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荒 ：一位老共产党人的忠诚

中国新闻党建 2015年05月26日 11:2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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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共产党人的忠诚

——记辽宁省委原常务书记、省政协主席李荒

□《党建》杂志记者 刘汉俊

（今日《人民日报》刊登同名文章）

   　他从战火中走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为东北解放区15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过1949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者，是“文革”的受害者，是思想解放的支持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见证了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和党的不平凡历史。

　　他是一位正省部级领导同志，心中有党，为党尽忠；心中有民，为民竭力。他心中有责，敢于担当；心中有戒，为官清廉。

　　当年，他主动从辽宁省委领导岗位全身“裸退”，在省直机关引起反响；他“反对夫人参政”的观点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他关于党内应互称“同志”的文章引起社会共鸣；他为官清正廉洁受到公认，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一个儿子当汽车修理工直到退休，一个儿子下岗自谋生路。

　　他叫李荒，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原书记处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央党校副校长，辽宁省委常务书记。

　　2014年12月4日，李荒走完了99年的人生之路和80年的革命生涯。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近日，记者在李荒曾经工作的沈阳、大连等地采访，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一位“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敬重和怀念。

      心中有党 信仰坚定 忠诚不渝

　　“忠于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我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到底。”

　　1990年4月20日，写下这段话时，李荒已经84岁。

　　1916年5月22日，李荒出生于辽宁营口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9年，他辗转来到奉天（今沈阳），在东北大学附中读初一，开始接触到蒋光慈、郭沫若、鲁迅、邹韬奋等进步人士的著作，新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播种。

　　1931年9月，李荒刚刚考入东北兵工学校，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山河破碎，目睹日寇暴行、不愿做亡国奴的李荒投奔抗日声浪高涨的北平，并于1932年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次年考入东北大学。

　　1935年，日寇的铁蹄逼近华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痛失家乡的李荒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成为东北大学先锋队队员，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

　　1936年2月，上了反动政府“黑名单”的李荒侥幸逃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上了分队长，到基层动员工农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美国记者斯诺曾说，“东北大学的学生是最积极的，他们深入农村，叙述日本侵占他们家乡的事实，鼓励人民备战。”这其中，就有李荒。

　　1936年5月，李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李荒辗转到达八路军总部。

　　这是李荒人生的重大转折。在这里，他亲眼见到了罗荣桓、王平等八路军领导人，亲耳聆听了朱德总司令的报告，革命觉悟迅速提高。1937年11月，22岁的李荒被任命为行唐县口头区区长。

　　由于工作热情高，文笔好，1938年4月，李荒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科长。1940年4月起，李荒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这是一张英雄的报纸。在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的领导下，《晋察冀日报》报道了回民英雄马本斋、爆炸大王李勇、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王二小、冀中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等抗战英雄的事迹，被誉为“战火中不倒的旗帜”、“民族的号筒”。

　　一手拿枪、一手执笔，他们既是记者，又是战士。在战火中采访、在战壕里写作，在牛圈里、山崖下、深沟里排版，敌人一次次疯狂搜山扫荡，一次次长途定点奔袭，一次次出动飞机轰炸，都没能灭掉这个“旗帜”和“号筒”。

　　曾第一个披露日军制造“潘家峪大惨案”的战地记者雷烨等58位《晋察冀日报》的新闻战士壮烈牺牲。在报社所在地——保定阜平县马兰村，面对敌人的屠刀，为了不透露报纸印刷机掩藏的地点，19位乡亲献出了生命！

　　上世纪60年代，邓拓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用了谐音“马南邨”作笔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个英雄的村庄、英雄的人们和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在炮火中洗礼，在战斗中成长。1944年2月，李荒在《晋察冀日报》上连续发表17位战斗英雄的故事，鼓舞了军民的斗志。1945年，他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确立了“十万大军、两万干部、一张报纸”的指导思想。这张报纸，就是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

　　经东北局书记彭真点将，1945年10月，李荒担任《东北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后担任社长。

