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在解放战争中发挥能参善谋的能力
1946年夏，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为迎击敌人的全面进攻，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统一部署下，时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的张震率部与山东野战军主力会合，在陈毅司令员统一指挥下，从淮北到苏北，先后发起了朝阳集、泗县、两淮、宿北等主要战役。
7月26日夜，张震率部向渔沟集方向前进。他进一步探明了敌情，发现九十二旅以一个营驻守渔沟集，另有部分兵力守渔沟东北高地。如何打？张震考虑，这是我军在淮北地区的首战，应慎重稳妥。他没有急于以主力直取渔沟集，以部分兵力钳制周围高地之敌，而是先控制渔沟东北诸高地，扫除其屏障，再歼灭渔沟集之敌。27日拂晓，战斗打响。我军很快夺占了这几个高地。张震挥师截击逃敌，我军共歼敌5000余名，其中九纵歼敌1000余人，缴获火箭炮2门，迫击炮4门，美式重机枪6挺、轻机枪22挺，有力地配合了二纵队主力全歼敌九十二旅的作战。
战后，敌七军从南面乘机侵占泗县、五河，向我步步逼近。陈毅和宋时轮决定以一部分兵力监视北面之敌，集中主力先歼南面深入泗县之敌。我参战部队为二、九纵和七、八师。张震率九纵在开进途中，大雨倾盆，水深齐腰，平地一片汪洋，行军受阻，4小时才走3.5公里。张震经过反复考虑，向宋时轮参谋长提出：此仗暂不打。他认为在连降大雨之时，敌人以逸待劳，我军则在泥泞里奔波，要攻坚，形势甚为不利。但宋时轮决心很坚定，说如果拖下去的话，北面敌人又上来了，仗就更不好打。张震便又直接向陈毅司令员发电，建议暂不攻击泗县。但未见回复。
泗县攻城战斗于8月7日下午打响。张震率队从东面发起攻击（由于该纵第七十九团和八十一团奉命参加城西和城东南的阻援行动，当时只有3个团参加战斗），因连日下雨，护城河暴涨，四周积水特深，原来准备的攻城器材失效。战士们泅水强渡，遭敌火力封锁，伤亡严重。在泗县战役中，我军伤亡2000多人。
8月下旬，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召开会议，以淮安、淮阴为目标继续向华中解放区发动所谓“第二期攻势”，又增调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参战，拉开了“两淮”之战的大幕。
“两淮”之战，是我军保卫华中解放区首府的艰苦一战。张震所部九纵首当其冲，同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连续鏖战8个昼夜。纵队副司令员杜新民负伤，全体指战员前仆后继，但未能守住两淮，整个苏皖战局陷入被动，张震的心情十分沉重。
9月23日，张震参加了华中军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毅、粟裕、谭震林、邓子恢先后讲话，总结两淮失守的经验教训，部署今后任务。根据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两个野战军在淮海区行动，打开战局，并将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两指挥部合一，暂称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同时，明确了两军会师的要求和下步作战方向，从而为山东、华中两区部队进行合编，实行集中统一指挥，奠定了基础。
为了改变苏北、鲁南战局，我军决心集中24个团的兵力，发起宿北战役。这是山东与华中野战军合编后的第一个大仗。战斗于1946年12月13日开始。张震指挥七十五团于来龙庵地区英勇阻击了敌整编第十一师一一八旅的轮番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在攻击敌军固守的人和圩、苗庄、晓店子、罗庄等村落时，我军3次受挫。张震觉察到应特别注意破坏敌人的副防御设施，并加强攻坚的火力准备，尤其是在两支部队共同作战时，要注意搞好协同，相互配合，才能保证突击一举成功。他又一次向野司提出建议，请求做好准备后再发起攻击。根据野司命令，韦国清和张震商定于18日黄昏后，以九纵七十五团和九旅两个团，对人和圩发起第四次突击。经过充分的火力准备，各团的英勇拼搏，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全歼守敌。
在宿北大战中，共歼敌2.1万人。敌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七十五团团长余倚义、政委李毅将缴获的戴之奇的左轮手枪送给了纵队司令员张震，作为人和圩血战之纪念。张震将这件历史文物珍藏了33年。
1947年七八月间，根据解放战争大势，毛泽东决定:由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组成华东野战军西(西线，外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时，张震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下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并指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直接担负起协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任。作为这支大军的参谋长，张震“凡事参谋，每出妙计”，很好地帮助陈毅等完成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交给的援助刘邓的战略任务。
大胆探索处理棘手问题不手软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央新的领导机构,张震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日下午,邓小平同新当选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与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见面时，邓小平特意走到张震跟前,握着张震的手，亲切地问了他的近况，反复交代要协助军委主席江泽民,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
11月9日，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指出：“现在国际形势发展很快，要密切注视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决定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张震听后深入地思考着这方面的问题。
工作从哪里入手呢？张震和军委其他同志商量，并报请江泽民同意，于12月上旬开了一次军事战略问题座谈会。有关部门提交了研究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认为，研究确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很有必要，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会议分析了世界战略形势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研究了制定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内容，并就此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江泽民看了有关材料，认为：“这样座谈，集思广益，很好。”
张震在座谈会结束时，即席发言。他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着重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军事战略方针几次调整的情况，提出了研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应当把握的原则，并突出强调，研究战略问题首先要认清国际形势。他在分析新的国际形势之后，指出：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在世界上接连不断，对此要予以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强调“要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新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因为“未来战争要么不爆发，爆发了就是高新技术的战争”，“高科技一定融合在战争之中，不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一旦发生战争，不能打也要打，客观上要求我们这样干”。他的这些论述，后来写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总领条“军事科学”中。
