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印的老成、稳重，来自于他复杂的求学经历。从一名专科生，孜孜不倦地往上考，学士，硕士，一直到博士，他认为十年来自身可喜的变化是身份和学历，而家乡即将拆迁变为新城，也同样让他十分高兴。

专科读到博士

1979年贾宝印出生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繁重的田间劳作让他产生了考出农村的想法。2000年，贾宝印考入黑龙江工程学院学习土木工程，“虽是专科，但毕竟离开了农村”。三年后，贾宝印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继续学习。

取得本科文凭后，贾宝印又报考了昆明理工大学的硕士。录取通知书下来的同时，他也在枣庄找到了一家事业单位。深知学历太低很难被认可的他考虑再三，放弃了到事业单位工作的机会，选择了继续读硕士，研究偏向结构抗震防灾方向。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贾宝印觉得自己的专业对抗震救灾有用，需要再提升一下，决定考上海同济大学博士。“同济大学有国家唯一的土木工程防灾重点实验室，我选的导师当时正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贾宝印说。

贾宝印说话时总时不时露出一些别的口音，家乡口音、哈尔滨口音、昆明口音、上海口音，“我这三十多年就在这四个地方上学了，口音真的是‘四不像’。”贾宝印笑着说，“我的经历还是蛮复杂的。”

家乡要变新城

贾宝印的老家在微山县城边、老运河畔。家里之前种着几亩地，在贾宝印上高中前，父亲开始做点小生意，走南闯北。“那时家里日常开销和供我上学没什么问题，还能有点小积蓄。”贾宝印说。

“我家就是普通的砖瓦房，父亲一直想换换，后来我考上大学，妹妹也出嫁了，家里觉得不需要这么大空间了，就将就着住了。”贾宝印说，父亲现在61岁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忙了，因为没了什么后顾之忧。

微山县得名于微山湖，当地政府正在规划建设湖滨城市，贾宝印家所在的地区位于旧城边上，已被列入新城规划区域，即将开始动迁。“我家离环城路就两公里，离新的政府大楼很近。等回迁父母就能住上楼房了。”贾宝印说。

让父母住进楼房并不是贾宝印的最终目的，孝顺的他说，等自己在长春全都安顿好后，就把父母接来。

生活大为改善

谈起生活方面的改善，贾宝印滔滔不绝，衣食住行说了个遍。

“在哈尔滨上学放假回来时，我带回红肠、人参，但父母都不让我带，怕花钱。”贾宝印说，后来他在昆明带回天麻、普洱茶，从上海带回牛轧糖、鱼肝油、按摩器等。“现在父母还是那个态度，我也很少带了，因为很多东西在家里都能买到。”

一个更让贾宝印吃惊的变化是，父母的饮食习惯也悄悄发生了变化。“现在都不想吃鱼啊肉了的，都愿意吃一些青菜了。”贾宝印说，还有以前父母吃完饭就是出去打打牌，现在改为去广场、公园锻炼了。

“以前去哈尔滨上学得坐30个小时火车，去昆明上学有次坐了50多个小时，好几个同学轮流睡一个卧铺。”贾宝印说，现在有高铁了，有动车了，条件舒适了，时间也缩短了。

在与记者交谈中，贾宝印的手机不时响起悦耳的铃声。“我刚上大学时用的是摩托罗拉998手机，现在已经用摩托罗拉戴妃525智能手机了。”贾宝印说，他已经享受到了时代的变化，“有时我还会和父母在网上视频聊天呢”。

通话费用降了，家乡的路宽了……

贾宝印还在滔滔不绝……

见到迟洋，你就会颠覆以前对女博士的印象。

活泼开朗，甚至有些豪爽，说话干脆且爱打手势，喜怒哀乐表现得很彻底，让人不觉得不舒服，反而为她处处散发的那种知性美而折服。

从长春到上海，再从上海回到长春，在自家生活改善的同时，她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也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家里房子随心而变

1982年，迟洋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林业工人家庭，作为独生女受尽呵护。2000年，迟洋考入吉林大学，学习工程地质专业，并在这里读完了硕士。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家里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着。

“父母收入不高，但生活水平还是在温饱以上，供我上学还是很轻松。”迟洋说，那时本科每年所有费用加起来也就一万元左右，而读硕和读博就花不多少钱了，“所以就读了”。

说起房子，迟洋用了“跌宕起伏”这个词来形容。“上大学时家里住的是两室一厅的回迁房，因为我不在家住了，2005年父亲5万块钱把房子卖了，离他的理想价位差了五千，卖完房子就涨价了。”

父亲又在郊区买了处平房，与母亲一起种种菜，爬爬山。2007年，在迟洋去上海读博士时，父母退休，爬不动山了，就又回城区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这回5万块钱可买不到房子了。”迟洋说。

“父母每个月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也没什么大的开销了。”迟洋说，老两口活得很滋润，买买菜，做做饭，到广场转转，很快乐。

