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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下午14点,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张颐武做客复兴论坛与您在线畅聊“文化体制改革”,解读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课题的探讨。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18日在北京闭幕。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
张颐武:文化体制改革当然不是像这位网友想的这样的简单。改革不是“砸烂”,而是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于文化体制不适应今天的新的发展状况的部分进行的改革,最终是为了文化的发展,“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也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让文化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最终建设一个“文化强国”。这里其实是更好地分清由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由文化产业提供的市场化的文化服务,激活整个文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张颐武:这在《决定》中已经有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文化体制的改革就是要让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体制机制更好地适应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的发展的需要。理顺体制机制,既要对于文化发展的路径有全方位的认识,也要对于当下的出现的一些不适应今天中国的状况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和具体的解决办法。 首先,文化发展需要人才的保证,没有在艺术创造、管理经营、创意策划和跨学科的人才的涌现,文化发展就难以持续。因此,改革体制,就是为人才的涌现创造条件。 第二,文化发展的标志就是文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充分的展现,这需要有优秀的作品的出现。无论是为人们做好文化服务,还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或是文化“走出去”都需要有好作品,有好项目才可能实现。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做出的努力。今天看文化体制改革还在探索之中。
张颐武:这次全会凸显了文化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示了中国社会面对未来长远发展的新的视角和新的战略。全会将文化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从今天看来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都需要更加有力的文化支持,也需要更多的文化的指引和激励。三十年来,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奥运和世博之后,我们已经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面临着新的机会和挑战,在这里,文化已经成为迎接未来机遇和挑战的关键。民族的复兴也需要中国文化的复兴的引领和提升。决定正是在文化问题上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也为今后十年的文化发展明确了目标和方向。鲁迅先生1908年曾经认为中国文化的未来理想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目标实现的现实性。
张颐武:如何找到一个焦点,如何确立一个重点,如何打造一个品牌,如何创出一个境界,实现城市价值的全面提升就是格外现实的挑战。 这需要的首先是对于自己的城市的定位的精确的理解,对于城市的最具象征意义的方面的精确的把握。 其次,文化积淀的发掘和创意结合是必由之路。积淀来自历史,创意着眼未来;文化回溯创意前瞻 ;文化惠及众生,创意引发前行。通过创意街市,创意生活提升城市的品格,通过动漫、格子店、时尚设计等方面的突破寻找新的增长点和集聚点是文化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面。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创意的年轻人才的崛起,也能够吸引年轻的群体参与到城市的发展之中。 再次,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文化发展的路径和模式。现在依赖微博和手机等平台的营销和宣传往往超越了传统的纸媒和电子媒体,形成了具有巨大影响的关键性的媒介。现在任何地方性的事件都可能是全国性的,随时随地地通过新媒体的运作来切入当下的生活,让自己的区域能够通过虚拟的空间得到更加迅速深入的传播是城市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张颐武:电影一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活跃的市场,去年的票房更已经突破一百亿,也确实有不少有影响的电影。而观众近电影院看电影已经成为习惯。这无疑是积极的。是“大片”将近十年的发展带来的成果,还是有相当价值的。虽然存在不少争议,相当多的观众对于“大片”还是认可的。也确实有不少好作品。当然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这位网友过诟病的问题。中国电影现在每年的产量达到4百多部,其中很多都没有和观众见面,有些质量确实很不行。 电影现在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从前年和去年来看,电影观众原来集中在大城市,现在开始向中小城市扩展,电影的票房仍然显示出上升的势头。看电影成为习惯。二是现在观影的方式也在变化,网络的观看开始普及,原来的看碟的传统逐渐消退。 电影的发展现在其实有极大的机会。当然一要改变过度依赖大片、大导演的局面。现在其实有些电影很不错,但没有大导演的号召力就难以找到观众。二要多出真正的好作品。这都不容易,但都需要坚韧的努力。
张颐武:这和每个人息息相关,随着一般公众的温饱已经解决(当然对于还存在的贫困现象要有最大的关切),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文化消费也成为我们消费的重要部分。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让普通人享有更好的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感,增加对于社会的认同感。文化化人,它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让普通人享有更美好的文化生活。
张颐武:当然客观地说也还是有不少好作品的。就是“穿越”等类型,也还是有相当多的有意思的作品。尤其有一些类型也还是相当成熟的。如谍战,家庭伦理等。但确实也有大量的缺少原创,盲目跟风的作品。这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一是要对观众的需求更理解,二是要对于社会生活更理解。要坚定地追求原创,也要在体制机制方面为追求原创创造条件。
张颐武:当然,一是要活化,让人们真的用起来,二是要推广,让这些文化设施广为人知。三是要提升,让这些文化设施不断更新,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张颐武:当然一方面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有批评、监管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娱乐节目就都是娱乐至死,还是有不少形式独特,受到公众认可,价值观正面积极的娱乐节目。这些节目对于调剂生活,寓教于乐都有作用。
张颐武: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各种利益关系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和对于事物的判断、评价标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必然会对学界产生影响。同时,学界本身也正步入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变革时期,尚有一些制度和规范待商榷、待完善。 不过,说到底,学风问题本质上还是人性使然。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心术不正的人,学界也不能例外。当然,对学风不正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分层次来讲。 第一个层面是学术失范,涉及治学的规范问题。其实,中国的学术规范是这些年来才开始强调和建立。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界相对比较封闭,对国际上学术共同体的一些规范和共识还不太清楚,过去学者写文章甚至以没有注释为荣,因此现在及以前的几代学人在学术规范上大多是有“原错”的。 第二个层面是学术不端,包括抄袭、剽窃等; 第三个层面则是学术腐败,如权学交易、利学交易等。这两个层面涉及的不只是规范问题,而是已经触及到学术价值、学术道德的底线,没有任何辩护的余地。