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事人照片、视频并未进行妥善处理

       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1996年制定的《职业伦理规范》告诫记者：“当采访和使用受到正在悲伤中的人们的照片时，要特别小心。”但在对此案的报道中，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视媒体的记者对于当事人照片、视频的处理并不得当，《南方都市报》所发的组图中并未对杨武的面部进行任何遮挡；而在南方电视台、钱江电视台的节目中，更是将杨武妻子精神失常的状态暴露在观众面前。这些做法虽然是客观呈现事实，但对新闻当事人缺乏尊重。

采访、报道的话语是一种“媒介审判”

       《南方都市报》对此事的报道突出强调了这句话：丈夫杨武回应斥责：“我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而在钱江电视台的节目中，男主播义正言辞地说到，“我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为什么会有精神阳痿存在”。虽然关于“窝囊、没用”的表述是杨武的原话，但假如你是杨武，在忏悔自己的“无能过后”，竟然被人攻击、鄙夷，这该是一种多大的伤害；而部分媒体评论杨武是“精神阳痿”，这难道是一直倡导客观公平的媒体应有的态度吗？

记者的报道行文问题颇多

      “忽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挥舞双手，嚎啕大哭。一有陌生人靠近，她就呼天抢地，狠狠地用头撞墙，似乎感受不到疼痛。”《南方都市报》“杨武案”一文的开篇，寥寥数笔便给人一种惊悚的感觉，但对于一名刚刚经历过暴打、强奸的女子，如此还原的本质就是一种语言暴力；而“似乎感受不到疼痛”，更是记者的无端猜测，违反了最基本的新闻真实原则。
       同时，该篇报道在以大篇幅介绍了事件经过后，转向了对杨武本人“懦弱”的指责；但对于犯下暴行的杨喜利等人，并未有过多的篇幅加以叙述，而他们才是舆论、媒体需要去报道揭露的对象，因此，忽视平衡性的新闻报道，只能将舆论引上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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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记者的到来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此案经过南都独家报道后，8日记者节当天，众多媒体赶赴受害者家里。长枪短炮纷纷对准了这个刚刚经历“劫难”的家庭。受害家庭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电器维修店，事发后记者的频频到访，影响到了维修店的生意。无论是杨家的长辈还是女儿，面对镜头时的表情均是愁眉不展。而杨武面对前来探望送钱的好心人，常常激动的痛苦流涕，甚至跪倒在地。
       假如是此事中的受害人，肯定也不会希望每天面对媒体的围追堵截，被人逼问，自揭伤疤；在经历了这样的风波之后，他们更需要一个安宁的环境疗伤。

舆论的道德谴责令当事人压力很大

       事件经媒体曝出后，瞬间成为了网络讨论的热点。除强烈谴责施暴者的愤慨外，对于杨武的批评、鄙夷也占据了很大的讨论空间。有网友认为：“嫁这样的男人真是倒霉，一个没有用的男人！如果你强硬一点，别人也不敢这样的明目张胆啊！”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中，记者更是直接发话：“你太懦弱了！”杨武保护妻子不力的确令人震惊，但面对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震撼，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舆论过火的谴责成了压在杨武心头的一块大石。

       据南方电视台报道，杨武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来到深圳后才经老乡介绍与现在的妻子结婚，夫妻二人感情一直很好。因此，面对如此惨剧，杨武才是最为痛心之人。各家媒体的报道中，杨武面对来访者、面对母亲，都是抱头痛哭；媒体密集的造访，则更是不断地逼迫杨武自揭伤疤，无形中造成了二次伤害。据报道，在受害人遭殴打强奸后，女受害人精神就几近崩溃，经常失控地撞墙，并企图割腕自杀。而由于被部分媒体和网络指为“通奸”，她再次割腕自杀，目前在医院抢救。
       据南方都市报某记者的微博，杨武家电话全关，由于不堪打扰，已经搬家，暂时与外界无联系。促使其搬离此处的原因不光是为了远离施暴者远离伤心之地，不堪记者、市民的“骚扰”更是原因之一。

杨武和妻子不应受到二次伤害

       杨武多年的底层生活经历（自14岁丧父失学后就一直在外流浪打工）已经教会了他在屈辱中讨生活，凡事都逆来顺受。事发后，杨喜利一家非但没有进行道歉认错，反而变本加厉要求杨武到公安局撤案，嚣张程度可见一斑。在杨武提供的一个通话录音中，杨喜利的哥哥威胁他“全家可能会死光光”，“他坐几年牢出来后，不能保证你们全家小孩的生命安全，反正他老婆也跑了，已一无所有，你们看着办。”录音中，杨武显得卑微懦弱，不断跟对方说好话，请求他帮忙，不要威胁他的家人。
       妻子精神与身体的失常，杨喜利一家毫无悔改之心，舆论狂轰滥炸，这些都让杨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无论懦弱还是无能，杨武一家都不应再受到伤害了。

拙劣的媒体报道更误导了舆论

      但可悲的是，部分媒体记者对杨武案 “发扬”了刨根问底的精神。媒体的围攻更是促使杨家搬离当地。有网友评价道：“你们再这样继续把镁光灯对准她，不自杀才怪呢。你们站在道德高地审视这一个苦难的家庭，自以为很高尚很正义，还打着“保护弱势群体”的旗号追着这一个弱女子和她苦逼的丈夫，刨根到底，有意思么？”
       追求新闻真实，追求有卖点的新闻本是媒体人的职责，但受访者也有人权和隐私权，更何况杨武一家是此案中的受害者。新闻《职业伦理规范》认为，“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当面对孩子和没有经验的新闻来源或新闻主体时，要特别小心”、“要认识到采集和报道信息会引起伤害和不适，报道新闻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傲慢自大”。
       面对杨武，记者非但没有同情，反而呵斥其懦弱；没有小心对待毫无媒体经验的受害者家庭，反而紧紧逼问；没有考虑报道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反而站在道义的高点，指责一个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这种违背新闻伦理道德的闹剧已不是首次在我国上演，诸多新闻伦理教材都要求 “先做人，再做记者”，这句话值得深思。

舆论需要自省，需要多一度关爱

       由于报道技巧的拙劣，我们的舆论往往容易受到新闻报道的左右，而忽略了媒体故意放大或者隐藏事实的可能。面对如此失衡的稿件，普通读者自然会将不满发泄到杨武身上。根据传播学上“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接触媒体是为了满足马斯洛所说的“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自我实现”五种需求。而在当下的舆论场中，能够刺激感官、引发口水的新闻成了部分媒体和读者的宠儿。但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冰冷的报道只能让舆论变成“愤怒的小鸟”——飞的不高、到处碰壁。媒体需要提供令人感到安全、感到社会温暖的新闻，受众才能逐渐实现彼此尊重、实现自我，才能真正给社会注入关怀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