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心中的“上海方舟”(组图)

中国新闻新华网 2015年07月15日 16:5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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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新华网，时间为2005-05-15，转载只为提供资料。

　　当年挤住在虹口的犹太难民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上海

　　1939年创办的犹太难民子弟学校　　

　　——当年犹太难民近日来信述说难忘记忆

　　二战时期，欧洲各国的犹太人遭到法西斯分子的疯狂迫害与屠杀，西方一些国家却不接纳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犹太难民。而在那个生死关头，中国向他们敞开了门。上海，使近3万犹太难民逃脱了劫难；上海，成为不少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这些年来，世界各地的昔日犹太难民和他们的子孙来电来函，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保持联系。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他们更怀着激动之情，发来不少电子邮件，寄来一份份信笺，诉说当年刻骨铭心的难忘经历和对上海的真情回忆。

　　劳德·威尔顿（Claude　Wilton）从德国发来电子邮件——60年前情景在眼前

　　一切过去60年了，可仿佛都在眼前。

　　在上海下船的时候，11岁的我惊呆了，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长得跟我们一点都不像的人，船坞上满满地拥挤着中国码头工人。

　　我们一家人搬到上海之前，住在德国前东普鲁士，后来发生了“玻璃破碎之夜”——那天晚上每个犹太人的商店、住房的玻璃窗户都被打碎了。那天，我爸爸受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威胁。我父母决定逃离德国。

　　但当时，我们一家可以选择的去处并不多。想去美国，但当时美国接收难民的数量有限制，从报名到批准进入，至少要等8年。那时，我们惊喜地获悉，上海没有移民定额，也无需签证，于是我们就来到上海。幸亏我们没有等待美国的定额放开，否则，我们一定会死在德国。

　　我们住在上海犹太人慈善会提供的难民宿舍里。我们每天吃三顿饭，是粗茶淡饭，量也小，但足够维持生命了。我们感到非常幸运，比比我的同胞，他们要凄惨多了。

　　后来，我的爸爸居然买下了一套小公寓。买房子的钱，是父母从德国带来的。来上海的时候，我们带了很多东西，水晶、花瓶、碗、床单、高档衣服。后来我们把它们都卖掉了，很多犹太人都这么做。买这些东西的多数是中国人，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商店根本买不到。还有一点，中国人买我们的东西，是出于一种同情与爱心。

　　我们家的房子在当时虹口区的唐山路，房子很小，但它比难民区好多了。我记得最大的苦恼，就是臭虫，它们很快就在我们房子里安居繁殖。我爸爸参加过一战，对付臭虫，有点经验——他和战友在床腿边放上一桶火油，这样臭虫就不会爬上床来。我们没有火油，就用肥皂、消毒剂来对付臭虫。开始臭虫都躲了起来，没过几天，又毫不犹豫地来“拜会”我们了。但没什么好抱怨的，我们毕竟有了一个生存之地。小屋子里恼人的臭虫，如今回想起来倒也有某种怀旧的味道。

　　乔治·赖尼希（GeorgeReinisch）从奥地利发来电子邮件——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幼时的回忆依然这么真切。记得我们抵达上海时，伯父早已等在码头边的计程车里，随即把我们带到虹口那间业已租下的小屋。伯父已经在上海呆了一年，他是犹太难民“海姆”（heime，德文“家”，难民居宿地）的创建人之一。

　　长途跋涉带来了劳累和病痛，全家人都为有此栖身之处而庆幸。我们的小屋坐落在虹口区公共租界中的“穷街”。除了中国人外，还住着锡克族印度人及新近到来的犹太难民。当时犹太难民差不多以每月1000人的速度涌入上海。许多犹太人到达上海时，已经身无分文了。但是，我们犹太人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这与中国人的善良与友爱有关。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母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从变卖一些小手工艺品，到最后竟还有了自己的独立作坊，生活完全能够对付了。更为庆幸的是，父母还把我的外祖父母从维也纳纳粹魔掌下救出来，我们全家在上海团聚了。

　　我们在上海生活了7年半，直到1947年2月初。这期间父亲当过老师，母亲靠手工制花来谋生，后来我们开了个小皮包加工厂，生活逐步稳定下来。我们和中国人一起劳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家族的人总是说，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从美国来信——全部财产10个美元

　　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只有压在箱子底下的10个美元。但是中国人是友好的，上海的天空是明媚的。也许因为我的父母有些文化和技能，他们双双幸运地找到了工作。

　　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住进一所学校的一间小单间里，日军还逼迫我们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我们长久住在这个又小又暗和通风不良的房间里，后来又搬入一个更小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没有浴室或厨房，甚至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做“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物。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我记得小煤炉简直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煽风才能保持火旺，我总是被煤烟熏得直冒眼泪。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我便可以在大街小巷中串来串去。那时，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老虎灶的记忆与我的童年就这么连在了一起。

