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会馆已经念旧失修,从大门外难以触摸到以往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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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始设于明代前期,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按照使用性质分为同乡官绅为使用主体的试馆,同乡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使用的同乡会馆以及主要分布在四川的同乡移民会馆。但是按照相关规定,并非所有老会馆都是被保护的文物。专家认为,鉴定是否属于文物级别需要考量三个条件:会馆的历史价值、会馆建筑的考古价值以及艺术价值。例如据2011年4月媒体报道,北京粉房琉璃街与潘家胡同两条胡同内就散居着会馆30余家,但都因不够文物级别面临拆迁。因此,由于会馆的数量众多,各自的年代和历史不一,老会馆的亦有文物和非文物之分。非文物的历史建筑比如旧居、部分小型会馆都是合理合法的。
老会馆一般零星地分布在城市各处,其中,只有部分历史价值相对较高或稍具知名度的老会馆被修葺一新,面向公众和游客开放。其余大部分的会馆或闲置,堆放杂物;或改造成为民居,逐渐淹没在市井之中。根据《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使用不可移动文物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与其被闲置或改造成民居,不如通过相关机构或企业,按照规定去接手权限内可介入的老会馆改造,尊重原貌的基础上进行开发,不论是作为旅游景点、休闲或餐饮场所,都有利于发扬传统。例如北京湖广会馆后辟为北京市戏曲博物馆,承担普及戏曲知识,展示戏曲精品的任务,让湖广会馆充分利用已有的建筑资源和艺术资源,以全新的面貌让更多的人所知。
会馆除了北京之外,在全国各省份均有出现,但是北京的数量和总占地面积最大,甚至有人将北京的大大小小的会馆统称为“以前的北漂据点。”可是,就北京一地而言,会馆的数量众多,且占地面积不一,最大的安徽会馆占地9000多平方米,共有219间半馆舍;而有的小会馆仅仅是一个破旧低矮的小院落。由于分布零星,总占地面积巨大且通常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在城市化进程中,多数没有文物价值又阻碍城市规划的会馆会被改建和拆除。这种合理的改建和拆除有利于城市的合理用地、避免资源闲置和浪费,同时又有针对性的保留和突出了有文物价值的老会馆,对于整个城市的布局规划以及文化印记的整理都是有所裨益的。
史料记载,晋翼会馆为山西翼城县人士集资购买,清雍正十一年(1733)建,解放初期被收归国有。作为原崇文区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单位,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属于国有的不可移动文物。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因此,本山传媒不可能购买晋冀会馆,也不具备所有权。同时,据媒体报道,刘老根会馆使用的四合院均为租借使用。但《文物保护法》中只提及“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迁移、重建,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和“国有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作其他用途的,应当报告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而本山传媒并非具备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单位,也非拥有该文物所有权的单位,即使报告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也无权在大修的基础上从事私人盈利活动。而刘老根“会馆门”中,文保部门从放权给本山传媒改建使用文物,到被举报后“出卖”举报人,却无不让人起疑。
《文物保护法》: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据报道,故宫建福宫事件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文保单位即使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经营性活动,首先一定要确保文物安全。可是据《新京报》2011年8月22日报道,刘老根会馆在建造过程中,将晋翼会馆第一进院内过道和小院落的位置改成三座楼,北房的后墙增高成了山墙,会馆内赵家大院中甚至挖出了一个游泳池。如此大的改建动作,已经对文物的原貌造成了实质性的破坏。而根据相关资料,晋翼会馆改造前已由政府统一修缮,大门旁介绍牌说,2009年整体建筑修缮竣工,恢复了原貌。因此,刘老根会馆的修葺动作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开门营业而进行的内部装修和整修那么简单,而是大动作的、有意识的改建。
国家规定公共文物应免费向大众开放,而刘老根会馆极其名下的刘老根大舞台却违背这一点,公然把国家文物单位变为自己赚钱的工具,使会馆沦为少数人高档消费的场所。刘老根会馆中餐饮、戏台、游泳池等休闲设施一应俱全。这里不设消费门槛,也没有身份限制,号称零门槛,表面看似与其他明星会馆不同,但大堂餐厅一层白天最低人均消费100元左右,二层包间人均消费200元,但晚上人均消费达到500元左右和赵家大院被曝每日最低消费18万元的高价却将普通消费者拒之门外。对外开放的文物从公益性质逐渐沦为了私人享乐的工具,让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北京寸土寸金,一些位于“黄金地段”的故居、会馆被开发商的新建楼盘淹没,有的拆掉后在其他地方重建,有的被完全拆除。北京西城区宣南地区全国会馆最为集中,但目前宣南地区仅有会馆景观101处,有保留价值的近40处,其中27处为国家、市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很多北京土著人还发起保护会馆的活动,但都不能阻止政府和企业对会馆的拆除,宣南会馆在短短60年里少了四分之三。同样文物被拆除的命运在全国各地上演。位于安徽合肥的李鸿章故居,是在明知是李鸿章住处的情况下被拆除。左宗棠在甘肃创办的兰州机器制厂的遗迹也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拆除。
位于宣武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旧址、潮州会馆、南横东街131号、李万春故居、关帝庙等老会馆由于不具备文物保护资格而面临异地迁建,但却再也重建不出原来那些留人们心中古色古香充满历史脉搏的会馆。甚至出现“有馆无会”的尴尬局面,即:有会馆,却没有相应的会馆文化。如今人们一方面大力拆除具有历史意义的真正古迹,一方面出于经济原因、出名等利益考虑进行水浒中西门庆故里之争、三国中赵云故里之争、诗仙李白故里的争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各地政府往往先立项,后考证,修建名人纪念堂,把名人故里以及由此产生的纪念活动,当成吸纳海内外华人投资和发展旅游产业的突破口。时到今日,会馆重建或拆除的标准已经不是其文保价值,而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另外,还有很多会馆因为文保单位的疏忽或者历史原因“流落”民间,无人问津也无人修缮。据统计,目前,在北京市西城区现存的101个会馆中,有94个被居民占用,有7个被用作办公场所和商铺。位于宣武区的安徽会馆曾是专供安徽籍淮军将领和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当年显赫的样子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紧闭的铁门和斑驳的油漆,这里早已被厂房、居民和学校“分割占据”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很多人在外面买了房子,也仍然占着会馆的房子不搬,甚至在原来基础上私自建房屋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