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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翼:在2011年年底,中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现在达到51.3%左右,这是我们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跨入了工业社会的门
槛,从农村的村落的这样一种社会进入到都市社会这样一种大门。进入的最关键的动力就来自于农民工大规模的草根性的流动,那么他们流动到城市里面来以后,可以说绝大
多数城市对农民工的待遇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户籍的屏蔽,到社会保险的覆盖,还有城市公共资源的均等化地使用,这些方面都是做得很不够的。那么在这个城市公
共资源里面农民工最渴望的实际是两个,一个是教育资源,一个是医疗资源。
从医疗资源来说,我们中国,中央政府规定地方政府承办的社会保险,农村里面实施的是新农合这样一种保险体制,城市里面专门也为农民工设计的农民工的医疗保险这样的
制度。在2011年,把农民工养老保险退保废止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强制性地参加养老保险,这个钱都要累计在城市里面。但是医疗保险是现收现付使用的,所以绝大多数农民
工因为看病不方便,把6%到8%的钱都积累进城市的账户而没有自己使用。所以说城市在榨取农民工的这种人口红利的同时,给予农民工的待遇的提高,的确在我们国家是做得
很差的。
那么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办法来把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在城市里面覆盖呢?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制度完善:第一是把农村的新农保的保险体制,也应该在城市的保险体制里面接轨,
也就是说使参加了新农保的这样一些农民在城市里面看病的时候,能够使用这个钱去报销自己的住院费用,以至于体检方面的费用。这个方面应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难题,因
为绝大多数农村的医疗资源,实际上它是在当地的人口的情况下来设计的,那么现在当农民工进入城市,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划,必须以实有人口来安排、管理、服务使用人口
。如果城市在这个地方做得不够的话,我们在跨入都市社会的门槛的时候,中国的城市社会实际上是没做好准备的,第一个方面是这个方面。
第二个是农民工如果进入城镇的医疗保险体系,实际上有很多的限制。农民工的流动它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如果这个城市的就业条件、工资给付水平达不到一定的
预期,他必然会从一个城市向另外一个城市流动的。那么在流动过程中把这部分资源其实要在提高统筹层次的情况下尽快地盘活,而不是要留在当地的城市来留下。现在来看
绝大多数城市是把这部分医疗资源留下来了,而没有转到他流动的新的城市去。改革的步伐,与社会发展的快速的进步的步伐又存在一个差距,导致我们过分地使用农民工这
个资源,但是在使用的同时工伤事故率比较大,农民工的慢性病的患病率也比较高,很多农民工进入城市实际上是看不起病的。所以说他望见城市的这个医疗资源是望而却步
的,往往他们去的地方都是黑证诊所这样的地方。所以说把医疗资源要配置在农民工居住的城乡结合部这个地方去,实际上是城市落实中央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这
样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绝大多数城市政府基本上都没有这么做,他们离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距离和进步的发展的目标还是十分遥远的。所以当城市政府在吹捧自己每年的经济增
长、人均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把流动人口这块没有包括在内来算的,所以这块是我们实际上将来要大力做好的。
如果能做到两条,就是刚才我强调的,一条就是把农村新农保的统筹,能够在城市里面使用,在医院里报销,这个是解决农民工有病能看病的一个步骤。第二个就是把城镇里
面的强制执行的农民工的医疗保险,要在各个城市之间能够流通、盘活。这两条如果能做好,那么就既避免农民工在两面都参保,既在新农保里面参保了,又在城镇里面参加
了,两块交钱,但是都没有使用上,所以这点的确需要改进。
张翼:中国现在其实不是说医疗资源不足,而是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均衡。越大的医院,它的服务对象其实很具体,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以及上层
的比如企业主,他们往往在住院的过程当中,长期的占有这个医疗资源。比如说离退休的老干部,部长一级的这样一些官员,尽管离开了政府部门,但是他们退休之后占用医
疗资源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有些人在休养过程中有可能一年半年的、三四年的来使用单独的床位,而且占有的不仅是床位、看得见的硬件的设施,还有护士、医生,整个这
些都是他们来享受的。另外一部分广大人民群众配置的资源把大量好的仪器设备都配置在好的医院里面去,像301医院、协和医院。像很多人就说了,有些医生、人民代表很不
妥当地就说,广大人民群众不应该光看着协和医院去看病,全国的病人都往协和医院看病当然会很拥挤的。可是没说协和医院每年纳入的医疗资源这个量很集中,好大夫也很
集中,导致对差一点的医院看病就诊的人数就会少一些,因为大家对自己的健康程度是越来越看重了。
那么现在社区医院建立起来了,甚至于有些街道里面也建了医院,你要去北京的胡同看到很多的卫生所也有很多,但这是门可罗雀的,真正的大医院大夫没有到这些
