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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系列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播放，一度鲜为人知的南京保卫战的历史原貌也逐渐清晰。既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蒋介石为何主张“短时固守”？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外交原因。当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虽然九国公约会议中未取得积极效果，蒋介石仍对国际调停寄予一定希望。而在11月份时，曾是反蒋派的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在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不关注。南京的陷落直接导致南京大屠杀血案。 [详细]
南京大屠杀前后，正是中国抗战十分危险的时刻。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一度判断“没有人认为中国士兵会再次恢复一度失去的‘士气’”。在中国军队士气完全崩溃和继之而来的盲目惊慌之后，人们觉得日军的行为不可能比被他们打败的军队更差些。然而日军用刺刀把带着各种想法的中国人唤回现实，《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写道：“此刻，再也没有人为日军欢呼了。”中国军民从南京大屠杀中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前途，正如《大公报》社评所痛切指出的那样：“它普遍的告诉中国人，国万万不可亡，亡了国便休想作人！他告诉中国战士，抗战杀敌是卫国保种的唯一手段。” [详细]
南京大屠杀事件持续了6周，日军妄想通过征服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来打击中国人民抗日的激情，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图谋。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日军不择手段，疯狂至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章伯锋在《侵华日军暴行日志》中写道：“每天每天记，其中仅大规模的屠杀就有4000多次，屠村、屠镇、屠城是频繁发生的事，从华北一直到南方、到两湖，而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最大、震惊世界的一次大屠杀。”章伯锋说，“日军在松沪抗战中遭到了顽强抵抗，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疯狂进攻达三个月之久，而南京大屠杀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 [详细]
高文彬是当年亲历东京大审判的中方代表团中目前惟一的在世者。有学者评价高文彬，这一辈子有两件事极有意义：一是参加了东京大审判，一是编审了《英美法大辞典》。偶然结缘，高文彬担当了东京审判的翻译，他的工作地点是中国检察官办公室，每天早上八点半左右，高文彬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收集整理日军侵华证据，并将那些沾满中国人血泪的证词翻译成英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涩谷，当年侵华战争的发源地，审讯工作从1946年5月3日开始，由检察长、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开庭之前，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军车，车窗上蒙着黑布。当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而南京大屠杀惨案，是东京审判中日军在华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在国内的调查中，获得的南京大屠杀确证就达2400多件，审判中，绝大多数战犯获得了应有的罪刑，战争发源地亦成为罪恶终结场。[详细]
为了搜集更多战犯的证据，时任翻译的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三楼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集中了数不清的日本官方档案、媒体报道、机密文件，一袋袋浩如烟海。他本人也没料到，会再次有一个意外收获：“我在一张1937年12月中旬的《东京日日新闻》上看到一个报道，一张惹眼的大照片，两个人拄刀而立，非常神气，旁边的说明是某某勇士攻打南京时进行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5个人，一个杀了106个。”高文彬随后将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交给倪征日奥先生，转寄给当时的南京军事法庭的庭长石美瑜。中方迅即向盟军总部提出，逮捕这两人。此二人便是世人熟知的“百人斩”刽子手向井明敏和野田毅。庭审后，二人被拖到雨花台刑场枪决。 [详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战犯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立了11个“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中国战区的战犯进行审判。中国共产党也在延安成立了“战犯调查委员会”。在南京军事法庭所审理的案件中，罪大恶极者是归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的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华中派遣军进攻南京，谷寿夫指挥他的部队，首先从光华门、雨花台、中华门攻入城内，开始了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共杀害了30多万中国百姓。1946年冬季的一天，军事法庭在中华门外雨花路南京市第十一区公所开了一次调查庭，大雪纷飞，但区公所会议室内座无虚席，调查庭上前来控诉谷寿夫罪行者达千人以上。谷寿夫在庭上竭尽狡辨却难敌铁证。4月26日上午，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伏尸雨花台。 [详细]
