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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是全心全意把我们的党作为自己的母亲,我对党负责。任超表示,这是全书中自己最有感触的地方。
他对家属要求同样严格。当时,他的外孙女每天都由其夫人踏自行车接送幼儿园。
像上海这样1200多万人口的城市,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全世界这样的城市也不多,那是不好管的。所以我希望12个区的区长就成为12个"市长",这样的话,上海的工作才能做好,10个县长也要担负起责任。
还有外国人批评上海在审批项目过程中手续繁,时间长,效率低。我觉得根本原因是政府机构太庞大,人员太多,部门太多,而且每个部门都有法规,不执行这些法规就是渎职,所以不好办。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精简机构,只有精简机构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我想,企业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后,不需要有这么多部门去管企业了,政府机构会逐步减少。……我建议市外资委现场办公,把计划、工业、土地、税收、环保等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找来,并且带着图章,一周开两次会审批项目,做到开完会,盖上章,当场就把问题解决了,真正体现"一个图章"办事的效率。
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
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
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