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代会发言人：幕后往事

中国新闻中国人大杂志 2014年08月28日 14:1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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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年，为了使众多的传媒和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了解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前，首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邀请和欢迎港、澳、台和外国新闻机构派记者采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受到了境外新闻机构的普遍好评，认为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的有力举措。

　　1983 年6 月4 日上午，全国人代会首任发言人曾涛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新闻。从那时起建立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全国人代会发言人也成为了全国人代会的重要角色之一。

　　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任期结束，先后担任过全国人代会发言人的有六人，他们是：曾涛（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姚广（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至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周觉（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曾建徽（九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姜恩柱（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李肇星（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这六位发言人共同之处是都在全国人大外事委担任领导职务。其中曾涛、姚广、周觉是全国人大外事委的副主任委员，他们也都曾担任过我国驻外大使。曾涛和周觉还主管过新闻宣传工作，他们分别担任过新华社社长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曾建徽、姜恩柱、李肇星都是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员。曾建徽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华社副社长。姜恩柱曾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李肇星曾任外交部部长。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要想做好发言人的工作，即使是有多年外交工作或外宣工作经验的同志，也并非易事。因此很多人都想知道这几位大会发言人经历的故事。六位发言人中曾涛和姚广已经过世，记者不久前分别采访了另外四位发言人：周觉、曾建徽、姜恩柱和李肇星，下面是他们的讲述。

周觉：八届人大新闻发布的九个片段

　　今年86 岁高龄、有着几十年外交工作经验的周觉，回忆起在八届全国人大担任新闻发言人的经历，记忆仍然清晰。

　　周觉回忆道，前新华社社长曾涛曾担任过全国人代会的新闻发言人，七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是姚广同志，第三任是我。我们三个人都曾经当过大使，而且都是驻法国大使。我当新闻发言人时，曾有人问：为什么三个驻法国的大使后来都做了人大的发言人？我回答说：这恐怕仅仅是一个巧合。

　　周觉讲述说，我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时就作为发言人的。大会开幕前一天，举行预备会议，主席团通过表决方式，决定大会副秘书长和新闻发言人。那次大会，田纪云同志为秘书长，王汉斌、曹志、罗干和我为大会的副秘书长，我兼大会发言人。大会期间，秘书长和副秘书长都要值班，负责处理紧急和日常一般性事务，事无巨细，工作是很繁忙紧张的。

　　周觉说，对发言人，当时要求基本上做到“三满意”：一是要让国内外记者满意，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有关的新闻和讯息，该讲的话应该讲，口不能太紧；处理一些刁难的问题要表现出成熟、智慧和恰到好处。二是国内的广大听众要满意。包括政策性问题不出纰漏和差错，发言人形象风度，应答反应适度等。三是领导同志、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要满意。

　　开好新闻发布会，做到国内外记者和各方面都满意，发言人需要掌握各方面大量的情况与准确的数据，信息量要大。使记者想了解、想要的情况和问题都能得到满足和解答。那时我刚从法国回来，对国内的情况还不太熟悉。所以大会前，必须首先集中一段时间，约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到人大来，或走访一些同志，听取汇报，向他们请教。一般情况下往往要打扰十几个部门的同志。像计委、经委、外经、外贸、国防公安、文教卫生、民委宗教、财政税务等，都是我们密切联系的“关系户”，是我们一切情况和数字的来源。那时候我脑子还比较好，加上有一个“笨鸟先飞”的习惯，凡事都要求事先做好准备，不仓促上阵。所以每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效果都比较好，记者普遍评称：“严谨而显胆略，稳重略见潇洒。”

　　我们搞新闻发布会，应该有我们自己要宣传的东西，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胸中一定要有数。有的问题即使记者没问，我们也要把真实情况、立场观点主动发布出去，告诉大家。比如说扶贫的问题，在国际上，联合国都一再表扬过我们，称赞这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奇迹。现在我们还有不少贫困人口、贫困县，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主动地谈，做宣传，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我们土地、水的资源、自然资源都是比较缺的，但是，我们能够以占有全世界7% 的耕地养活占全世界22% 的人口，这在世界上都是很了不起的，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做到的。

　　还有一个是人权问题。过去很多人最怕人家问人权的问题，好像是我们见不得人的一个短处。西方媒体往往对这类问题又很感兴趣，说什么我国有酷刑，有政治犯，没有自由等。我作为发言人，就理直气壮地敞开来讲这个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实际情况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讲假话。在1993 年、1994 年两年，境外记者经常问到外逃人员的一些情况。一次一个西方记者说他看到报道，魏京生在服刑期间遭到酷刑拷打，两颗门牙都被打掉了，说得有声有色，并问有没有这回事。当时我回答说，我不了解你所说的情况，如知道了可以告诉你。后来我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情况和他讲的完全相反，说魏在监狱平时吃了就睡，睡了就吃，身体好好的，有时还乘衅闹事。报上登了他的一张照片，满口牙都在，一颗也不缺。这位西方记者看了报道，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在铁的事实面前，他能说什么呢。我对他说，朋友，希望你以后看中国要客观、公正一些，不能把中国想象得“妖魔化”了。

　　我们那一届的新闻发布会，还有人们称许的两个亮点。一个是：1993 年我主持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总理记者招待会。那一年是换届大会，李鹏被决定为政府总理。按以往惯例是总理一个人出面会见记者。但是那次记者招待会除李鹏总理外，我们第一次邀请新任的四位副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和李岚清一起和记者见面，回答问题。这样不仅增加招待会的融洽和谐氛围，而且使会场更加生动、活跃和亲切。记者招待会开得很成功，我作为发言人，也受到了表扬。另外，从那届开始，记者招待会比以前增加了几个记者的提问，相应延长了记者招待会的时间，这也使记者普遍感到满意。

　　第二个亮点是西藏代表团第一次对境外记者实行开放。以往大会各代表团组讨论时，一般是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代表团对外开放。西藏、宁夏、青海、新疆等代表团都不开放。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把西藏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对外国记者开放，而且是“全开放”，是全团所有的代表，无论男女、职务高低，记者都可以接触，让他们自由、敞开地谈，不受约束。这次开放的尝试，不但记者们感到满意，有收获，全国上下反响都很好，尤其是西藏代表团，人人兴高采烈，宣传了自己，又认为是对他们最高的信任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