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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媒体、舆论的态度并不合适 Think Again

对当事人照片、视频并未进行妥善处理

       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1996年制定的《职业伦理规范》告诫记者:“当采访和使用受到正在悲伤中的人们的照片时,要特别小心。”但在对此案的报道中,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视媒体的记者对于当事人照片、视频的处理并不得当,《南方都市报》所发的组图中并未对杨武的面部进行任何遮挡;而在南方电视台、钱江电视台的节目中,更是将杨武妻子精神失常的状态暴露在观众面前。这些做法虽然是客观呈现事实,但对新闻当事人缺乏尊重。

采访、报道的话语是一种“媒介审判”

       《南方都市报》对此事的报道突出强调了这句话:丈夫杨武回应斥责:“我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而在钱江电视台的节目中,男主播义正言辞地说到,“我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为什么会有精神阳痿存在”。虽然关于“窝囊、没用”的表述是杨武的原话,但假如你是杨武,在忏悔自己的“无能过后”,竟然被人攻击、鄙夷,这该是一种多大的伤害;而部分媒体评论杨武是“精神阳痿”,这难道是一直倡导客观公平的媒体应有的态度吗?

记者的报道行文问题颇多

      “忽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挥舞双手,嚎啕大哭。一有陌生人靠近,她就呼天抢地,狠狠地用头撞墙,似乎感受不到疼痛。”《南方都市报》“杨武案”一文的开篇,寥寥数笔便给人一种惊悚的感觉,但对于一名刚刚经历过暴打、强奸的女子,如此还原的本质就是一种语言暴力;而“似乎感受不到疼痛”,更是记者的无端猜测,违反了最基本的新闻真实原则。
       同时,该篇报道在以大篇幅介绍了事件经过后,转向了对杨武本人“懦弱”的指责;但对于犯下暴行的杨喜利等人,并未有过多的篇幅加以叙述,而他们才是舆论、媒体需要去报道揭露的对象,因此,忽视平衡性的新闻报道,只能将舆论引上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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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记者的到来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此案经过南都独家报道后,8日记者节当天,众多媒体赶赴受害者家里。长枪短炮纷纷对准了这个刚刚经历“劫难”的家庭。受害家庭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电器维修店,事发后记者的频频到访,影响到了维修店的生意。无论是杨家的长辈还是女儿,面对镜头时的表情均是愁眉不展。而杨武面对前来探望送钱的好心人,常常激动的痛苦流涕,甚至跪倒在地。
       假如是此事中的受害人,肯定也不会希望每天面对媒体的围追堵截,被人逼问,自揭伤疤;在经历了这样的风波之后,他们更需要一个安宁的环境疗伤。

舆论的道德谴责令当事人压力很大

       事件经媒体曝出后,瞬间成为了网络讨论的热点。除强烈谴责施暴者的愤慨外,对于杨武的批评、鄙夷也占据了很大的讨论空间。有网友认为:“嫁这样的男人真是倒霉,一个没有用的男人!如果你强硬一点,别人也不敢这样的明目张胆啊!”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中,记者更是直接发话:“你太懦弱了!”杨武保护妻子不力的确令人震惊,但面对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震撼,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舆论过火的谴责成了压在杨武心头的一块大石。

某报纸对于“杨武案”的报道,字里行间看不到对受害者的尊重。

杨武妻子每天都要面对大量媒体。

这些都给受害家庭带来了负担 Think Again

       据南方电视台报道,杨武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来到深圳后才经老乡介绍与现在的妻子结婚,夫妻二人感情一直很好。因此,面对如此惨剧,杨武才是最为痛心之人。各家媒体的报道中,杨武面对来访者、面对母亲,都是抱头痛哭;媒体密集的造访,则更是不断地逼迫杨武自揭伤疤,无形中造成了二次伤害。据报道,在受害人遭殴打强奸后,女受害人精神就几近崩溃,经常失控地撞墙,并企图割腕自杀。而由于被部分媒体和网络指为“通奸”,她再次割腕自杀,目前在医院抢救。
       据南方都市报某记者的微博,杨武家电话全关,由于不堪打扰,已经搬家,暂时与外界无联系。促使其搬离此处的原因不光是为了远离施暴者远离伤心之地,不堪记者、市民的“骚扰”更是原因之一。