上海读博眼界开阔

“上海真是一个大都市，让我眼界大开。”迟洋说，第一次去上海考博士时是11月份，晚上10点多下火车时，灯火通明，街上还有好多人，很热闹，而在长春这个时候行人已经很少了。

上海之大更是让迟洋刻骨铭心。“出次门坐40分钟或一个多小时的车很正常。”

读博士时迟洋从工程地质专业换到了地下结构隧道专业，她笑称自己是“地下工作者”。因换专业缘故，迟洋读的时间长了一些。“离家远了，一年才能回一次家，真是有点想家。”迟洋说，不像在吉大时离家近可以经常回家。

“最重要是心态的转变，做事情不再像以前那么着急了。”迟洋说，在上海学习的几年，接触了很多新的东西，受益匪浅。

迟洋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博士，在学习间隙，她自学了瑜珈，平时爱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尤其喜欢探险寻宝类型的电影，还愿意看一些让人积极乐观的书。

“我不怎么出去玩，也不会张罗，大家在一起时，别人玩我看着。”迟洋称自己有点“宅”，不太爱逛街，只是在需要买东西时才会去逛逛，有时也网购。“我只是小宅”。

亲眼见证长春发展

从长春到上海，再从上海返回长春，迟洋成了长春近年来发展的最好见证者。

“这几年变化还是很大的。”迟洋说，在吉大读本科时，路上没有这么多车，高新区也不像现在这么漂亮，现在市容变化很大，原来荒凉的雕塑公园周围也漂亮了。“高架桥在修，地铁在修，两条轻轨都通车了”。

就连读本科时的学校都大变样。“学校有了太阳能游泳馆，一些私建违建也拆除了。”

因为刚到长春市建委上班半个月，入职手续还没办理完，迟洋还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少工资，但她好像不太在意，“我们有8万块钱的安家费，生活上没什么问题。”

谈到感情变化，迟洋笑得很爽朗，也很可爱，“十年前是一个人，现在还是一个人，中间过程省略，哈哈哈……”。但她随即又补充了一个计划，“争取三年内把自己嫁出去。”

1978年出生的司建玉，声音哄亮，岁数稍大，资历较老，硕士毕业工作四年后，考取博士。在求学的过程中，娶妻，生子——为人夫，为人父，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他身上一个盖过所有变化的变化。

司建玉是河南省开封市开封县人，有哥有姐，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农民，种有5亩地，条件不是太好，大鱼大肉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

哥哥姐姐结婚后都单独生活了，1998年司建玉考上东北大学时，父亲也已经退休。“那时的学费全靠这5亩地和父亲微薄的退休金。”司建玉说，生活费勉强够花。

2002年大学本科毕业时，司建玉曾有过找工作挣钱的念头，后来感觉读研花不了多少钱，父母也非常支持，就打消了工作的念头，尤其是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父母一直认为上学是最好的出路。”

硕士毕业后，司建玉在东软集团找到了工作，2005年在沈阳租房结了婚。为了提升自己，司建玉工作4年后决定考博，重拾放弃4年的知识，一番努力没有白费，他成功了。

就在这一年，司建玉有了自己的孩子。“妻子和孩子现在都在上海，就住在学校附近。开销全靠以前的积蓄和读博的补助。”顾家的司建玉为此很是节俭。

“现在长春方面正在安排我妻子的工作，还答应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司建玉憧憬着，“日子会好的。”

眼睛不大、语速较快的他是四个博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对生活的感悟却是最深刻，这都缘于他家的生活在这10年间巨大的变化。

1983年李勇出生于山东省荷泽市牡丹区，父母种着两三亩地，为了维持日常开销，还需要打点零工。随着弟弟的出生，家里就更拮据了。

“那时家里就种点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交完公粮和农业税，剩不了几个钱。”李勇说，偶尔也种点牡丹等经济作物，但没什么大的改善，“供我读书有些吃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李勇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毕业，那年他的家乡建成了一个大的苗木产业基地，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李勇家全部改种牡丹和一些绿化苗木，收入情况一下扭转了。“村里人卖苗木，多的一年收入一二十万。我家地少，一年也能收入几万块钱。”

李勇在江苏大学读硕士的第二年，家里盖了一栋2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今年又盖了一栋，每栋房子花费十七八万。“彩电，客厅和卧室各一台；不再用风扇，新房安了两台空调。”李勇幸福地说，以前那四间没有装修、没有家电的瓦房终于“下岗”了。

“弟弟在家做医药代理，一年也不少挣，现在还买了一辆小轿车。”李勇说，这在以前真是不敢想，以前过年时才能买件便宜的新衣服，现在是根据需要随时去买。那时吃顿鱼和肉都很奢侈，现在对鱼和肉倒有些厌倦了，开始注重吃蔬菜了。

让李勇以及李勇的家人幸福感提升的还有，“家里用水免费，村里拿钱；每个人每个月还可以报销四五度电的电费。”

还有……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