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去向
在2004年贺岁片《天下无贼》中,“江洋大盗”黎叔有句经典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句流传很广的话道出了人才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然而,七八年过去了,若问当今社会什么最贵,您的回答还是人才吗?回望2011年,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比如老人跌倒事件、小悦悦事件等带来的社会“道德滑坡”大讨论;此起彼伏的网络骂战、集体焦虑情绪的蔓延昭示着当今的国人已难持有平和的心态;当公益组织爆出种种背离慈善本意的扭曲现象时,民间“微公益”正受到亿万网民的追捧……辞旧迎新之际,寄望2012年,人心的回暖,社会的和谐,由创造力推动的社会前进,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个体权利的保护,是笔者衷心的企盼。
雷锋,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在中国,雷锋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在40多年后的今天,雷锋的名字已经超越了国界:美国专门成立了“学雷锋研究会”;西点军校的大厅里悬挂着五位“英雄像”,首位就是雷锋。巴西人说:雷锋应是精神领袖。泰国政府专门翻印雷锋图书发给国民学习。在新西兰,有组织的“雷锋”,而且是经过培训才上岗的“职业雷锋”。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令人遗憾的是,在雷锋的故乡---中国,雷锋的事迹遭却到质疑,竞然声称雷锋的事迹都是假的,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因此,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这种纠结提示,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这时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
普通人的道德力量和勇气不仅来自于个体的自觉,更需要社会的呵护和激励。社会转型期,利益的分化、观念的多元、发展的阵痛,使得道德的挺立与生长面临复杂的社会生态。可喜的是,如今社会各方正在合力构建良好的“道德生态”。岁末年初,各个系统,许许多多地方和单位,都在挖掘“身边好人”的事迹,加以弘扬。好人有好报的观念也得到了有力印证。吴菊萍的义举获得了许许多多赞誉,公司给予一笔不菲的年终奖励,就表明了“好人有好报”;而当她表示“这笔钱留着自己用”后,媒体和网友们几乎“一边倒”地表示赞同和支持。良好的“道德生态”传递了这样一个理念:当好人并不难,人人都可以践行。
立足于大城市所需要的更高待遇的工作机会,以及向金字塔顶上升的愿望,要求他们长期放弃个人自由和闲暇空间,以工作为重心顺带安排人生;基于个人基本需求的社会福利、公共权利,则淹没在害怕失去工作的立场和无余力顾及的忙碌中;当下的优秀往往来源于对摆脱底层出身的努力中,隐隐约约的虚荣心迫使他们为了生存无比现实,乃至失去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热情。“我已经老了”――“80后”群体的这种心理早衰,表达了一种挣扎后的自我解释。群体焦虑的缓解、解决,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反省、觉醒,以及未来社会变革的速度,能否早于他们真正无能为力的到来。
在互联网匿名的掩护下,恶意滥用的人肉搜索、似是而非的谣言和刻薄残忍的人身攻击,正不断地侵犯着人们的基本权利,不断冲击着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无论是打开明星的贴吧微博,还是浏览时事热点的网友留言,随处可见“脑残!”“变态!”“去死!”等辱骂语言,这类评论没有提出与事件相关的论点,更无逻辑可言。郎咸平被称作“狼叫兽”还属稀松平常,但凡当事人为女性的几乎都遭到过语言上的性侮辱。侵犯他人隐私,公然诽谤他人、侮辱他人人格,用谣言混淆视听……种种网络语言暴力的行为已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成下一个受害者。
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未来还有几亿人要进城,进了城都需要管理,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建立规则慢慢成熟的过程。然而,在规则建立之前,矛盾不可避免。年轻的北京城管宋志刚出了本书《城管来了》,想从从愤怒的口水中打捞中国城管。他说,目前城管方面只有堵,没有疏,“暴力执法简直是必然的”,但又觉得,“我没办法改变很多事,只能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做得更好一点儿,这是我的人性选择”。当城管这几年,他学会的是“不偏激地对待人和事”,在自己的书里,他写到,“我现在觉得,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只有各自冲突的需要和矛盾”。