医院去安排他的就诊时间。像这个情况我去年在德国去考察的时候,既考察大医院也考察农村里面的诊所,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它的牙科在德国农村的村医务所也有专门的大
夫上班的,每天都上班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中国的医疗资源不是说缺多少,而是大量的集中导致城市里面特别的集中,而在城乡结合部,在农村新成立的社区里面缺少得厉害,所以这种医疗资源的分配
不公、配置不公,没有被真正的落实到现行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安排里面去。每个省里面都有省人民医院,省的大学的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这些是很核心的,离开这些地方其他
的医院都是你稍微有一点重大的病就无法来治愈,大夫的水平也就会参差不均。所以说正像中国要抓教育一样,也要把医疗资源的配置均衡起来,把钱要投入到基层去,要投
入到那些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去,把好大夫优先安排到这样的医院去,保证大医院的大夫跟基层的小医院的大夫,甚至于县里面的大夫跟乡里面医院的大夫他的工资水平是一
样的,这个就可以。但是到现在为止医院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近期看到医疗改革报纸上说得天花乱坠,广大人民群众感觉到的就是真正的实惠还是非常少,重要的一点就
是这个还没变。所以往公共医院里面投资这一点,实际上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中国医疗资源配置的集中化的趋势,所以说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改
革不是我们自己上层的人想出一个什么主张,就能够马上在这个基层落实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有一个机制去体现,研究的成果以及顶层设计的制度被贯彻到基层去的这样一个
过程。
所以现在这个监察体系没做好,不管是安徽的实验,刚开始也是我们大家伙很多报纸、媒体各个方面吹得厉害,全国来看感觉到的情况并没有像政府所说的那样就好
转得快,所以政府部门要检讨这一点。为什么呢?自己感觉到进步很大,做了很多事情,可是老百姓还不满意,不是说政府自己说了算,而应该老百姓喜欢让政府怎么做,政
府就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话才会执政为民的理念得到更好的贯彻。
中国的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走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也就是说根据市场的机制理顺医疗资源的使用以及看病需求之间的矛盾。那么走的过程中,现在政府基本的一个判
断就是说原来的路是错了,导致有些人是过度医疗。但是他没看到很多人仍然是医疗不足,这个方面,有多少人是过度医疗,有多少数量的人是医疗不足,这个政府没有明确
做出一个更好的判断。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大量的投入到公立医院去,即使在基层也是往公立医院去投入、配置,给私立医院扶持基本上还是不够的。
现在就是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就是往更多的、把更多的医疗设施要让国家来承担,管起来,那么管起来国家要把钱投入到私立医院去,这个可能性现在来看还看不
到,因为本身很多公立医院的需求是非常强的,私立医院要跟公立医院去抢这个投资的资源它是抢不过的,即使有这个制度也是覆盖不上的。所以有第二派的意见反对这样一
个做法,说改革实际上市场化的过程这个是没错的,主要是制度安排这个地方出错了。
能够跟公立医院竞争的医院我们没有扶持起来,所以大量的私立医院能够存活下来证明他们得到了广大医患的支持。现在来看医患关系矛盾最大的往往是公立医院,
不是私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为了拉住客户,各方面的服务尽可能的要满足、沟通患者与他们的关系的。
所以现在有些人提出来把一部分私立医院,尤其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经过当地的医疗机构评价以后,认为可以作为医疗保障定点医院的,这样的医院纳入到社保体
系里面来。但是,这个呼声很多,可是操作上还是得从中央政府做起,现在前面那一派人的意见被中央更多的吸纳,而后一派人的呼声还得不到响应。
因此改革到这一段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公立医院投入更多的成果很大,但是对私立医院这方面探索得不够。我自己本身的意见就是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具有同等的
医疗服务的功能,因此它也是社保医院的定点的必然应该扶持的机构。所以说国家应该在这个方面做,第一个方面可以评级,第二方面可以针对不同的社保的病种,来把医院
盘活使用,使得广大医患能够在当地,在社区里面解决自己的医疗需求问题。
张翼: 医患这个矛盾在所有的国家都会存在,但是看什么样的问题酿成的这个矛盾,有些是低级错误,或者明显的医疗问题导致出现的损失,这
种情况下如果不避免的话,只能激起更严重的医患矛盾。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一定要看到,医院本身长期以来的管理失当,以及唯利是图,甚至于各个方面做的不是像改
革之前的人命关天的、先救人治病然后再收取费用等等那个方面的一整套办法。所以说医患矛盾只是把医院当做一个企业来看待的时候,那么患者有道理来争取维护自己的正
当的权益。这方面我觉得应该支持患者,因为医院它是一个强势群体,患者是一个弱势群体,不管诊断什么,都是医生说了算的,你在医院里面你看不到病人医生说把这个药
