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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石义师在其著作《文明的幻象》中这样评价德国精神：“在西方各国中，德国人是最富有理性精神的，他们勤于思考，做事讲究有条不紊和效率，特别喜欢有序的生活，特别遵守国家秩序。”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曾写过一首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和战败国，德国从废墟中走出，成为欧盟第一强国，德国的国家精神，在一次又一次激情地失控中被理性的力量拉回正轨。
【视频】德意志：帝国春秋
种种因素让德国拥有独特的理性传统
擅于思考国家历史地理的特质让德国人擅于思考
德意志民族早期历史发展的特征，虽然使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缺乏，但却决定了德意志人的理性的基础——拥有更多的自由思考的广度，因为其思考是建立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德意志的地理边境上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国家的难产使德意志人的思考具有更深的深度。
德国人在哲学方面的成就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段时间是近代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古典哲学的体系化时期，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对西方哲学进行了集之大成式的概括和总结，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将古典哲学推向了最高也是最后的发展阶段。狂飙突进阶段的赫尔德、歌德和席勒也代表了德国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惊世成就。
忠于现实宗教改革让德国式的理性更加忠于现实
路德认为人的灵魂的得救无须教士作为中介，而要靠自己虔诚的信仰，这实际上否认了教皇的权威。他主张人人有权阅读《圣经》和理解《圣经》，人人都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与上帝直接对话。路德强调，《圣经》代表着理性，代表着思想自由。路德推翻了拉丁世界的精神权威，确立起了日耳曼民族的世俗权威。
现今，德国人对于工作的严谨和热情，也与其对于宗教的特殊看法有关。在宗教改革时的德语中“Beruf”（职业）与“profession”（召唤、使命）同义。路德改变了基督徒对于工作的态度，认为所有职业都是为上帝服务的，因此没有高低之分。马克斯韦伯认为，德语“职业”一词有宗教和经济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神圣的宗教使命——从事某种事业的人必须接受上帝的安排恪尽职守，完美地履行其职责。
但是恰如路德所说：“理性是魔鬼的妓女”，理性一旦走上极端，其带给世人的将是难以承受的灾难。路德还将犹太人与魔鬼并称，称他们为基督教最大的敌人，更是为日后德国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被激情挟持的理性成为了悲剧的根源
国家统一德国国民有着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意识
德国的历史始终与分裂、统一二词纠缠不清。公元920年问世的德意志王国堪称当时的欧洲霸主，德国国王经罗马基督教会加冕，就成了“神圣罗马皇帝”，成了欧洲的世俗之主。但随之而来的长期的离乱、分裂使得德国一直没有形成牢固的国家意志。以德国为主战场的“三十年战争”加剧了德国政治上分裂的局面， 1789个相对独立的政权在原有的德国地区出现。当时有人打比方称，一年有多少天，德意志就有多少个邦国。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政治统一，经济开始起飞。
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起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受普鲁士精神影响很大。普鲁士精神宣扬热爱德国历史、土地等爱国主义思想，但同时也鼓吹日耳曼种族优越的论调。这种国家精神得到了众多底层民众的支持，更加增强了德国的凝聚力，但却与追求自由主义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文史学者施京吾曾在文章中评价德国国家精神道：“德国的统一又对国家神圣化产生了强烈刺激，使德国人无条件地相信国家、迷信国家……德意志社会的各个阶层对国家都寄托了无限的渴望，国家主义情绪渗透到德意志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对国家赋予了无限的乌托邦式幻想。”
理性与激情德国选择了纳粹 理性曾被激情所挟持
希特勒在《告德意志国民书》中如是说：“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二战前的世界经济萧条，《凡尔赛条约》更是让当时的德国脸上无光。纳粹党的承诺让德国看到了解决种种现实问题的希望。1928年，纳粹党员还不足10万人，在国会的491个议席中仅占12个……在1930年月14日的大选中纳粹党共获得107个议席……在1932年7月31日举行的新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共获议席230个，成为第一大党。（引自齐世荣《人类文明的演进》）
《“迷人”的法西斯——被利益交换的权利》一书的资料显示：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解决了大众失业问题。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
与此同时，希特勒不单向失业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更将进攻扩大到整个欧洲。在战争中，德国所表现出的“理性与激情”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悲剧。
反思历史和自身让德国获得尊重
理性地思考并贯穿于德国短暂的统一历史之中。在普鲁士时期，德国的统治者就知晓思辨与反思的力量，当时的统治阶级，并非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拒绝变革，而是在恰当时刻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虽然形势所迫和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的因素仍然存在，但普鲁士统治者最终将变革之路坚持了下去，迎来了资产阶级改革。
二战之后，从学术研讨到现实补偿，分裂的德国对于战争的反思相对彻底。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世一跪举世震惊。德国总理施罗德也曾所：“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时期历史的内容。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规定不准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严格禁止使用纳粹标志的行为；否认德国在战时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言论与行为也将受到严惩。德国对于历史的态度得到了世人的尊重，更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不可多得的国际环境。
坚持理性的道路让战后的德国经济起飞
理性的传统让德国走上了一条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据统计，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德国的文盲率最低，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德国人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浮士德》的故事反映了德意志民族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于现状的精神，无论是在国家对外征伐还是发展自身国力的过程中，这种精神在很多德国人身上体现得都比较突出。
战后，百废待兴的德国认识到，传统的英美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不能解决其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德国以货币改革为先导，将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通盘考虑，开始了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塑和转型。自战后至今，“社会市场经济”成为整个德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理念。战后初期的阿登纳和艾哈德重视“经济增长”，70年代社会民主党执政时侧重“国家干预”，进入80年代以后科尔政府又主张恢复艾哈德的“多市场、少国家”的经济政策，在东德和西德统一后，“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也并没有改变。
超强的团队意识，永不放弃的进取精神，理性稳重却不失创造力的表现力，这是德国足球为世人熟知的特质，也是德国整个国家的写照。理性的德国沉稳、严谨；激情的德国把国家与荣誉看得无比崇高。在短暂的统一历史中，德国国内一直在按照自身认为正确思路审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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