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博弈路上的三大转变

史泽华 北外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13-03-08

        近年来,随着美国启动“重返亚太”战略、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朝鲜导弹和核试验等热点问题的出现,国际格局的“再平衡”点似乎大幅转向了中国及其东部和东南周边地区。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如何判断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实施怎样的应对之策,成为对中国外交的重要考验。

美国“重返亚太”是主因


        中国外交与安全环境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战略调整。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冷战结束。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它们一度沉浸于“历史终结”和“民主和平”的梦想之中,但在政治现实中,这两大梦想却遭遇了诸多挑战:一方面,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原本被压制的意识形态纷纷登场,迅速成为一个个令“民主阵营”头痛的难题。另一方面,民主的“世界大同”也未能一蹴而就,西方国家的民主在很多语境下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本质,变成相互倚靠和吹捧的借口,以及向“非民主国家”示强的工具。

        2001年阿富汗战争之后,中亚硝烟未尽,美国迅即于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不仅使美国深陷泥沼,还产生了诸多后遗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形势迅速恶化,而且短期内看不到复苏的希望。而此时,在中国的带动下,亚太地区突出重围。此外,俄罗斯积聚的强人政治之风,也让美国紧张起来……地区局势的变化,让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一下子“醒来”,他们决心不再“忽视”中国。于是,美国旨在“恢复”亚太秩序的“重返亚太”战略谋划到来了。

        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会同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一道在五角大楼召开记者会,公布新的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根据报告,美国将裁军50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地面部队将被拿来“开刀”,还将大幅削减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存在。然而,亚太地区是个例外——美军还要增加在那里的军事存在,进一步提升海空军的作战能力。2012年6月2日,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利昂-帕内塔发表演讲称:“到2020年,美国海军将重新调整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兵力分配情况,使两边的驻军比例从现在的大约五五开变成六四开左右。太平洋舰队将包括6艘航空母舰……以及大部分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及潜艇。整个海军的目标是总共部署‘大约300艘’作战舰艇,略高于目前285艘的水平。”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目标不单指向中国,但对中国外交与安全环境的压力却是最大的。因为在亚太的政治和安全“盘子”中,中国面对的是一些试图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捞取实惠的邻居,其中有些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中国实力的日益强大,使这些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规划一经出台,其亚太盟友便纷纷将自己的对华战略与之捆绑起来,从而给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

周边变局与美欧政策的“共振”


        另外,美国及西方所领导的民主化运动,也加剧了中国周边“非民主”或“不够民主”国家的国内政局的失序,因之产生的各种问题也对中国的外交与安全环境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打开了巴基斯坦境内各种原发性暴力的潘多拉盒子;西方对朝鲜的敌视,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朝鲜围绕核问题的反弹……近年来,综观中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稳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对外政策行动“共振”明显。

        中国周边的稳定,既是维系中国国内安全的首要屏障,又是处理好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试金石。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睦邻、安邻、亲邻、富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战略。这一战略不仅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的深入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总体而言,近年来美国及西方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各种“塑造”,虽然尚未对中国外交和安全环境造成实质性破坏,但已经为中国调整外交和安全战略、优化环境制造了很多难题。

        此外,中国的战略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经济上,中国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援助不仅远及非洲、拉美等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逐渐走向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后院”。政治上,中国力求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世界事务,承担国际责任,依靠多边机构,推动多边合作,从合作中谋求国家利益。安全上,对足迹几乎遍布全球的海外商队、公民的保护,也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大任务……与三十余年来国力快速增长相伴而来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需求的增长,也在逐步推动中国外交和安全环境步入深度变化的轨道。

对外政策实现三大转变


        既然美国因素是中国外交与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那么,问题的化解也就有赖于稳定的中美关系。就亚太秩序而言,中美俄三边关系的稳定依然是整体秩序稳定的关键,尤其是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是化解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压力、均衡亚太权势结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机制。

        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从冷战期间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转变为真正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新型大国关系。一般的误读、误解和误判虽然会引发各种麻烦,却不会打破两国“和而不同”的状态。更容易引发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反而是某些国家破坏秩序的行动。不过,美国在多数时候并不愿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最近,奥巴马在会见访美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刻意“回避”钓鱼岛问题,便是很好的例子。今后,合理控制中美关系发展的节奏,防止美国被其盟友“绑架”,将是长期考验美国政治精英的难题。

        但是,解决问题终究还是要靠自己。在面对现实、因应挑战、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中国的对外政策逐步实现了三个转变:

        一是更加明确地申明国家核心利益,更加积极地发展与这些利益相匹配的军事力量,构筑和平之盾。2011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确定为国家核心利益。

        二是更好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明确国际责任的维度和限度。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一战略转型有利于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的发展,认知和认同中国作为“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的身份。

        三是更好地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多边合作的框架下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世纪以来的经验表明,通过扶植反对派、军事干预、强力推行代议制民主等,不但很难一蹴而就地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反而更容易引发新的矛盾,为更长时间的民族、种族、宗教冲突埋下种子。为了抵制霸权,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中国旗帜鲜明地倡导:以政治对话、和平和解作为化解危机的首要手段;反对军事干预、“权力更迭”或动用单边制裁;肯定联合国的权威,拒绝“拉偏架”等干预方式。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中国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出的“药方”,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所展现的新内涵。

        打铁还需自身硬,唯有对经得起理论和实践检验的外交原则的坚守,才会让中国有更多的朋友,中国的外交与安全环境才会冲破重重阻碍,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