　　尽管办报条件极其艰苦，经常遭遇敌军的机枪扫射、敌机的空袭、敌特的打冷枪等威胁，还经历了四次大转移，但李荒率领报社全体同志英勇斗争、坚持出报，推出了战斗英雄董存瑞、杨子荣等新闻作品，有力地配合了东北解放的军事斗争和东北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在《东北日报》工作过的穆青、华山、严文井、华君武、廖井丹、马加、陈学昭、白朗、王揖、殷参、潘非、张沛、范敬宜等，后来成为我党新闻战线、理论战线、文艺战线的领导者和代表人物。

　　枪林弹雨著文章，碧血丹心写忠诚。李荒和他创办的《东北日报》英名远播，在中共党史和党的宣传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

　　1953年11月，李荒任中共辽西省委副书记。1954年8月，辽东、辽西合并为辽宁省，李荒先后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

　　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一下子把李荒抛向人生的波谷。他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国民党军统特务集团骨干”“东北帮叛敌特务集团头目”，成为辽宁最早被打倒的省委领导之一，胸前挂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表”的大牌子沿街游行，先后被关押2年、劳动改造5年。

　　在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农场的5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养猪、锻炼身体、读《资本论》。

　　养猪是李荒的本职工作。在那段“人不如猪”的日子，他养猪养出了感情，是最好的猪倌。他坚持在田埂上、猪圈旁、河堤畔跑步，打太极拳，对生活充满信心。

　　李荒最执着的一件事，是读书。

　　早在1958年2月，毛泽东主席视察辽宁抚顺煤矿，交谈中，主席注意到这位四十岁出头的省委副书记，问叫什么名字，李荒如实作答，主席哈哈一笑：“李荒不荒唐啊！”

　　主席一句戏言，却成了李荒一生的追求——做一个“不荒唐”的人。

　　如何做“不荒唐”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学、真信、真用。读《资本论》等马列经典原著，是李荒每天的必修课。

　　灯火阑珊处，人生荒凉时，正是磨炼心性的时候，也是思想者的乐园。李荒边喂猪，边研读，探索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当时，一些经典著作翻译版本晦涩难懂，但李荒仍然逐字逐句地啃，翻来覆去地磨，残卷发黄的书本上，画满红道道黑杠杠。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被斗、挨打、关“牛棚”，改变不了他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向往、对信念的坚定。

　　1973年6月27日，李荒恢复了工作，担任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党委排名第五位的副书记。在学校，他与理论教师郭必康教授成为知己，经常探讨“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企业经营所有权转移”“社会的财富”等问题。有一次，正在讲授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郭必康发现，李荒正规规矩矩地坐在学生当中听讲！

　　越读越亮堂，越学越明晰，越想越明白。在理想的星空下仰望，在真理的幽巷里漫步，在哲学的藤蔓上攀缘，李荒早已物我两忘，唯有信仰弥坚。

　　1977年4月，李荒被任命为旅大（今大连市）市委第二书记。1978年3月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1979年4月兼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1980年1月李荒当选为辽宁省政协主席。1981年4月，曾兼任东北局中级党校校长、辽宁省委党校校长的李荒被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82年4月，因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生病住院，中央决定将李荒调回辽宁，任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尽管工作岗位变换频繁，但李荒坚决服从组织，说走就走，干就干好。回到省里的李荒，成为辽宁省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领导人，被称为“在关键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

　　1983年4月，李荒响应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精神，主动要求“裸退”，彻底退出领导岗位，成为全国第一位从正省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干部。

　　竹老不改节，松老一根针。离休不退伍的李荒，在耄耋之年以老骥伏枥的姿势，躬行党员义务，笔耕不辍，他发表文章80多篇、15多万字，为党的事业建言献策。即使坐在轮椅里、躺在病床上，他仍然呼吁并组织了对东北抗联史的发掘、抢救工作，《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东北抗联史》等一批成果相继出版，成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教材。

　　近百年风雨多坎坷，八十载春秋唯忠诚。

　　从最早确立“马革裹尸，献身革命”的人生追求，到生命最后的霞映长天、彤云绚烂，李荒用热血丹心绘就了一幅共产党人壮丽的精神图谱。

　　心中有责 立场坚定 敢于担当

　　“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坚决反对各种违反党纪的言行。必须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绝不参加和坚决反对任何派别活动”。

