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犹太女孩”回沪致青春叩开70年前的家门

中国新闻东方网 2015年07月15日 16:1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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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东方网，时间为2013-11-05，转载只为提供资料。

　　贝蒂当年的护照，当时她又叫“莎拉”。

　　“This ismy home，this ismy place.”（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地方）

　　“他们从不问我们从哪里来，也不会歧视我们。”

　　□贝蒂走进舟山路51号二楼，试着敲开自己曾经住过的房间。

　　据《新闻晨报》报道，去过位于虹口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人一定会被一张照片深深吸引。这是一张二战时期的德国护照，护照上有三个刺眼的纳粹鹰徽图章，却掩饰不住图章下一个小姑娘可爱腼腆的脸庞——有人称她为“最美犹太女孩”。照片上的这个小姑娘贝蒂在上海度过了她人生中最珍贵的十年青春时光。上海的外滩、国际饭店和人民公园也见证了她甜蜜的婚恋。

　　昨天，贝蒂回到了70年前她生活过的旧居，并且承诺将把自己当年在上海结婚时穿过的手工制作的婚纱捐赠给纪念馆。

　　历史的印记：“我曾经叫莎拉”

　　一头银发，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贝蒂（Betty　Grebenschikoff）安静地坐在位于长阳路的犹太难民纪念馆中。透过午后的斜阳，她的眼神镇定而平和，然而思绪却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个躁动不安的夏天。刚刚逃出德国的一家人惊魂未定地来到了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这里的人民友好吗？生活如何？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

　　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熟知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历史的人可能一直都会有疑惑，为什么当年的犹太人老老实实地“配合”纳粹登记，难道就不能撒个谎坚决否认自己是犹太人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贝蒂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在大规模迫害犹太人之前的“和平时期”，其实纳粹当局就已经有完善的人口调查资料，各城市的犹太人名单和个人信息资料都已经被完整掌握，希特勒开始蓄谋已久的排犹活动时，实际上只要照名册“点名”就行了，犹太居民几乎无法“谎报”。而对贝蒂一家来说，他们的姓氏“Kohn”又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姓氏，更难以蒙混过关。

　　贝蒂说，纳粹当局还怕会有“漏网之鱼”，1938年又强行规定，所有犹太女子的中间名必须加上“莎拉”，犹太男子的中间名必须加上“以色列”，以使纳粹当局一眼就能识别犹太人。这也正是后来莎拉所撰写的回忆录《我曾经叫莎拉》名字的由来，现在这本回忆录已经有了中文版。

　　莎拉一家逃离德国的过程也惊心动魄。1939年6月，纳粹当局已经确定要“约谈”贝蒂的父亲，让他到指定地点报到。就在指定报到日期前的两天，她父亲通过重金贿赂，买到了四张日本轮船的船票，带着一家四口坐船逃到了上海。到上海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那时犹太人再要想从德国逃出来那真是难于上青天了。

　　但是贝蒂家族还有很多人没有逃出来，而是留在了德国，例如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其他亲人。战后他们才得知，留在德国的众多亲人只有两个人幸存，其余都被杀害。

　　上海话记得牢：脱口而出“小妹妹”

　　当回答晨报记者的提问：“您到现在还记得哪些上海话”时，贝蒂脱口而出的竟然是“小弟弟”和“小妹妹”。70多年前，想必那些上海邻居们就是这样亲切地称呼贝蒂和她的小伙伴们的。

　　刚来到上海的贝蒂一家租住在现在的舟山路一带。那里有很多犹太人设计并建造的房屋，曾经为百余户的难民提供过住宿。由于当时来沪的犹太难民中有众多的工程师、建筑师等技术人员和艺术家，舟山路的建筑在功能和形式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红砖墙面，所有的门套、窗套都采用红砖砌成半圆拱形。