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12月9日，松井石根命令部队向南京城内空投所谓的最后通牒，并声称：大战即将开始，若中国军队必欲抗战，则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12月12日下午5时，国民党南京守备部队的高级将领弃城逃跑，数十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落入了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松井石根在入侵南京后，下令部队“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之后的六个星期，松井石根带领他的侵略部队在南京制造了一起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日本投降后，松井石根与谷寿夫均被盟军俘虏，作为战犯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审判后，远东国际法庭以侵略罪和反人道罪等判处松井石根死刑并处绞刑，这名刽子手终于被正义送上了断头台。 [详细]
朝香宫鸠彦于1937年12月2日成为日上海派遣军司令，接替松井石根出任攻占南京的日军总指挥。对于很多人来说，朝香宫鸠彦是个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但在攻陷南京时真正指挥和约束日军行动的却正是此人。正是在朝香宫鸠彦签署“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之后，日军在南京令人发指的兽行一发不可收拾。日军部队史料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谷中将（即侵华日军第十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上级中，有12月2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中将。然而，不能让皇族背负战犯之名。大概出于这样的考虑，谷中将将责任归于自己一个人承担。”而战后朝香宫鸠彦亲王凭借他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逃脱了惩罚，而松井石根等人则成为名符其实的替罪羊。 [详细]
1937年的12月，对于每一个南京人来说特别漫长，有的人在这一个月中痛苦地死去，而有的人幸免，他们，即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每一位幸存者都是一部活历史，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断血泪故事。28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已经整理出4000多份相关档案。而“幸存者的范围涉及到美国、西班牙、新西兰以及国内的新疆、山东、广东、安徽、河南、北京、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已年过八十的夏淑琴老人就是幸存者之一，她说：“我一定全力配合采访人员，做好证言，我要将我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永远留在世上。” [详细]
随着《南京》等剧的热播，《贝拉日记》也逐渐为人们熟识。这本日记的真正主人辛德贝格曾于1937年至1938年受雇于丹麦一家公司，其间，他与德国同事卡尔·京特设立了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和小医院，庇护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并为南京城内从事人道救助的国际人士提供消息和食品。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军罪行的许多案例，将报告递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938年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他放映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拍摄记录日军暴行的影片。不仅如此，辛德贝格的遗物中也留下大量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揭露日军暴行的史料文件，被亲切的称为“中国之友”。 [详细]
共计55卷、3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全世界资料最完整、最权威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而此次史料收集也是全世界范畴内首次系统地对南京大屠杀史做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主要编辑人员，张生教授作了大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调查，并负责了一部分散落在美国的大屠杀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张生教授说：“材料最集中的地方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特别是东京审判时关于大屠杀的资料。东京审判的材料有5万多页，而南京大屠杀材料也有几千页。” [详细]
对于历史而言，亲历者的证言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为了抢救幸存者的证言，南京市进行了很多尝试，先后出版了幸存者证言集和幸存者名录集，留下了诸多影像资料，同时还整理了幸存者档案2260盒。不仅如此，纪念馆计划专门抽调一支专家团队，成立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分会，按照国际上口述史的规范，选取多名有代表性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紧急抢救幸存者的口述证言。 [详细]
在证据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两份美国的外交密电为南京大屠杀再添铁证。1937年12月14日柏林时间下午3时，在美国驻德国大使陶德给罗斯福总统的密电中记录到：“这一或两天前日本大使得意地对我说，他的国家已杀死了500000中国平民。”而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给国务卿赫尔的电报中也赫然写道：“有关这里所发生的屠杀中国平民、强奸妇女、抢劫并烧毁财产情况，中国人的报道是确凿无疑的。关于南市的情况，据美国医生和传教士报告，日本军队刚一进入该地区就发生一些强奸案、枪杀了大约80名平民，抢劫并烧毁中国人的私有财产。”苏州、杭州也无一幸免。从电文中可推断“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曾经发生过更为恐怖的‘泛南京大屠杀’”。 [详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又是历史的“活化石”。时隔75年，幸存者们躲过了一场浩劫，却不敌岁月的流逝。2012年7月20日，86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会长秦杰溘然长逝，8月2日，年纪最小的幸存者赵斌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这样悄然地离去震动了仍在世的幸存者们。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掌握的消息：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200人左右，平均年龄超过80岁，90岁以上的幸存老人已不满10人。200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中，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收集的2592名幸存者资料，去年在世的幸存者还有300多。令人揪心的是，部分历史老人的生存状况也堪忧。对于大屠杀幸存者，日本官方没有任何补助或赔偿措施。而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向总计6.6万人支付赔偿养老金。[详细]
