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译本《飞鸟集》被召回下架，目前，还在等待它后续的命运。这一招，福兮祸兮，不知最终将会给由它而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做出怎样的注脚。

       目前为止，关于这本译作的风评已经转了三道弯。第一道，对“诗”这一文学形态有着固有美好愿望的人们不得不质疑诸如“裤裆”“挺骚”以及“哒”等荷尔蒙外泄的词汇的“合法性”；第二道，在网络浸润下，对文字有了更多包容和趣味的人们却表现出力挺的姿态；第三道，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一纸召回令”，又戏剧性地为冯译本拉回不少好感，对“表达自由”的崇尚让之前分属不同阵营的论战双方找到点与子同仇的契合点。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

       “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

       这就是冯唐的部分译文，较个真的话，确实“不雅”，细节处也有因韵而废诗的嫌疑。不论是遣词，还是意涵，无疑都在挑战文学审美的基本面。然而，这就是他的风格，正如他所偏爱的“肿胀”一词。

       争议的另一面，即是包容。总体而言，冯唐译本并非一无是处，有些翻译在意境和运笔上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李银河为冯唐辩护时，摘的那几句就还不错：

       “你对我微笑不语，为这句我等了几个世纪。”

       “美，在爱中，不在镜中。”

       “做梦时，我们距离非常遥远；醒来时；我们在彼此的视野里取暖。”

       应该说，“冯唐体”与此前风靡一时的“梨花体”“羊羔体”是有区别的。冯唐本就是“骚客”体质，心中有诗意，嘴上却要打炮而已。

       但就像有人说的，此“飞鸟”已非彼“飞鸟”，泰戈尔已经变身冯戈尔。语言在发展，但时代是有断层的。冯唐将他个人强烈的“肿胀”风格凌驾于泰戈尔之上，于原作之意蕴、哲理、时代多大异其趣。翻译到底该不该有准绳？冯唐臧否韩寒代笔门时曾提出著名的“金线论”，显然他并没有用在自己的译作上。

       从冯唐的译作里，人们再次嗅到了一丝熟悉的文痞味。网络生态边际的扩延，使得文学语态也不断异化。当然，这种变异并非自冯唐始。

       上世纪30年代，被鲁迅批为“△”的“流氓文学”，90年代以王朔为代表、备受推崇的“痞子文学”，以及后来于互联网兴起的“屌丝文化”可谓一脉相承。

       用“胡说八道”挑战“一本正经”，用露骨的荷尔蒙撕扯朦胧的遮羞布，用惊世骇俗达成标新立异——作为文学的一种风格，他们言辞肆意、意识叛逆、桀骜不驯，却无可厚非，因为他们也代表了社会的某个阶层，反映一种声音和价值取向。在某种特定情景下，甚至会形成一种集体畅快，从而被推为经典。冯唐说，他写作从来都是为了自己“发泄”。这个词力道刚刚好，正中靶心。

       如果，冯唐不是让自己的“发泄”取代泰戈尔的“发泄”，而是像《万物生长》《如何成为一个怪物》那样自我发泄，也许如今的非议会少一些。

       文学，尤其诗，已经在公众日常的边缘徘徊太久了。如此“肿胀”一下，刺激一下泛文化的痛点，也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争议出现的本身就说明了互联网时代的文评已经突破了传统文化语境的苑囿，变得包容而多元。

       浙江文艺出版社召回下架并重新审议的做法或许是出于谨慎，但一定不会成为冯译本《飞鸟集》的终极审判。当文学批评的“金线”已然变得模糊，那就只有交给时间去验证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