我们的脾气越来越坏了,一件非常小的事情,都能让我们火冒三丈,进而拳头相向,失去理智。我们似乎都有一种受迫害的感觉,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一种想要报复的心理时刻潜藏在某个不自知的角落,遇着不爽的情况就容易突然爆发。甚至于,我们今天在讽刺在怒骂某起暴戾事件时,看似很正义很道德,其实恰恰也是自己脾气变得很坏的证明。
2012,请多份从容与平和
在过去的一年里,越来越多的人认定了“我要说”的权利,我们都在表达着自己,可能偏偏忽视了你对面是否还有认真聆听、静静端详你的听众。有人曾经这样解读过“和谐”的“谐” 一“言”一“皆”,这是“都要说话,都能说话”的含义。社会要和谐,自然离不开每一个阶层群体意见的自由表达。当大家都意识到了“我要说”的时候,也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听众在哪里。寻找听众的过程,其实也是反思自身责任的过程。
自下而上的“微公益”在2011年里受到了亿万网民的热情追捧。“微公益”的“微”既指以微博作为发起平台,又指力量之微、发起者地位之微。“微公益”门槛低、传播快、互动性强,网络平台成为人财物的聚集地。用自由简单的方式,在轻松和谐、透明豁达中参与慈善行为,让业已低落的慈善公信力不断上升,这对于慈善精神是一种波澜不惊的推动和快乐拯救。“微公益”将崇高的精神与自由参与、精神自觉结合在一起,摆脱了传统的呆板说教,让慈善和自由、激情、真诚融为一体,既能让自我得到快乐,又能大幅推动慈善事业发展。这才是对慈善精神的最大开掘和光大。
著名编剧邹静之说:“如果说现在是个‘拼爹’时代,历史文化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爹’。”文化“拼爹”,即与别的民族比传统文化,比文化遗产,世界上能拼过我们的不多。这固然可以使我们扬眉吐气,但也可能使我们产生文化惰性,躺在“爹”的安乐椅上不求进取,最后变成了文化“啃老”,例如啃经典著作,靠稀释、重拍、戏说、改写或颠覆前人的经典过日子;再如争夺真真假假的人文遗址来吸引大众注意力,猎取经济利益。凡此种种对传统文化盲目依赖,对当下文化极端不自信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当今中国文化应有的创造力,最终势必陷入庸俗化和功利主义的泥潭。
常识必须得到尊重,规则、法律必须被敬畏,在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有值得反复提及的理由。重建常识,才能走出虚无的泥沼。从人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到作为舶来品的“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的启蒙与苏醒,以及它作为现代政治伦理的基点的确认;从过去宣传的“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到人的生命至上,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承认每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没有任何区别……曾经被扭曲的常识正在一点点顽强地还原。
有传统,才有现代
观察一下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格局,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凡是传统保存相对完整、儒家价值深入人心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政治也相对开明。换言之,最传统的地方,现代化程度其实最高。当然,随着城市化,人们熟悉的传统乡村组织必然发生变化。但迄今为止的事实至少证明了: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反传统就是在拆现代化的墙角。
2012 创造历史,相信未来
痛定思痛,回到个体的本位,不但契合国家之起源,因为“国家因人而设,人非为国家而生”,而且实系现实之要务。回到个体的本位,这意味着承认没有个体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个体的尊严,就没有国家的体面。一旦国家都以公民个人拥有的尊严为荣,在个体权利面前尚且退避三舍,还有谁敢以拙劣的借口来侵犯、剥夺这种尊严和权利,又有谁会轻视这样的国家呢?
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那时跟我们今天是多么的相似。然而,不管是好是坏,个人都无法跳脱时代而独立存在,每个人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拥抱了时代,这是我们的时代。如今,思考“我们的社会,什么最贵”,除了温暖、平静、价值创造,还有规则、公平、信仰、梦想、时间等等更多的答案。如果这份思索的结果能为每一个“你”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那么,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你”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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