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用生命点燃爱国烈焰
——记《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表前后
前不久,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海波在上海东方大讲坛作了关于“救国会七君子”抗日救亡运动的讲座。“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能忘了那些为国为民振臂呐喊的文化人!”在王海波的深情讲述中,那段80年前激荡人心的往事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大众生活》刊载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摄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军侵略得寸进尺,越逼越紧,东北被占,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而蒋介石仍然热衷内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运动像一声响彻神州大地的春雷,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这声春雷,向全国人民宣布:民族矛盾已经激化,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立即停止内战!”等口号,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强烈的政治要求,一股不可遏制的抗日救亡怒潮已经到来。
老百姓看不下去了,有良心的中国人等不下去了!
“一二·九”运动发生的第三天,上海文化界站出来了。
马相伯,被人们尊称为“相老”,当时已是95岁高龄。沈钧儒,上海律师协会常务执行委员、理事,在法学界声誉卓然。
国难当头,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正义感,马相伯、沈钧儒这两位年高德劭的先生出面,振臂一呼:
“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呼吁得到积极响应。经中共地下党员串联、推动,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郑振铎、史良等28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主张,指斥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压制。
同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并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艾思奇等35人为执行委员。
“在当前严重的危机下,全国大众已超过了忍耐的限度,目下全国学生的爱国救亡的高潮,明显的是全国大众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先导”,“可惜,我们的政府未见及此,爱国运动在被军警摧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
较之第一次《宣言》,《第二次宣言》的内容更充实、步骤更明确,给国民政府的压力也更大。《第二次宣言》进一步提出“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八项政治主张;并分别向教师、新闻工作者、作家提出要求,明确提出“反对文化统制,反对文化界汉奸!”“全国文化界联合组成救亡的统一阵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
“文化人总是在民族危亡之时,担负起引领社会风气、唤醒国民的重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说,文化界同仁当时面向全国公开提出“组成救亡的统一阵线”,“真的很了不起”,表达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唤醒了民众的爱国意识。
今年以来,以淞沪抗战史为重要内容,上海依托专家课题组开展了“上海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大课题调研。课题组近日发布研究成果指出:“以文化界救国宣言的发表与文化界救国会的成立为标志,上海文化界把抗日救亡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完成了革命文化历史角色的转型与替代。”
滥觞于上海的“救国会”,以“狂飙突起”的速度蔓延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紧接着,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团结起来、抗日救亡,成为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在上海图书馆,记者找到了刊载有两份宣言的《大众生活》杂志。慷慨激昂的宣言后面,是满满36列沉甸甸的发起者名单。这份名单里,包括进步的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国民党爱国左派人士等。
掩卷沉思,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为唤醒民众而呐喊,为救亡图存而战斗?
7月15日,上海福寿园“救国会七君子纪念群像”前,纪念“七君子”发起救亡运动80周年活动在这里举行。沈钧儒的家属沈铱充满深情地说,现在大家纪念他们,说明“七君子”依然活在人们心中。
或许,此次纪念活动的主题——“用生命点燃爱国烈焰”,就是上述问题最好的答案。
(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方莉 曹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