在这次会议上，张震还强调“军事战略方针必须要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协调，要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全局来考虑”，“我们军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军事战略应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张震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他送呈江泽民审阅。江泽民仔细看了，认为“讲得很好”。
1994年9月20日上午，北京建国门立交桥。一名现役军人手执自动步枪，疯狂地向过往行人扫射。刹那间，多名遇难者倒在血泊之中，其中甚至有驻华外交人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首都从未发生过的案件！案发原因不明。张震闻讯后，感到十分震惊，立即乘车赶赴出事现场。这时凶犯已被击毙，但现场还未清理，血迹斑斑。张震仔细察看着、审视着、思考着现场的一切。随后，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赶到，张震与于永波等一起到医院看望伤员，下部队调查情况，很快就弄清了真相。
凶犯是驻京郊某部的一名连长，此人追名逐利，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对下随意训斥，甚至打人；对上则阿谀奉迎，为了升官，曾向团部领导送过礼。导致这一恶性案件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安排战士探家时处事不公，与一名战士发生矛盾，动手打了那名战士，又公然召开连队军人大会，讨论并表决开除这名战士的党籍。问题暴露后，上级机关决定派工作组到该连进行整顿。这时，那位收礼的团领导托人将礼品退回。于是这名连长感到提升之路已断，遂生报复之心，铤而走险，先在营区行凶，尔后劫车直往市区建国门发难。
张震还进一步了解到，对这样一个连长，有的领导曾经认为他敢于管理，把他所在的连队评为队列管理模范连。事发前不久，还在那个连队开过现场会。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张震认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反映出该部队在党的建设、干部任用、思想教育、训练管理、基层建设等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同时，也暴露出在工作指导思想、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张震郑重地说：“发生这个案件绝非偶然，是长期积累的多方面矛盾的综合性暴露。”在现场，张震对处理善后事宜提出了要求，初步总结了几条教训。
这个事件的发生，也惊动了江泽民。当张震和江泽民谈及此事时，张震还深深感到内疚、自责。他说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作为军委领导成员之一，他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个事件给他敲响了警钟。军委对此作了认真分析研究，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工作的措施，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在此后的工作中，张震按照江泽民的要求，针对部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它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着重抓好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并进一步把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永葆人民军队本色。
1996年7月20日，新疆军区发生了一起14人淹亡的重大事故。张震在京听到的汇报是：事发原因是突遇山洪，难以避免。张震听后总感到不大对劲。这些人到出事地点干什么去了？都没有讲。正好，张震在9月初要去新疆驻军调查研究。行前，他先派总政有关部门的人员去了解情况。到乌鲁木齐后，他专门听取总政调查组的汇报，参加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一起分析发生这起事故的原因。
经过实地调查，真相大白。原来，在自治区和全疆部队紧张地进行抗洪时，上级一个工作组到新疆检查工作。为欢迎这个工作组，新疆军区机关某些人便安排一次野餐活动，提前一天派人开着汽车，带着帐篷和食品去设营。为了玩得好，选择在河边的平坦草地上。结果，第二天清晨，工作组还没到，洪水却突然袭来，把打前站的人员连同装备、物资一起冲走，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事发后，有关责任人又统一口径，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上级。
张震对此非常恼火。他说：这起事故，完全是由于违反军委廉政建设规定而引发的。在新疆军区党委会上，张震作出了严肃批评，责成军区领导认真总结教训，让他们扪心自问：如果淹死的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又该怎么办？他忍无可忍，气愤地说：“事发当天，在被冲走人员生死不明的情况下，个别同志居然还有心思举办舞会，还有没有一点同志感情！”为严肃党纪、军纪，军委对有关责任人给予了必要的纪律处分。对这件事的严肃处理，不但对新疆军区机关、部队震动很大，而且对总部机关、高级干部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经费减少，不足部分需自筹解决。于是在军队内部，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据统计，到1993年上半年，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上万个，从业人员80余万人。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敏锐地看到，这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他在国防大学任校长兼政委期间，有一次，留学生系买卖羊绒，亏损几十万元，引发班子内部矛盾。为帮助他们查明情况，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还有一次，因经营纠纷，地方人员状告国防大学，张震作为法人代表，就成了“被告”。所有这些都使张震深刻认识到:生产经营，军队不能搞。
在1991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张震就曾提出:“要充分认识搞生产经营对军队的危害。”1992年1月，张震给一位军委领导写信，分析了军队搞生产经营的弊端，再次建议:“军队应该‘吃皇粮，开正门’。不然，认真查一下，不知多少人要犯错误!”
1992年底，军委常务会议明确了军队生产经营不宜再扩大。1993年8月20日，江泽民亲自主持军委常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一律不得从事经营性生产。
张震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偏僻边远、条件艰苦的驻军部队，由于地方经济薄弱，安排随军家属就业有困难，相当一部分要靠部队家属工厂来安置，而家属工厂的确有一些办得比较好。在给江泽民和军委其他成员的《关于成都军区调研情况的报告》中，张震专门建议:“部队以安置家属子女就业为目的创办的家属工厂，似也应允许保留。”最后，全军部队的家属工厂，一共保留了1800多个。
1993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正式下发。该文件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生产经营单列体系，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
党的十五大后，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搞生产经营的决定。（原文标题为《能参善谋的百岁开国将军张震》，原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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