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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记者 孙肖萌)“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的发言。
面对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下滑,需要理性地分析原因。钱颖一说,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其次,在过去这些年中,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必然会影响积极增长速度。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也就是说,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
钱颖一认为,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为此,他提出三条建议。第一,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钱颖一认为,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他说:“当人生病时,除了吃药外,人的自我调节,包括改变生活方式的本领是很强的。经济调整也是如此。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调整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要浪费这个调整的机会。”
第二,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钱颖一举例说,“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第三,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钱颖一认为,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在法治经济框架中,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