给我便宜点,他不能讨价还价,医生开什么药吃什么药,给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所以这里面医生是一个强势的群体,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医患矛盾之所以得到这么大的
老百姓的气愤,甚至发生那么大的事件以后,广大网友当中60%以上的人都说打得对、杀得对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埋藏在人们心底的这样一种积怨是非常多的,医院
欠下老百姓的孽债也是特别多的。所以说患者,患者里面有一些人是不上网的,我们说农民,还有这样一些底层的在城市里面、经常不住院的,如果把所有的人放在一起评价
医院的时候,它的得分会更低。
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里面,第一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医院,根本上是以赚钱效应来安排自己整个的工作的。第二就是它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比如你是
能报销的给你什么样的单据,开药的时候就会开很多的药,你经常吃不完的药,所有事业单位的人、公务员、老师们,经常病治完了一大堆的药剩下了。但是私立医院里面去
看病的时候,甚至把一瓶药分成几个人来,比如说你头疼给你的止痛的药,扑热息痛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是一人两片这样来买的,不是一瓶、整瓶来出售的。所以医患里面即
使患者说我交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家庭的支付,不应该出这么大的事故,结果就出了,甚至有些人把这个病人的钱拿去给另外的病人开药,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原来医生的威信是很高的,现在医生的威信之所以降得这么低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金钱至上,赚钱效应在医院里面被安排在每一个科室里面,能不能完成任务成
为院长评价科室的一个指标。所以说要解决好医患之间的关系,就是把买药这个东西放在医院之外,药是买药的,药是一个体系,而医院是另外一个体系。中国只有把这个问
题解决了,在诊断过程当中的费用患者就会有可能接受了。医生开了药,他不管在哪一个药店抓药,都是药店竞争的,而不再把矛盾积在医院里面解决,所以说这块主要是体
制方面造成的、一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所酿制的一个问题。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张翼:把基本医疗的设施作为公共产品看待,这点是没错的,所有的国家恐怕都是这样的,只有少数的医院它是专门为富
人办的,那它收费就会高,去的人很少,就很安静。现在中国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所有的医院都说是公共产品,但实际上公共产品被谁使用,这个问题是没追究的,公共
产品是公共产品,但是它是谁的公共产品,这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
所以在公共产品的使用方面,还有一部分我们说中国的医疗资源与13亿人口相比是不足的,但是政府可以购买私立医院的公共服务,可以购买的,比如说规定了服务
的价格、诊断价格,每诊断一个人,价格是多少,我购买你这个服务,那么这个服务也可以作为公共产品。所以理解公共产品的地方,两派之间争执比较大的地方是要不要把
私立医院也纳入到公共产品里面去看待这个问题。一派就认为只有公家办的公立医院才是公共产品,这是很狭义的,也是在整个医疗资源研究过程中最得不到全民所认可的地
方。另外一派就说是需要把私立医院也纳入,但是强调的私立医院存在的有道理性,而没有说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把一部分拿出来也作为公共产品来看待的性质。中国
可以考察日本、香港这些东西,尤其是儒家文化圈这个地方的医院设施的情况,也可以到美国、加拿大,北美去看,也可以去法国医疗资源非常成熟的地方去看,你都可以看
到来源是多样的,但是一旦被政府所购买,它是为全民所开放的、共享的,所以在这点上我想不应该有太大的争执。
有两个途径,那么一个途径就是说我把这个医院整个今年的服务我包下来,一年比如说给你300万元把整个医院包下来,作为公共产品的一个部分来对待,这是一种办
法。第二个办法就是说,你每接纳多少个病人,尤其是医疗保险的看病就诊报销的病人,我然后根据你接纳的病人的数量给你支付跟这个公立医院同等的费用,我用财政来购
买。比如说公立医院有多少我就是多少,把公立医院跟私立医院,不分它怎么来的,但都作为政府购买的公共产品的一个部分,按人头,比如说感冒怎么样,或者说科室怎么
样,看病政府的医院里面看好的是什么样的病、多少,私立的医院里面怎么看好了多少、什么情况,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去对待。当然,具体到病人上,每个人的病不一
样,年龄不一样,身体健康不一样,以及他所处的这个病情发展的阶段不一样,肯定花费的费用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根据总是有一个办法研究解决这方面的矛盾。所以说这
两种方式都可以来采纳的。
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在日本看牙的情况,日本的牙科也是能够报销的,基本上都是在私立医院,因为只有私立医院是每在一个街道上。你到日本去就发现,你每走
路将近2、3百米就会可以看到一个牙科诊所,是最多的,不大,但是这个诊所里面能够解决你基本的需求。在日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药铺里面既买药也是买其他的化妆
