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元旦是江苏85后青年小李大喜的日子，红包自然也是收得满满当当。晚上清点份子钱时，小李发现同学小宋的红包里居然只有两张纸条：一张是当年小李写给小宋的欠条，另一张则写了三个字：“抵消啦！”看到这，小李的大脑里立即开始了情景回放——

       四年前的国庆节，正是小宋的婚期。当时小李刚参加工作，每月收入不过两三千，可是为了同学间情（面）谊（子），还是千里迢迢赶了过去。然而买完车票后，小李发现手头的钱不够交份子了，于是他灵机一动，在送给小宋的红包里塞了一张欠条，上书：“新婚快乐！手头有点紧，红包先欠着，等哥们发达了，补你一个大的。”

       情景回放完毕，小李赶紧给小宋打了个电话，两人相谈一笑泯红包。不过，现实中像小李小宋这样在份子钱方面放得开的毕竟是少数，为了份子钱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也是多了去了。但是小李小宋显然放得还不够开，四年间一张欠条送来还去，何不当初就直接给免了呢？

       份子钱算是中国古人的一项超前发明了，挺像现在互联网流行的“众筹”。古代中国基本上都是熟人社会，信息交通不发达，人际关系简单得“鸡犬之声相闻”。大家集资为某人办婚庆、办丧葬倒也顺理成章，反正谁都有这么一天。

       明末清初之际，经济的发展渐渐改变了单纯的熟人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份子钱也迎来了一个爆发期。在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中，“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的描述令人应接不暇，在有的章回中“份子”甚至出现了四、五次。清末民初，“出份子”成为上流社会的婚宴习俗。在老舍小说《正红旗下》里就提到过家里为了凑份子钱发愁的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份子钱都处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无人问津。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份子钱终于重出江湖。如今到了互联网时代，信息越来越发达，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份子钱也是水涨船高。面对份子钱这个过街老鼠，每个人的心里都在喊打，但是鲜有人亲自动手。

       不过，要说份子钱是中国特色，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韩国，每年春秋季都是“出份子”的高发期。韩国人平均的结婚礼金约合人民币330元，关系好的也会达到500元。像广大中国人一样，近70%的韩国人也对份子钱深恶痛绝。

       在大洋彼岸，美国人面对份子钱也是一样的纠结。据《赫芬顿邮报》报道，美国女子坦妮娅和男友一同为朋友的婚礼出了100美元的份子钱，没想到这位朋友竟然通过社交网站抱怨她的份子钱太少。其实坦妮娅也有自己的苦衷，刚参加工作，还背负着巨额助学贷款，100美元已经是牙缝里挤出来的了。

       英国人赶一场婚礼的平均花费约合人民币4000元，相当于普通人一周的薪水。不过英国人的这笔钱有3/4是用在自己身上的：买服装，化妆打扮——不愧是有风度的国家，剩下的1/4才是份子钱。尽管如此，如果按一个人每年参加5次婚礼计算，一个多月的工资就变成人情投资了。

       既然有人为份子钱所累，自然也有人不被份子钱所困。比如小编，毕业多年来，始终谨记学生时代的那个互免份子钱的誓言，跑了几场婚礼都属于“白吃白喝”的典范。既然大家都是同学朋友，份子钱又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