　　这是李荒1977年4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他是明白人”，这是老同志们对李荒的公认。

　　什么叫“明白人”？用辽宁省委原副秘书长商德瑞的话来说就是：李荒重党性、讲政治、顾大局，讲政治纪律、守政治规矩。

　　从严治党，是李荒讲得最多的话题。1982年5月29日，李荒在与机关干部的一次谈话中，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对“贪污、腐化、堕落、闹派性”、搞“小团体利益”现象，对一些人“背上了功臣包袱，居功自傲，把党纪国法看得很淡薄”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党内决不允许有高人一头、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不受党的约束的“特殊党员”，“如果我们党默许了，那我们党就没有纪律了！”正气凛然，底气十足。

　　许多老干部都记得这一幕——

　　1983年4月17日，沈阳中华剧场。面对全省县处以上干部，李荒从刚刚上演的电影《家务清官》和《人到中年》中领导干部夫人干政的情节说起，指出“夫人参政”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要求所有干部管好自己的家属。话音未落，全场掌声不息，是赞同，是响应，是敬佩。

　　1983年6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看到李荒谈“夫人参政”问题的材料后，即嘱中组部研究室：“加一小段按语，登《组工通讯》。发前送耀邦同志过目。”6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完全赞成登”，并对党内各种不正之风提出批评。

　　“文革”期间，辽宁有三起事件轰动全国，其中之一是“销毁毛主席著作案件”。起因是“文革”前，为方便干部群众学习毛著，省里有关部门出版了一批毛主席著作，但印出来后发现排版错谬百出、印制粗劣，正巧接到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提高毛著出版质量的精神，辽宁对这批书进行了集中销毁。“文革”中，有人告状说辽宁“销毁毛主席著作”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案件”，一时间大喇叭、大字报口诛笔伐，要揪出“黑手”。

　　专案组在调查是“谁批准销毁”这一关键问题时，一时查不到记录。造反派们挥舞着棍子高喊“谁批的打死谁”、要“火烧”“油炸”！他们的目标是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

　　在这关键时刻，李荒挺身而出：“是我！这事我分管，要打就打我，我负全部责任！”

　　尽管后来证明此事与李荒无关，但如果当时没有人出来担当，省委是很难过这一关的。

　　后来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时任常务书记、后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郭峰，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这一段历史，对李荒在危难时刻顾全大局、敢于担当、保护同志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6年10月18日，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旅大市委的“打招呼”会上，面对“四人帮”在辽宁的代表人物，时任大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荒拍案而起，历数其行径，提出必须清算。那些人惊惶失措，赶紧整理成黑材料，密报给在省里的帮派头目，企图再次整倒李荒。寒梅傲雪，铁骨铮铮，李荒没有屈服。

　　据大连市委原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潘洪杰回忆，当时“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旅大市的势力很顽固，揭批“四人帮”的阻力很大，市委的会议开了8天却没有进展。

　　1978年1月，辽宁省委任命李荒为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不久，中央批准李荒任辽宁省委常委，兼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肃清“四人帮”在旅大市影响的艰巨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李荒肩上。

　　李荒果断地提出，对“四人帮”以及帮派体系在旅大市制造的案件，要有错必纠，一件件地清查，从四个重点部门入手，联动作战、各个击破，一举摧毁了顽固势力，为110多人平了反，还妥善处理了旅大地区“文革”前遗留的错划问题。

　　不久，中央决定李荒任辽宁省委书记，兼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他的头等大事之一，是在全省范围内清查“四人帮”的流毒。

　　辽宁曾是“四人帮”直接指挥、控制的重灾区，帮派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清查工作进展艰难，受到中央关注。

　　1979年9月，省委决定成立“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和清理‘文革’中追随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篡党夺权案件”（简称“两案”）工作审理领导小组，由李荒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李荒确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澄清刘少奇同志50年前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一段历史。