杨武家在各种压力之下,决定搬离住地。

对于受害者,舆论更需人道情怀 Think Again

杨武和妻子不应受到二次伤害

       杨武多年的底层生活经历(自14岁丧父失学后就一直在外流浪打工)已经教会了他在屈辱中讨生活,凡事都逆来顺受。事发后,杨喜利一家非但没有进行道歉认错,反而变本加厉要求杨武到公安局撤案,嚣张程度可见一斑。在杨武提供的一个通话录音中,杨喜利的哥哥威胁他“全家可能会死光光”,“他坐几年牢出来后,不能保证你们全家小孩的生命安全,反正他老婆也跑了,已一无所有,你们看着办。”录音中,杨武显得卑微懦弱,不断跟对方说好话,请求他帮忙,不要威胁他的家人。
       妻子精神与身体的失常,杨喜利一家毫无悔改之心,舆论狂轰滥炸,这些都让杨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无论懦弱还是无能,杨武一家都不应再受到伤害了。

拙劣的媒体报道更误导了舆论

      但可悲的是,部分媒体记者对杨武案 “发扬”了刨根问底的精神。媒体的围攻更是促使杨家搬离当地。有网友评价道:“你们再这样继续把镁光灯对准她,不自杀才怪呢。你们站在道德高地审视这一个苦难的家庭,自以为很高尚很正义,还打着“保护弱势群体”的旗号追着这一个弱女子和她苦逼的丈夫,刨根到底,有意思么?”
       追求新闻真实,追求有卖点的新闻本是媒体人的职责,但受访者也有人权和隐私权,更何况杨武一家是此案中的受害者。新闻《职业伦理规范》认为,“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当面对孩子和没有经验的新闻来源或新闻主体时,要特别小心”、“要认识到采集和报道信息会引起伤害和不适,报道新闻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傲慢自大”。
       面对杨武,记者非但没有同情,反而呵斥其懦弱;没有小心对待毫无媒体经验的受害者家庭,反而紧紧逼问;没有考虑报道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反而站在道义的高点,指责一个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这种违背新闻伦理道德的闹剧已不是首次在我国上演,诸多新闻伦理教材都要求 “先做人,再做记者”,这句话值得深思。

舆论需要自省,需要多一度关爱

       由于报道技巧的拙劣,我们的舆论往往容易受到新闻报道的左右,而忽略了媒体故意放大或者隐藏事实的可能。面对如此失衡的稿件,普通读者自然会将不满发泄到杨武身上。根据传播学上“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接触媒体是为了满足马斯洛所说的“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自我实现”五种需求。而在当下的舆论场中,能够刺激感官、引发口水的新闻成了部分媒体和读者的宠儿。但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冰冷的报道只能让舆论变成“愤怒的小鸟”——飞的不高、到处碰壁。媒体需要提供令人感到安全、感到社会温暖的新闻,受众才能逐渐实现彼此尊重、实现自我,才能真正给社会注入关怀的温度。

2005年数家新闻网站转载了一组发生在厦门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记录了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面对一场危难或紧急情况的时候,是该冲上去忠实纪录眼前的场景、履行一个做记者的职责,还是忘掉记者的身份,首先做一个普通公民去干涉事件的发生呢?

著名照片《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苏丹女童挣扎在去救济站路上,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不远处的兀鹰正在等候猎食女孩。这幅照片让摄影师凯文•卡特获得了1994普利策新闻奖,一夜成名。但也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摄影师在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几个月后卡特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自杀身亡,并留下遗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出了欢乐的程度。”

造神运动,避免不了的循环?

结语

Conclusion

渤海溢油事件、药家鑫案、小悦悦、杨武案,一次又一次颇有争议事件的报道考验着媒体的专业与良心。我们需要给世间带来温度的报道,而不是冰冷的一拥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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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鑫(微博链接) 邮箱:zhangxin@cntv.cn
出品:中国网络电视台评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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