今天,公众对此的监督力度在不断加大,学界也一再在强调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张颐武:这些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作为个人的信息平台,微博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主渠道,人们,尤其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开始越过传统媒体或新媒体的其他方式,依赖微博来接受信息,因此也深受微博中的报道和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微博也是每个人直击信息,进行报道和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渠道。同时它在具有媒体功能的同时,还兼有社交网络的功能,它所具有的弥漫式的传播的能力和短小精悍的特点都让人着迷。微博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逐步像手机号码或电邮地址一样成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像任何新的事物一样,微博也是双面刃。微博上每个人都是发布者,就没有了传统媒体的“守门人”,而且微博的门槛很低,只需要140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微博里有大量的匿名的人群,他们发布的信息往往和他们的身份一样无法证实。于是微博从开始时,虚假信息就一直是一个被人诟病的方面。有些时候,一些人为了博取粉丝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一些难以为外人明了的目标而制造虚假信息。而与此同时,微博由于其短小精悍,往往需要强化论点而缺少论证。往往需要情绪化的语言打动人而不需要理性的讨论,尤其匿名的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造成微博里骂声一片,客观理性的意见往往受到忽视或蔑视。而极端的意见更加极端的倾向。这就使得整个虚拟社会中的言论趋于不同的极端,而复杂的观点难以展开的状态。于是扣帽子多于作讨论,骂人多于说问题的现象有蔓延的趋势。这些当然仍然是可控的,但也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和关切。
张颐武: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尚存在严峻的挑战,而挑战也是机遇。 今天对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展其实是正是世界的机会,这个新的形象一面需要对于我们的经典的文化的时时的弘扬和推介,对于中国的基本价值观的坚持和弘扬,另一面也同样需要中国大众文化的新的全球性的展开。但我们大家往往一谈起文化的“走出去”就仅仅想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却往往忽略我们现实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所展开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所接受和喜爱。我们的“中国梦”既是我们的梦,也应该成为他人的发展机会和可能。这也应该成为文化“走出去”的另外一个关键。打造“魅力中国”,既要吸引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兴趣的人们,也要吸引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感兴趣的人们。“文化中国”不仅仅包含“传统文化中国”和“精英文化中国”而且也包括一个“大众文化中国”。当然对于大众文化的消极性和低俗化的关切和警觉也必然地是我们的责任的一个部分。创造一个“魅力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发展,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已经成为当下的时代要求。实现这一要求,需要政府、民间、媒体和海外华人以及热爱和关切中华文化发展的全球人士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走出去”的持续的努力中,一个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时代正在来临。鲁迅先生在1908年所期望的未来中国文化“内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外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理想正在现实中展开。
张颐武: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但房价是另外的问题,也和文化有关联,但不能说是直接发生作用。
张颐武:当然五四精神是我们的重要的而且关键的文化的资源,我我们要铭记和发扬,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条件,要在今天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
张颐武:大学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力量。大学为文化发展准备人才,大学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为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知识的支持,而大学的多学科的特点更为文化发展提供科技和各种专业的支持。大学也能够在教育的过程中体现文化的力量和影响。今天我们需要大学不仅仅传授知识,而且为学生带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的土壤,也需要让学生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的素养。这就需要更多地鼓励创新的文化精神,更多地传承传统文化,吸取一切前人的经验,进行自己的文化创造。
张颐武:文化产业要的是大投入大产出,创意产业要的是小投入大产出。当然,大投入很容易低产出,小投入也可能根本无产出。文化创意产业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但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城市,魅力的展开就得靠文化创意产业。现在我们各个城市都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己经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地方,更想以此作为突破发展瓶颈,创造第二波发展的动力。大家都想从文化里发现新的未来和展示自己的魅力。 但从我们目前的情势看,大家对于发展文化产业有办法和能力,象建大型的文化空间,办大型的节日,做大型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心等等,我们都很有兴致,这也容易显示城市或区域的气魄。发展文化产业往往把发展经济的一套模式拿来用就行了,这也是轻车熟路的。但却对于如何鼓动创意心中无数。其实创意是更加个人化的,更加自由自在的,需要很多不同的想象力和不同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模式。同时也有较大的风险,可能投入十个计划,只有一个成功。但这一个的成功的收益可能远远超过九个失败的投入。所以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坚定的支持,还需要灵活的政策和机敏的反应,尤其需要大量年轻的,熟悉新的文化的创意人才。这就要求有新的思维和新的智慧。
张颐武:中国的当下文化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但也有着巨大的新的希望和可能。第一,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被称为“鸟巢一代”的中国的80后、90后出生的青年与前人相比,他们在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想象力重于表现社会的生活;二是他们重视财富的分配重于重视财富的积累;三是他们关注人类的普遍问题重于关注中国的特殊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年轻一代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一方面他们将来会有更强的国际观念和视角以及更好的修养,同时他们有很多的弱点,如焦躁、发火和网上骂人等;另一方面他们所拥有的表现平台是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就使没有机会的年轻人在今天会有很大的机会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同时改变这个世界。第二,中国复兴需要的文化根基已经确立。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人觉得传统文化是阻碍我们的力量,但实际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我们正在努力寻找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国学热、汉服热,读经热的出现正说明了这点。因此,我们需要用我们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来重建我们价值观的根基。这就要求我们一是在社会价值和公共生活的大方向上有精神的高远追求,有切实和具体的文化氛围。二是回应公众对于文化生活的更高的要求和精神上的多元的需要,为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也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具有高度价值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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