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规促官场“能上能下” 退庸进贤为改革揽才

中国新闻中国新闻网 2015年06月27日 01:3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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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6月27日电(记者 阚枫)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官员选任的重要规定，明确“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专家分析，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密度为选人用人立新规，一方面旨在整肃官场歪风，一方面意在为全面深化改革储备人才。

　　中共用人新规——

　　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两份关系“从严治党”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

　　其中，《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备受关注，虽然《规定》全文尚未公布，但是，官方发布的会议通稿中，已能读出中共选人用人新风向。

　　会议强调，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最根本的是健全完善制度机制。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

　　会议明确了对4类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包括“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同时要求，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切实增强干部队伍活力。

　　会议指出，这一规定对“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解读——

　　用“能下”震慑整肃官场用人歪风

　　“对于官员来说，官场上的‘上’与‘下’，是关系其‘乌纱帽’的最直接约束。此前的组织人事制度中虽也有针对干部队伍‘升降进出’的相关规定，但是落地效果较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向中新网记者分析。

　　汪玉凯说，专门出台规定推进官员“能上能下”，是以问题为导向，对官场选人用人歪风邪气“开刀”。例如，当前官场，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并没有降级，有的官员被问责免职后，又悄悄复出，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现象依旧存在，有的干部虽未违纪，但是身居官位却尸位素餐、不作为，官场多见“上”，却难见“下”。

　　在专家看来，解决和打通官场“能下”机制，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正风中已可见政策风向。

　　十八大后的反腐“打虎”进程中，已有多名违纪的副省级官员遭遇了“断崖式降级”。诸如，今年2月被从副省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的江西省原政协副主席许爱民。

　　“专门出台规范官员‘升降进出’的细致规定，一方面是与现有的人事制度配套，提高干部队伍活力，另一方面，让官场‘能下’成为制度常态，可以有效震慑和整肃官场用人歪风。”汪玉凯说。

　　背景纵深——

　　十八大后中共密集为“用人”立新规

　　今次通过的《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是近两年来，中共整肃吏治的又一重要动作。

　　十八大后，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为干部选拔任用立新规，可谓进入了顶层设计的密集期。

　　2013年12月，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2014年1月，新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布，当月，中组部还密集印发了《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

　　这其中，长达11000余字的新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中共时隔12年对此条例的一次大修。新条例中，特别提出“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原则，在干部选任考察阶段还首次明文列出“六不用”，其中就包括“裸官”。

　　2014年2月，中组部又制定印发《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明确“裸官”不得在党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岗位等重要岗位任职。

　　整个2014年，全国共有3200余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了配偶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情况，对近千名在限入性岗位任职且配偶或子女不愿意放弃移居的领导干部，全部进行了岗位调整。

　　除了党政系统，今年2月，中国军方发布专门针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管理的五项规定，这被舆论称为中国军队首次成系统地规范选人用人制度。

　　此外，今年6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获以公布。

　　专家观点——

　　完善用人制度，为官场祛污，为改革蓄力

　　“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来看，中国的腐败问题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吏治腐败。”汪玉凯称，十八大以来，选人用人问题成为巡视“问题清单”中的通病，落马官员的问题中也频现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等官场顽疾，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漏洞多、执行差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完善和升级。

　　专家称，除了密集修订出台选人用人的规章制度，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用人”的系列讲话，亦在透露出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中国官场的用人导向。

　　汪玉凯说，包括注重选任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干部清正廉洁、权责一致，注重干部的实干与担当，习近平关于用人的系列表述中，一方面是剑指当前官场用人的歪风，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储备人才。

　　如专家所言，在今年5月5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到，“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

　　“十八大后，改革与反腐成为中国社会的两大关键词，而这两者都与选人用人密切联系。腐败问题暴露了用人问题，反腐后的空缺岗位也需要重新选拔人才，而长远的改革进程则更需要培养、储备大量人才。”

　　汪玉凯说，无论是反腐还是改革，都折射出能不能把有真本事、作风好、富有改革意识的人才选拔出来，这已是事关中国未来的大问题，这也是十八大后，高层强调用人导向，中央密集为用人立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