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列举了村干部、基层官员、高层官员、执法官员以及准官员五个高危官员群体，将其面临的五大形象危机描述为：不雅事件成贪官标签，露巨富触犯公众，“被牵连”事件有增无减，“误伤”、“恶意中伤”增多，“被危机”成为新焦点。

　　“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处于高危状态，危机事件高发、易发，官员形象的形势更加严重，社会负面影响增多。”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主持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即将发布，他告诉记者，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发生了变化，官员形象、政府形象的维护都面临巨大挑战。

　　“我们过去研究的重心主要在政府危机公共关系上，并没有把这一块拿出来作为独立的课题来分析。但事实上，最近的一些报道，如‘不雅书记’、‘表哥’、‘房叔’等等，都让官员形象、政府形象不断滑坡。这些都需要引起重视，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从而采取相应的危机公关策略。”

　　在唐钧看来，应对政府形象危机，首先也必须要从它的细胞——“官员”身上入手。

　　不雅事件成最短导火索

　　记者：不久前，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不雅视频被免职调查，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公安局局长齐放也因被曝包养双胞胎情人而被免职接受调查。这些事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许多网友戏称“反腐靠二奶”。在官员形象危机中，不雅事件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

　　唐钧：从2012年的情况来看，经网络曝光影响较大的官员不雅事件达10多起，并且11、12月的数量呈“井喷”态势，这两个月内就有6起之多。而另据统计，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这让整个官员队伍的形象都有所下降。

　　更有意思的是，不雅事件似乎也成为了官员落马的最短导火索，这些不雅事件，往往会牵出被曝光官员的一系列贪污腐败、违法违纪问题。官员情色丑闻并非中国独有，然而在很多国家，官员情色丑闻与其政治操守无关，极少出现这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况。

　　记者：政府部门在应对这样的形象危机时有何特点?

　　唐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官员不雅事件处理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极具眼球效应的“桃色新闻”引起舆论关注，形成社会倒逼，从而导致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最终牵出官员的不法行为，将其拉下马。

　　2012年的最大特点是，随着社会倒逼的加剧，从官员不雅事件被曝光到官方公布处理结果的速度越来越快。其中，雷政富事件中，从不雅视频曝光到他被免职只用了短短63个小时，网友戏称其为“被秒杀的区委书记”。

　　危机多缘于自身和周边

　　记者：在你主持撰写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中，总结了“不雅事件”、“露巨富”、“被扒光”、“被牵连”以及“被假冒”五大危机。你认为，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唐钧:除“被假冒”以外，其他四大危机从本质上讲还是官员自身所导致。以“露巨富”为例，2012年8月以来，仅厅级干部被曝“露巨富”者已有4人。其所露巨富单件物品价格多在10多万元以上，作为个人有相当一部分金额过亿，远远超出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国目前工作人员人均月收入约为4000元，“表哥”杨达才一块价值25万元的金表便相当于普通工薪阶层5年的收入;我国人均住房面积约为36平方米，“房叔”蔡彬却拥有房产22套，总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巨大的差距，极易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造成形象危机。

　　除官员自己外，2012年官员亲属事件与往年相比也有上涨。官员配偶、子女的炫富行为以及违法乱纪行为，都引发群众对官员清廉形象的质疑。这些行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

　　记者：官员亲属的违法乱纪行为有时与官员自身无关，为什么还会带来危机?

　　唐钧：官员被亲属牵连的情况之所以屡屡造成形象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它突出了社会“不平等”，它营造出“权力家庭化”、权力代际转移的错觉，造成群众的心理落差。截至目前，官员只要未参与亲属的违法乱纪行为，一般仍能继续任职。但随着群众对该类事件敏感度的提高，未来官员即使未有违法乱纪情节，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信任危机下的“人肉搜索”

　　记者：不久前，陕西省安全监督管理局局长杨达才因其在交通事故现场“微笑”的照片，被发到网上而引发网友“围观”，并将其在公开场合亮相过的“手表”一一展示，杨达才最终因身陷“手表门”而被撤职调查。从形象危机的角度来看，网友对某些官员的“人肉”行为说明了什么?