用品,价格经过竞争以后都非常低廉。所以我们考察这些情况就可以拿来作为中国医疗改革的过程当中,尤其在市场化、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解决我们中国医疗资源不足的一
个很好的模板。
所有的医院到现在为止都是要盈利的,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医院说我不盈利就存活,之所以要盈利才把医院费用的将近40%到50%以上的来
自于买药。但是,现在私立医院大夫是没工资的,他要靠自己的营运,然后来为医生,为护士,甚至于医院的存在而进行投资的,即使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私立医院也是每
年都在发展壮大。但是公立医院如果离开政府投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发展壮大的,大量的钱都被大夫们掏空了,他们拿了很多黑钱、明钱也有,这些方面是比较这个,尤其
是主任大夫以上的这些大夫,他有直接可以说哪个药厂的药,我就老是开这个药,我就不开别的药,这样一种方式。但是私立医院你花最少的钱、看最好的病,病人才去你那
个地方,才竞争嘛,不然的话你这个医院办不下去,它是吸纳病患的方式解决这个成本运转的。
所以政府怎么办呢?有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我把医生的工资和那个医院的工资我拉平了,我不管你是什么情况,就像你私立的幼儿园跟公立的幼儿园是一样的,我
拉平了,满足于你是针对大众市场的而不是针对高端的市场的,那完全就可以跟政府的医院一样对待,如果说你是针对高端市场的,政府绝对是不能再支持的。所以说只支持
低端市场,为基本、为下层老百姓服务的,这个医院我们就把它纳入到社保体系里去,给它报销的机会,使它与公立医院能够竞争。第二就是把私立医院大夫的工资也拉平到
与公立医院一样的,如果他要更高,那好你走人、到更加高端的市场去,如果你是感觉到在这个地方可以呢,那就与公立医院基本相同了,所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有很多种,不
是说只有这种。
张翼:现在中国在2003年以后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起了“保大不保小”的这种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与原来的
体系最大的区别,原来的体系“保小不保大”,“大”你就上医院去自己来承担,小的病呢,结合了赤脚医生制度,基本上把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了65岁左右。
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在80年代基本上把合作医疗的制度给破坏了,因为村里面的集体的资金不足,无法支持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制度这样的一种情况,给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地方多年被消灭的一些地方性的疾病也是有所抬头,像血吸虫病这样的病都治过了,由于农村医疗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也是逐渐有所
抬头,引起了整个国家的反响。
然后就在2003年,中央采纳各方面的建议,然后就推广新农合。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2003年碰到SARS这个病,一下子打击之下,基层如果做不好的话,
那么这个脆弱的体系就会直接影响到全民的健康,不仅仅是影响穷人,富人也是一样。SARS传染开来以后,社会风险大到不分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它是泡沫化的传播,只要你
经过,只要你进去那个地方它必然会传染。在这种情况下那上层的富人也同意这样去做,在争夺医疗资源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这样。
经过2003年以后到现在这段时间 参保的农民,中央政府下了大量的决心,而且随后几年也会大量的投资,把人均的财政支持达到240元这样一个水平。可以说这也是
做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地方每年拿出20元钱的个人的参保,就可以拿到240元,现在可能是100多块钱,地方财政弱的话就是投资不足。但是它把
大病保住了,解决了老百姓不敢住院、有病不敢看的问题。尽管在地方的报销额度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在乡镇医院里面看病有可能会达到70%,但是到县医院看病就降一点,
到省医院看病可能就到40%、50%,你要到北京来跨省看病可能报销30%、40%这样的状态,尽管如此还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但是,我们怎么说呢,它仍然不是解决、还不能完全说我们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仍然是比较低的,我们国家是广覆盖
,低保障的这个情况没有解决好,尤其是农民。比如说有8亿多、9亿农民已经参加了新农合这个制度,实际上很多、有将近1亿6千万的农民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面打工的,
跨省迁移的人口也将近1个亿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医疗费用无法在城镇得到保障。所以说这些地方都是不足的地方,全民所使用的时候,前面我们讲的公共医疗资源
的设计、它的建立这样一些问题,还有一个这个地方机制,把有需求的人在什么地方能够使用,这个问题要解决。如果说农民进入城市不能使用城市的医疗资源,那么农民参