　　犹太医生开小诊所，营业额相当不错。犹太工程师和建筑师为重建虹口出了很多力，修复了数十条被毁坏的街道，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等则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的才能了。但是办法总是有的，一些人做起了小贩，另一些人卖报，一些有创业精神的人甚至建立了小作坊，生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之类，还生产欧洲风味的食品——腊肠、软饮料等，不少产品在中国人中还很畅销呢。

　　瑞娜·克拉斯诺（RenaKrasno）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电子邮件——俱乐部的愉快时光

　　1945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取得胜利。记得那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和父母一起到犹太俱乐部去。

　　俱乐部是1932年成立的，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犹太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我父亲是犹太俱乐部文化委员会的秘书。

　　俱乐部每周四有文化之夜活动，这是埃尔哈卡社——俄文文学艺术圈的字母缩写。这个团体是一小批渴望探索创造性表现手法的人建立的，目的是为探求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论坛，激励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发挥才能。每周四晚上俱乐部里都有音乐和戏剧小品演出，还组建了俱乐部图书馆。这种合作相当活跃，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员，无偿演出各种剧目。父亲曾写了一首《埃尔哈卡赞歌》，谱上高亢激昂的曲子。不论是欧洲的纳粹，还是上海的日本人，都不能使我们犹太人的理想受挫。

　　我们坐在长桌旁，同胞们互相亲切问候。俱乐部的房间呈长方形，有高高的天花板，窗户上悬挂着巨大的窗帘让人感到协调和谐，这实在是日本军装与刺刀间的一个世外桃源。父亲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首俄语诗，反响很热烈。大家围坐在桌旁闲谈，啜饮着热腾腾的柠檬茶。每周一次的俱乐部愉快时光与期盼，伴着岁月的艰辛，使我们单调的生活有了色彩，也给了我们生活的依托，让我们获得生存的勇气。

　　朱迪丝·本·埃莉莎（JudithBenEliezer）从以色列来信——为抗日组织做交通员

　　一天，我的好友T.S.王来找我，他说：“朱迪丝，我想请你做件事，如果你觉得难办的话，就请爽快地拒绝，我能理解你。”

　　“唉，这件事挺难以启口，但我想你即使不愿介入，也不会泄密。中国游击队已渗透到了上海郊区，经常打击日军。小打小闹已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打击敌人的最敏感部位。游击队必须掌握敌军敏感地段的情报、特种兵团的部署以及重要的设备部署情况。汪精卫伪政府成员在跟日本人合作，尤其在帮助日本情报部门，他们了解日军的防卫情况。我们已有一位同志秘密打入了伪政府，凭他的职位可以获取秘密情报……”T.S.王迟疑着等待我的反应。

　　“继续讲，”我鼓励他说，“你是什么意思？”

　　“这位同志把情报传给我，由我转送到急需情报的部门。困难在于一旦被怀疑，就会被跟踪，我们必须有一个中间人联系。”

　　“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中间人，让他把情报转给我吗？好，我愿意做这件事。”我立即回答。

　　就这样，我担当着中间人的工作。我后来多次被上海的日本警察、情报科特工和日本驻上海宪兵总队等审问过，万幸自己灵活应对，一次次化险为夷。

　　莉莉·芬克尔斯坦（LilliFinkelstein）从奥地利来信——我和中国人一起泪流满面

　　我们怀着希望来到了上海，在虹口舟山路安排好住处后，新的生活就开始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去附近街道的菜市场买食品。小贩们说着洋泾浜英语，我能很好地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友好、乐于助人。

　　后来，我们经常看见许多日本兵行进在上海的大街上，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几个月后，日本人命令难民迁往虹口的指定居留区。附近几乎找不到住宅房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间。我把那间房子好好打扫了一下，终于可以住在里面了。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居留区，日本人剥夺了我们的自由。

　　但是，我们并不孤独。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非常通情达理。我和他们中的一两位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

　　有一天下午阳光明媚，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到有着近2000年历史的著名的龙华寺和龙华塔去作了一次远游。我十分喜欢那些美丽的古老建筑，它们似乎在诉说着佛祖的生涯。寺内有一座大殿，里面有几百个菩萨和罗汉的镀金塑像。我们观赏着，赞叹着，渐渐我把朋友们甩在了后面。

　　我漫步到了龙华塔的门口，台阶上坐着一个老人，出售供佛的香烛。我看了看他，他便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忧虑。我说：“我兄弟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我听不到他的消息，他可能在危险之中。”我不知道这个老人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但他说：“请接受一份香烛吧，当你在佛祖前点燃它时，就想你的兄弟吧，菩萨会保佑的。”我感谢中国老人善良的心，我按照他的话去做了。那一刻我感到了心灵的慰藉。

　　我不知道这香烛或是菩萨是否保佑了我们。战争结束后，美军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找到了我的兄弟。后来他成了维也纳一个很成功的古董商。

　　当我们得知希特勒被打败了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投降，他们在虹口的街上挖起了战壕，企图继续顽抗。1945年8月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和中国人一起上街欢庆胜利，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