　　1929年夏天，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在奉天纺纱厂开展工作时落入反动政府之手。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但是在“文革”中，这一段历史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歪曲利用。

　　1968年，根据江青、康生的批示，“刘少奇专案组”在沈阳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抓捕了60多名所谓“知情人”，采取各种手段获取所谓“刘少奇叛变，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证明材料”。刘少奇同志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8条“罪证”中，辽宁提供了7条。

　　李荒深入研究过这一段历史，从1977年起就呼吁应该为刘少奇同志平反。1979年9月，他亲自组织调查组，寻找人证、物证，终于找到1930年9月18日地下党组织的一份原始证明：“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他们所知道的党、团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址，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工厂的支部，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1979年底，辽宁省委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中央。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附件中，列具了辽宁省提供的材料。

　　辽宁省不少老同志评价说，李荒是“临危受命挑重担，拨乱反正立大功”。

　　李荒立下的另一个“大功”，是支持和推动辽宁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在旅大市工作的李荒就敏锐地看出了这篇文章对冲破“两个凡是”束缚、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多次在会议上要求干部深入学习、认真讨论。

　　回到省里工作后，第一次出席省委党校的会议，李荒就重点讲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在李荒的支持下，辽宁全省宣传思想理论战线负责人和大专院校理论工作者召开“真理标准讨论”研讨会。

　　今年已86岁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启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会议开得非常热闹，一些代表们纷纷批驳‘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胆识和理论勇气。也有一些干部仍然没有从极‘左’思想中解脱出来，怕说自己右倾”。

　　在任仲夷、李荒、刘异云等省委领导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辽宁省委在全国率先发出关于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通知，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加强法制重要性的论述，引起李荒的思考。1979年2月21日，李荒到北京出差，看望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谈到造成“文革”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法律意识的缺失。中央领导同志对加强法制建设的论述对李荒教育很深。

　　审理“两案”工作十分敏感、极其复杂，工作量大。李荒强调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政策，不能用“四人帮”整人的那一套办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搞逼供信、不用大棍子打人、不留后遗症。结论要同本人见面。

　　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李荒负责筹办张志新事迹展览，为烈士建纪念碑，还亲自安排了烈士子女上学等事宜。

　　91岁高龄的辽宁省纪检委原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黎明回忆说，李荒用四年时间清理了17万起案件，至今没有一起上访的。

　　辽宁的工作，得到中央的肯定，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其它省份到辽宁学习。

　　无论是抓政治还是搞经济，无论是推进法制建设还是加强意识形态、党建工作，李荒都一以贯之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86岁的辽宁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协原主席孙奇讲述了这样一段亲身经历——

　　1982年5月1日，李荒到朝阳地区调研。朝阳地处辽西，自然条件艰苦，有的县收成最好时人均年收入才77元。李荒在时任地委书记孙奇的陪同下，到了朝阳、喀左、凌源、建平、北票等5个县7个公社，脚踏实地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墒情。

　　调研中，李荒仔细调查了当地农民自己搞的“两包一联”，认为“这个办法虽然不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但符合农村实际。土药土方，能治病就好，要大胆推广！”

　　“这一尝试，效果明显。过去每遇大灾，百姓成群结队外出逃荒，后来虽然连年大旱，但群众大量回流，”孙奇说。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李荒一贯的作风。

　　现年97岁高龄的辽宁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刘异云回忆说，李荒坚决反对极“左”思想，旗帜鲜明，敢讲真话。著名作家、诗人、音乐家，《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方冰深入旅顺体验生活，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在向组织汇报时边说边哭。一些人有顾虑，怕如实报给省委，上面不高兴。但报上去后，得到了李荒的支持。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结束对朝鲜的友好访问回到丹东，辽宁省委常务书记李荒前往迎接并陪同。在陪同习仲勋同志到丹东市凤城县农村、元宝区四道桥农贸市场和凤凰山紫阳道观考察调研的过程中，李荒按照老领导、老朋友习仲勋同志的要求，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实事求是地做了汇报，不粉饰、不虚夸，得到习仲勋同志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