　　唐钧：对官员财产的“人肉搜索”，说明了现在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陕西“表哥门”事件后，福建、湖北、甘肃在随后2个多月相继曝出“露名表”事件，出现了一批“表叔”、“表爷”、“表嫂”等;广东番禺“房叔门”事件后，1个多月内，广东多个城市和山西、山东、浙江等省也出现类似事件。这说明了社会公众对官员形象的普遍焦虑，也反映了公信力所受到的严重质疑。

　　对官员的“人肉搜索”在国外被称作是“扒粪”。网友在扒粪过程中存在“扒粪”手段的无限度使用和“扒粪”内容的无限度揭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出现“误伤”。例如2012年9月，深圳某官二代被曝一年购买豪车两辆，当地市场监管局领导因与其同姓而被误认为其父而遭到抨击。同时，部分群众对官员存在“有罪假设”和仇官情绪，对于官员问题存在猎奇心理，偏好放大官员的负面信息，造成无限度“扒粪”，这其中体现的社会心态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记者：这里的社会心态是指什么?

　　唐钧：部分公众对官员有着习惯性的质疑，以泄愤为目标对官员开展“扒粪”甚至“泼粪”。一些人在“仇官”心态的影响下，弄虚作假、伪造照片，不断抹黑官员形象。如2012年湖南怀化辰溪官员不雅照事件，最后虽然被证实是网友伪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让官员形象危机更加严峻。

　　同时，由于部分公众的“有罪假设”心态，官员形象解释度低，无法进行有效的举证倒置。因此，媒体和公众在揭露官员问题时，存在夸大事件、造谣、传播谣言等行为，甚至涉嫌网络暴力，存在误伤的风险。这些虽与官员自身没有过多联系，但却在客观上加重了官员的形象危机，滋生了信任危机。

　　警惕躺着“被危机”

　　记者：与往年相比，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有什么新的特点?

　　唐钧：“被假冒”带来的危机与以往相比有所增多，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敛财金额大、假冒级别高、手段越发恶劣、“体制内假冒”与“黑吃黑假冒”数量上升。

　　就2012年的情况而言，假冒高级官员的现象非常严重。已统计到7个省市发生假冒厅(局)级和厅(局)级以上干部、军区司令或国际组织官员，同时还有多起假冒国家领导人亲属、秘书的案件。而在这些案件中，假冒的级别和假冒所得呈正比关系。

　　记者：假冒官员的手段越来越恶劣，主要有哪些?

　　唐钧：假冒官员的手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假冒执法人员进行犯罪，这其中以抢劫、敲诈者居多。以假冒警察进行抢劫为例，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2年12月15日，短短一个月内已发生数十起，涵盖辽宁、贵州、西藏、广西、河南、湖北、山东、海南等省份。这类行为在事后虽然证明与官员无关，但其对官员形象造成的影响却没有得到挽回。

　　另一类是2012年出现的新现象，一些人为了出位、为了获取社会知名度而假冒官员，甚至是假冒“问题官员”。自2012年1月高悦儿事件起，多名女子假冒政府工作人员、军官和警察，利用微博炫富、发艳照、说“雷语”，对有关部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这些部门的社会公信力。

　　五大高危群体需自检自查

　　记者：报告同时列举了村干部、基层官员、高层官员、执法官员以及准官员5个高危群体所面临的形象危机，同时对相应的危机事件特征进行了逐一分析。这份官员形象危机报告会不会衍变为官员掩盖危机事件的“教科书”?

　　唐钧：当政府直面公众时，公众也在博弈政府，这时就产生了政府形象与民意思维的碰撞。政府形象存在着“得分难”、“失分易”的特征;而民意思维存在着主观判断严重、非主流意识抬头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若要提升形象，则需积极引领社会和公众，学会如何去妥善协调纠纷和矛盾。我们制作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对这些危机的规律加以总结，把“病根”找出来，并根据规律给出具体的改进方案。

　　自2011年以来，突发公共事件、行业负面新闻、官员丑闻等形象危机日益增多，希望这个报告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个醒，成为他们自检自查的“体检单”，让他们可以根据“处方”所列清单来对症下药，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而非教科书的作用。从客观层面上讲，这份报告也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记者：怎么讲?

　　唐钧：例如这份报告的第三部分，我们制作了“官员形象风险地图”，把近年来官员形象方面频发且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危机事件，分门别类地概括和罗列出来。如违法犯罪类事件，常见的危机有贪污、受贿、渎职、致他人死亡、让他人顶罪等;行政问责类事件，常见的危机包括行为不当、应对不当、作风懈怠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相关部门、官员了解到，官员形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从而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我们之所以列举五类高危群体，也并不是为了去批评某个部门、某个群体。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点小警告，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从而自检自查自开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