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央巡视组以巡视稽查省部级“高官”为主。重担之下，谁有资格担任巡视组组长？

　　“火眼金睛”+抗压能力

　　中央巡视制度可追溯到1996年十四届中纪委六次全会的“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2003年，中央巡视制度正式启动，共设立了5个巡视组，属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办公副部级巡视工作办公室。2009年更为现名。

　　2009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巡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巡视组的巡视范围：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成员。

　　因为监督的是党政“一把手”等地方高官，所以对巡视员特别是巡视组组长，提出了高要求，必须具备“火眼金睛”和抗压能力。十年来，巡视组组长多由具有丰富党务工作经验、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出任，而且是级别很高，一般是正部级领导。

　　上个月，中纪委改革了巡视组组长的任命模式。从原来的终身制，改为“一次一授权”，也就是根据每次巡视的特点，选任负责人。

　　对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表示，摘掉“铁帽子”旨在“打造一支作风过硬的巡视队伍”。

　　2 巡视组到达地方后的具体工作鲜见于报端，巡视地方如何打响第一枪？

　　先见领导，再公布联系方式

　　目前，分赴江西、贵州、重庆的巡视组和进驻中粮的巡视组，都公布了联系方式，甚至公布了手机号码。

　　这是遵循《巡视条例》的要求。中央巡视组到地方后，第一件事是“打招呼”，与当地副省级以上干部、组织部和纪委领导，召开见面会；第二件事就是“接地气”，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公布巡视监督范围、时间安排、联系方式。

　　之后，中央巡视组的具体工作进展鲜见于报端。“不张扬、不违纪、不违法、不引起社会轰动、不影响地方工作”，此系巡视组的原则。但得知中央巡视组抵达消息后，一些地区曾出现排队等待接访的场景。

　　2011年4月初，中央第四巡视组抵达上海后，尽管驻地门口明显位置立有信箱，供群众投递反映问题的资料，但大量群众仍选择跟中央巡视员直接对话。巡视组采取了“号牌预约”方式，先排队领取登记表、递交材料，再敲定会面时间。

　　最初几天，驻地门前聚集了大量群众，有人从9点排队到8点，才领到登记表，还有群众拖着棉被、床垫排队。

　　3 中央巡视组在地方一般停留两到三个月。如何在90天里掌握地方实情？

　　听街谈巷议，找个人谈话

　　《巡视条例》赋予了巡视组9大权限，除了大范围接访接访，还包括民主测评；到下属单位走访调研；与领导和群众个别谈话。

　　上述权限中，“个别谈话”使用率最高。原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说，“个别谈话”是巡视组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方式。该巡视组曾在《巡视工作要点》一文中说，之所以以“个别谈话”为主，源于“大家在一起，顾虑较多，很难讲出心里话，更不愿意涉及对某位领导同志的具体评价”。

　　巡视期内，“个别谈话”对象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三四百人。“个别谈话”遵循“层次”，第一层是副省级以上领导，除分管工作，个人家庭情况如子女、爱人的职业、收入，都要涉及；第二层是局级干部，谈话重点侧重于“对省委和省委领导的意见”。此外，还会根据需求，找退休干部、企业领导、人大政协干部，以及群众，逐个面谈。

　　此外，街谈巷议也是中央巡视组的重点。《巡视工作要点》中说，群众议论的焦点，折射出“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活动真相”，“这些议论提供了较有价值的信息，并在后来巡视中得到证实。”

　　4 “个别谈话”的技巧有哪些？如何从中发现贪腐线索？

　　一句话牵出死缓贪官

　　在祁培文看来，“个别谈话”有技巧，“要说硬话，不说软话，不说错话，不说过头的话、没有根据的话、模棱两可的话。”而且还要有听话外音的本事。他就从话外音中，发现了天津市原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的贪腐线索。

　　祁培文回忆，李宝金跟巡视组说“来天津你们想办什么事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办”。这句“承诺”，在巡视员的脑子里画下了问号：市长办不了的事，检察长凭什么能办？

　　一位与李相熟的企业老板向巡视组解读，“你不给他办，他就办你。即利用查案的职权，抓你的小辫子。”

　　调查随即展开，李宝金为数家企业牟取利益、挪用巨额公款等案情浮出水面。

　　干以胜说，近年来查处的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太原市原市委书记侯伍杰案等，都是中央巡视组通过个别谈话等渠道，发现了线索。据中纪委通报的数据，自2003年至今，中央巡视组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线索。

　　如2009年，中央巡视组先后巡视了浙江等12个地区、中国保监会等4个中央金融单位、中国海运等4个国企，查获了黄瑶、宋勇等高官贪腐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