　　舟山路当年开着很多欧式咖啡馆和餐厅，有“小维也纳”之称，直到现在仍能看到当年的影子。不过当年刚到上海时，贝蒂父亲身上的钱只够租一间小房间了。起初他们的一日三餐还要靠当地的犹太人组织救济，直到父亲找到工作后，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我们刚到上海时，还幻想着能够早点回欧洲，毕竟那里还有很多亲人，但战争爆发后，我们发觉再也回不去了。”当时年仅9岁的贝蒂进了著名犹太商人嘉道理在上海创办的学校，随后又转入另一所犹太学校。

　　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上海，并且把所有犹太难民都统一赶到了一块“隔离区”，要离开隔离区还要向日本人申请通行证。“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经常吃不饱，卫生条件也不好，夏天很闷热，十几户人家却只能共用一个浴室。”

　　昨天，贝蒂带着女儿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舟山路51号二楼的一间大约20多平方米的房间。“我们一家四口当时生活在这间房间，卧室、客厅、厨房都在这一间房间里。”这间屋子现在的住户是一对老夫妇，几十年雨打风吹，房间的整体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房顶依然能看到精美的雕花装饰，贝蒂当年睡觉的位置现在依然放着张床，而阳台更是完全一模一样。最大的改变是现在有了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如电视、冰箱等。“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家电器只有一台收音机，连电扇都没有。”

　　尽管生活很艰苦，但是贝蒂回忆在上海生活时说，和那些上海邻居们相处得还是很开心。“他们从不问我们从哪里来，也不会歧视我们。”战争期间，曾经有一次轰炸，炸弹掉在了犹太人的隔离区内，造成了大量伤亡，附近的中国人也有波及，但中国人和犹太人互帮互助、救死扶伤，令她非常感动。

　　爱情的见证：举行宗教、中式2场婚礼

　　在犹太难民纪念馆的馆藏物品中，有一张1948年的中文结婚证书很有意思。这张充满浓郁中国风的结婚证书不仅写着结婚人的名字，还要填上证婚人和介绍人的大名。结婚证书的主人正是贝蒂夫妇。他们是在上海相识相爱并结为终身伴侣的，外滩、人民公园、和平饭店这些上海知名景点见证了这对异国情侣的爱情之路。

　　贝蒂的丈夫奥列格（OlegGrebenschikoff）是俄罗斯人，很早就随家人移居上海。战争结束后，一次贝蒂去游泳，身为救生员的奥列格被这位美女所吸引，忍不住上前搭话，问是否需要教她游泳，就这样两人在泳池“来电”了。和很多上海年轻人一样，他们在外滩散过步，在和平饭店约会过。

　　相识两个月以后，两人就领证结婚了，婚后去杭州度蜜月。1950年，夫妇两人先是移居澳大利亚，最终定居美国，两人共有四女一子，如今的贝蒂已有7个孙辈和4个重孙辈了。

　　“我们当年办了两场婚礼，一场宗教婚礼和一场中式婚礼，最后的喜酒是在国际饭店办的。”奥列格的母亲在南京路经营一家洋装店，两人结婚前，她用珍贵的法国绸缎亲自为儿媳手工制作了一件婚纱。这件婚纱最终成了贝蒂一家的“传家宝”，贝蒂的两个女儿都曾经穿着妈妈的婚纱举行过婚礼。陪同贝蒂来沪的Irene就是其中之一。她风趣地说：“我从小就看中它了，一直盯着它，从来就没想到要其他礼服。”

　　贝蒂婆婆当年亲手制作的这件“爱心婚纱”是贝蒂一家爱情的见证，同时也是犹太人在上海生活的珍贵纪念物，贝蒂承诺，将把这件婚纱捐赠给犹太难民纪念馆。纪念馆负责人也表示，目前馆方已经收录了1。5万余名当年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的姓名、出生年月等基本资料，现在正在征集更多的实物资料。

　　“Thisismyhome，thisismyplace。”（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地方。）时过境迁，当贝蒂重回外滩时，她看到许多年轻人都在拍婚纱照，以至于误以为昨天是什么重要的节日，直至翻译告诉她，其实只要天气好，每天都有那么多新人在这里拍照，就像当年的贝蒂和奥列格一样分享着甜蜜。贝蒂听后笑了，一如当年那个护照上的小女孩那么腼腆而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