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网|视频|网站地图 |
| 客服设为首页 |
近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提出坚决纠正唯GDP用干部，专家称，这也是中央文件首提纠正“唯GDP论英雄”。一叶知秋，官员的政绩观与政绩考核标准，是三十五年来变化的一个方面，循着这条脉络，我们很容易发现和读懂三十五年来中国改革，同时，建立一个关乎每位中国人幸福的官员评价标准，也是多年来大众的最强呼声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GDP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象。
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指在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国力与财富。举例：1988年，泰国GDP高于中国，“在曼谷大街上买的廉价冒牌货回到中国是很时尚的礼品”一位中国企业家说。而2003年，中国的GDP已经高于泰国了，这位企业家再次去泰国，发现泰国的大街与15年前比，进步不大，用摩托车偷偷载人比比皆是，很破旧的小三轮出租车继续在运营。而北京的黄面的存在了几年就不见了。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银行决定一国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
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 但为了GDP的增加，很多人忘记了这笔“借款”。采伐树木时，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GDP在增加。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GDP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GDP也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 。
为了GDP的增长，有的地方拼命贷款，负债累累。有一个省光不良贷款就有1900亿，损失率估计为56%；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演变为“让利竞赛”，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拼地价，比税收减免。追逐GDP增长多年，已经为社会增添诸多问题，为环境造成诸多破坏。
政绩考核,自古以来就是官员考核办法。然而古代官员政绩考核更多是一种封闭、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有诸多弊端,但很少唯GDP论，更多的时候是综合官德、财赋、功过等于一体的综合考核制度。
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很可能达到12700美元，按照联合国的指标或者世界银行的指标，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长期以来，地方发展的政绩评估指标主要围绕着GDP增速、投资规模和财政税收等偏重反映经济数量和增长速度的指标，这种单一的考核体系，造成地方发展唯GDP的发展模式。”——著名经济学家 许小年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从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之后)，经济增长是我国的主要发展目标，与此相适应，对干部的考核评价也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指标，而经济增长速度中又主要以GDP增长为核心指标。唯GDP政绩观由此找到了现实存在的土壤。
地方官员为追求GDP，让GDP注水。比如2004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算的上半年全国GDP增长数据为9.3%。但把各地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却得出13.5%，但这一现象很快进入高层视野中。
追求片面GDP增长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排污总量持续上升。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分析说，这主要是由于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的增长速度过快，排放量过大，抵消乃至超过了治理污染所做的努力。
在这样的政绩观驱使下，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铺“显性”的大摊子，而对那些事关普通百姓切身利益但不容易显示政绩的项目如安全生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漠不关心。
王怀忠是继成克杰、胡长清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据有关报道，王怀忠在阜阳当政几年，留下了20多个亿的“窟窿”。
惨痛的事实再一次警醒我们：人的生命至高无上，安全生产一刻也不能松懈。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
追求什么样的政绩，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的试金石。——胡锦涛
经过26年年均高达9.6％的GDP增长，2005年时，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财政收入超过3万亿元。到了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
经济学家郎咸平2004年6月掀起的关于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简称“郎顾之争”体现出人们对“效率”与“公平”的逐渐重视。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体现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两大关键词，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正式转型，而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从只注重速度逐渐转变为了注重可持续发展，似乎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粗放式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
其实进入2004年，国内一些城市纷纷修正了干部考核指标。见诸报道的有上海首次将环保投入、研发经费支出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三项指标列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深圳则宣布推迟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不再以GDP论英雄。而比较彻底的是浙江湖州市，该市在新的考核体系里干脆取消了GDP这一指标。
郎咸平先生2004年6月掀起的关于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几乎触动了所有关心中国国企改革人的神经，一时间赞成者击掌叫好、推波助澜，反对者亦是挥戈上阵、不遗余力。
2006年，长期和政绩数字打交道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说，过去每年的年初，各级地方干部们的神经都会被将要公布的GDP牵动。
2009年2月3日，湖南浏阳全市公务员大会通报了2008年该市国家工作人员考核结果，35人不合格，辞退4人，开除13人。
“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温家宝
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就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温家宝总理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扩大考核民主，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专家认为：“《意见》有效拓宽了群众参与、监督的途径和渠道，为选好干部、配强班子提供了可靠依据。”
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在一些专家看来，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
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日本内阁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2010年度日本名义GDP总值为54742亿美元，这一数字较中国同期少4044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GDP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然而，在刚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公布的“十二五”经济增速目标悄然调低至个位数。
中山市小榄镇委书记彭志辉认为，政府要“感知”百姓幸福：既有客观指标也有主观指标。“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更加在乎人们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和感受。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称，这(GDP政绩观)就形成了错误的指挥棒，影响了地方官员们的行为。
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习近平
中国进入现代，伴随着外侮、战乱的折磨，这一过程催生了一种国家主义话语的“国力”观念，并被普遍接受，即国力低下导致国家衰弱、人民痛苦。晚清民国的“国力”虽未和GDP划上等号，却构成了“GDP崇拜”的普遍意识背景。
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尽管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但是GDP高速增长就像强劲有力的火车头，拖动中国社会疾驰，所有问题都在举世瞩目的速度中被淡化稀释。
唯“GDP政绩观”施行多年，已经在体制内形成了一套明规则和潜规则，同时形成了一个个既得利益群体。
虽然我国一些地方开始告别“唯GDP”的单一官员考核模式，但是并未真正走出“唯GDP政绩观”阴影。有媒体分析，受任期和异地为官的影响，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很难对履职之地产生真正的感情。所谓“先污染后治理”，因此被一些官员理解为“污染出政绩，治理也出政绩”。而此时，中国的各项民生指标都显得尴尬。以医疗为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等综合性评估排名，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排第4位。教育投入长期低于4%的红线，低于肯尼亚、乌干达。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78~2007年间的20年间下滑了20%，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不仅低于GDP增速，还低于消费支出增速。这种背道而驰、反比例曲线的鲜明对比确实让人高兴不起来。
2010年的时候开始南京实施一个叫雨污分流的工程，简单地说就是把雨水和污水分流开，按理说这是一个民生工程，但是又感觉严重地扰民，老百姓是怨声载道。
“空城”、“鬼城”是“只要土地城镇化、没有人口城镇化”的极端现象。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主任孙英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某网友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除全国和省级之外，省级以下各地区不要再统计GDP及增长率，也不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而是以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作为主要政绩指标，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 变。
浙江社科界的一些学者：在关注经济数据的同时，他们更喜欢关注和解读另一种数据，比如浙江的社会发展位次已如愿进入全国三甲。
金融时报：显然，把绿色GDP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就是一种最可行的途径。(编者按：绿色GDP是指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 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北京日报：官员的短期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预期判断，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任期制和考核制。要坚持任期制，减少官员调动频率，使他们可以在任期内合理规划，踏实行动。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离婚数量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几乎一致——过去5年年增长率为7%。
绿色GDP已不是新概念，早在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就成立了绿色GDP核算课题组。
2013年6月底，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传递出重要信息，地方官员考核将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考核依据，而是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内容。舆论认为，这是决策层在释放简政放权信号之后，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的及时修正，也是为即将推出的系列深化经济改革举措铺平道路。今天，我们还未找到一套能够完全替代用GDP数字考核官员的行之有效的标准，但是，当下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社会各方都在呼唤，同时也都在期待改革的顺利进行，官员新考核标准的尽快出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网 版权所有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8047123 京ICP证060535号 
京公网安备 11000002000018号 京网文[2014]0383-083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 0102002 新出网证（京）字09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