时隔75周年，活人证消失的速度很快，即便在世的幸存者也已年迈。“大屠杀幸存者们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普遍不好，多数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没有固定收入，子女工作不理想，很多已经下岗待业。老人们亟待社会各界的关爱。”熟悉老人们生存状态的朱成山说道。近年来，南京加大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援助力度。老人们的医疗费报销从以前20%，提高到前几年的50%，去年又有提高。老人们收到的生活补贴，也从开始的每年600元，增加到去年的1200元。然而对这些老人来说，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医药费。由于他们未完全纳入医疗保险，仅靠协会募捐来报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详细]
12月12日86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首次赴日作证言，却未对赴日证言的收效给予太高期望，他说：“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能扭转（日本右翼）的思维是不可能的，只能把我见到的事情说给日本民众听，他们相不相信，那是他们的事了，作为我来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难不成我们去编造出来，来对你国家（日本）进行污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经历过小时候的那场劫难，老人这辈子把“生死”看得很淡，2010年时，余昌和83岁的老伴帅素华签了遗体捐赠协议。[详细]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第一大报《东京朝日新闻》连续多日以大量照片粉饰日军在南京城内的荼毒。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说，该报“特地采用大量照片，逐日详细报道了占领以后南京迅速恢复和平的情况”；“极为忠实地报道了《欢迎皇军全城沸腾，南京恢复和平》的情景。”一面奸淫掳掠，一面粉饰祥和，日本掩饰罪行的行为从南京攻陷之后便开始，日本军国主义的伎俩能撑多久？[详细]
面对大量铁证，日本右翼分子仍一再歪曲和否认历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到南京实地考察，仅凭个人情感和信念曲解事实，掩盖真相。曾写书污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假证人”的松村俊夫、东中野修，就从未到南京实地调查，即使在这两位幸存者前往日本进行的名誉诉讼案中，他们也拒不见面，仅让律师出庭。日本右翼在错误认知历史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详细]
随着“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逐渐从日本教科书中被删除，日本有关战争的影视作品和书籍越来越习惯于将日本人置于受害者的立场。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对战争的记忆产生了严重的割裂与背离。然而不可否认，一批有良知的学者、记者、教师、律师、普通民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思考和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是第一个站出来，全面采访、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也是第一个将整个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告诉日本人民的学者。右翼分子对他恨之入骨，攻击他“卖国”，给他打恐吓电话并骚扰他的家人。不仅本多胜一，越来越多有良知的日本人站了出来。近年更有一批有关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著作问世。[详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被绝对神话，宪法也规定天皇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的化身。在神权思想的熏陶下日本民众对“日本是万邦无比的神国”深信不疑，并认为“对外国人来讲，能置身于日本天皇陛下的统治之下，是极为幸福的”，侵华战争“是为了让中国人得到幸福的圣战”。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狭隘的民族观念，视大和民族为优等民族，鄙视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他们公然声称为了生存，向外扩张是合理的要求，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正常发展的关键。这种强盗式逻辑，根深蒂固的自认合理的扩张主义观念，也成为日本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罪行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因素。 [详细]
纸包不住火，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酿下的种种恶行通过各种渠道，传向中国和世界各地。欧美各主要国家，以及也包括当事国日本和中国，都留存下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和口述材料。这些材料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该惨剧的主要证据，也是开展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史料。通过这十年来的努力，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学术层面上逐渐从被动走向主动，摆脱了日本右翼的牵制，突破过去以往政治式的对抗思维。11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全史》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成为反击日本右翼荒谬言论的有力武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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