉得房地产税的改革需要和整个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包括下一步深化住房制度的改革要相匹配，因为税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是和整个领域的体制建设、制度建设相关联的，所以需要统筹考虑。谢谢。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提问(方堃 摄)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

　　“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5%，较“十二五”头四年的8%是比较低的，为什么有这个调整？是不是因为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杨伟民: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现在的6.5%并不是目标，只是一个按照十年翻番测算出来的数据，是制定目标的基础，但不是目标本身。你看中央建议没有说增长6.5%，并没有确定。刚才我已经讲过，刚才说的前四年8%是已经实现了的一种结果，按照这个结果来测算，假设今年再增长7%，未来五年增长6.5%就会实现十年年均增长7.2%。所以，未来五年的目标还没有最后确定，要到明年3月份全国人大来确定。谢谢。

　　胡凯红:

　　吹风会到此结束，谢谢杨主任，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