加新农合这个制度以后他是白参加,他一年四季在城市里面住,什么时候去农村里面去享受新农合呢,他来去的路费也很高,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说制度设置的屏障仍然很大。
还有一些农村里面的老年人,在人口的下降的过程当中,他也是生了两个或者一个小孩,这时候老了要搬到城市去,与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来了以后根本不能享受农村的新
农合,又要回家治病,路费也是很高的。
所以现在为止,我们要办的事情太多了,而恰恰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呢,医疗跟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问到这个问题,怎么样向全民提供这个作
用,实际全民当中最根本的实际上不是上层的富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工人这个群体,把这个群体的问题解决好了,那么后面别的人的就会迎刃而解。
张翼:刚开始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很多人说它可能是把富人排挤出去,把穷人过多地纳入到保障里面来。因为他们认为穷人到别的地方看不了
病,所以说很困难的人往往会在新农合里积聚很多,但是富人需要的东西往往会满足不了。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根据我们在2006年、2008年的调查却发现,不存在屏蔽富人
的情况,恰恰到现在为止仍然存在屏蔽穷人的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到住院去报销的时候,往往这个是你住院才报销,不住院是不报销的,很多穷人得了感冒,他就不会去住院,不使用这个资源。那么富人有
了一点点感冒,他也去住院,叫做挂床治疗,就是人到那个地方去说我在那个地方住院呢,实际上他是在自己家里面呢,他是拿了药在自己家里去吃。富人挂床治疗跟穷人怕
支付费用之间,仍然存在一个矛盾,也就是说你报销的起报点跟上面的最高的上限之间,实际上富人是能够使用这个东西的,但是穷人有个报销的起点,这个起点很多人就会
说我到外面去,比如说私人诊所,我买几片药我吃了,就能够把感冒治好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住院的。这样看起来穷人使用医疗资源的这种概率比富人要低一点,在这里仍
然存在这个问题。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化解,使得下层老百姓跟上层收入比较高的,能够同等的机会去享受,实际是我们在制度设计里面还应该做好的一个事情。
张翼:预防为主,这个是整个赤脚医生制度的成功之处、被世界高度评价的地方,就是预防为主、中西结合,在村落里面解决大部分的疾病。这
个是中国第一次搞的新农村合作医疗里面非常成功的地方。
现在来看预防方面仍然做得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农村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城市里面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集聚的地方是非常薄弱的环节。所以每年流感爆发,那个
地方是最先爆发的,尤其是农村里面来的小孩上学集中的民工子弟学校,一到冬天缺课率就非常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突然爆发的流感把很多小孩都病得不能上学了,所以
预防这个方面仍然没做好。比如城市里面打预防针,甚至于大的疾病这个预防针,免费给城市里打的很多东西,给农村的人还没打上。所以这个是城市政府应该做到的、一个
大的制度改革的地方。只要进入到这个城市里面来,有些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说肺结核,这些应该免费的,还有对肝炎的治疗有些地方也应该在预防阶段做到大量的投入,不
能等到真的发作了、患上这个病了以后再去治疗。还有一些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批评中国最大的地方,就是性病的防护,这个做得很不好,除了在奥运会期间施压给我们中国
政府,要求每个宾馆里面放避孕套之外,其他的我们现在进步不多,使得很多年被控制得很低的,像淋病这样的疾病,最近几年患病率上升得非常快。
传染性的疾病这个是政府部门要纳入到一个公共医疗里面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预防的阶段,重在预防,现在是重在治疗、轻在预防,预防这个方面做得还不
够着力。所以说要把抓手将来要逐渐转移到预防的阶段,使得公共资源有一分钱的确能够发挥出来它更大的效力。
要看医保保什么东西,保健康的话,在医保的体系里面,尤其中央的大的盘子里面拿出一部分,现在很多地方医保的缴费率已经达到10%,像北京,农民工自己个人缴
纳2%,单位为他缴纳8%,10%的人均工资额是很大的一块儿钱,如果把这块儿钱里面拿出1%,这个钱作为全民的,就是所有的人的医保里面拿出1%作为预防阶段的费用的话,会
减轻很多治疗阶段的费用。因为你预防好了以后,进入到医院里面治疗的病它就会很低。所以重在预防就是把钱要投入到预防的阶段,使得老百姓能够健康地生活、不进医院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改已历时三年,对于本轮医改的评价,新华社等媒体大多习惯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医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而市场化媒体的报道则认为“新一轮医改路径失当”。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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