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孙民乐
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于新年伊始在央视播出,短短几日之内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大规模地推出了中国古村落的影像记录,它的记录对象主要是近年来由有关机构评选出来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就影像作品本身的特点来说,它的吸引力无疑是缘于其田园诗般的叙事和鲜明的传统文化立场。
一组缓缓流出的乡村生活画面,把人们带入了中国古典诗文的语境之中:村中汩汩流淌的溪水、田间油油生长的秧禾,还有漫过岁月风尘的纺车、石桥、石臼、宗谱、宗祠,以及那各具特色的乡村建筑、世代相传的家风民俗……它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其乐融融,看到了“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盎然天趣。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讲,这无疑是一片神奇的仙境;对于中国的几代电视观众来说这更是一个近乎神奇的故事。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这样的仙境从不属于真实的世界,而这样的故事在近百年来中国人的记忆中也早已失落。更多的人都会记得鲁迅先生笔下的故乡,那里已是悲凉萧索的荒村,几只断茎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缩;更多的人也会记得戴望舒残损手掌之下的中国大地,那里满是灰烬、血污与蓬蒿,早已没有了繁花如锦的堤岸、禾草细软的江南水田……
《记住乡愁》创造了奇迹。它用田园诗般的画面撑起了陷落的家园,唤回了流失的乡愁。它镜头之下的一切似乎都在证明着一种古老生活方式的顽强生命力,都在宣示着一种并未贬损的价值。与此同时,它把这些依然不失内在活力的古村落当成了传统文化的“活体”,用一种独特的影像手段充分展现了一个践履着传统文化价值的生活世界。影片中忙碌而好奇的镜头穿行在古村落纷繁杂沓的人事和物象之中,细心地捕捉着传统的印痕与文化的启示。不难看出,这些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也灌注了摄制者的激情和梦想,不论是田间地头的劳作,还是家庭邻里间的交往,无不洋溢着欢声笑语,即便是那些功能衰退的传统作坊也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这种镜头感知显然与《记住乡愁》对于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有关,在它那好奇的目光中,有着几分朝圣者的虔敬。
这些历经数百年风霜而文脉不毁的古村落既秉承了大致相同的传统文化理念,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命运,却也因自然环境、生存条件与历史遭际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存在格局和文化样态,这是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古村落本身所显示出来的另一重意义上的文化的多样性。《记住乡愁》对这种多样性进行了适度的提炼,使之得到了更集中、更清晰的显现。比如四合村的诚信、钓源村的节义、屏山村的孝道、白鹭村的积善成德、诸葛村的宁静致远,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详细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和精神价值。该片绝不止于简单的概括和粗浅的印象式的交代,它的镜头犹如田野人类学者机警的目光,探察和忖度着建筑的理念、宗祠的摆设、寿宴的程序……比如,片中在介绍湖南永州的“和合湘乡”涧岩头村的时候,就以周氏族人准备为长者做暖寿开场,全程记录了整个仪式过程,使作为涧岩头村族规家训的“和兄弟,睦宗族、亲邻里”的伦理实践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呈现。影片继而从村中无处不在的莲花图案追溯到周氏先祖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从山环水抱的村落自然环境推测出周氏先人选址时的理念。这样的影像叙事让人们直观地了解到,这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之所以能家族和睦、生生不息,就在于他们不但将情恕理遣、讲和修睦的价值原则刻写到了祖屋的地坪之上,也将之渗透进了建筑设计、民间仪式、家庭饮食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方式。
面对《记住乡愁》所追寻和记录到的这些既负载着传统文化精神又生机盎然的家园景象,不管人们是惊异还是感动,仿佛都会有一抹乡愁在暗中涌动。在讨论儒家文化未来命运时,曾有学者敏锐地提出:儒家文化的“身体”在哪里?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文化世界里,很难指认出具有实体意义的儒家文化的承担主体和实践主体。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场中,似乎很难找到两者弥合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记住乡愁》是否也暗示了一种传统复苏的可能性?
其实,《记住乡愁》所呈现的风景及其意欲发掘的主题也是当代众多的知识和思想脉络交汇穿行之地。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古村落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文化命运的思考,乃至生态批评、对旅游的文化学研究等大大小小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都在将目光注视着这片既带来希望又令人困惑的风景。这些对抗风雨剥蚀而傲然独存的古村落,可以以它们宜居合理的建筑设计、以它们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以它们讲和修睦与耕读传家的伦理实践而让焦头烂额的现代人感到醍醐灌顶,但它们似乎又在述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作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作为现代性历史实践的复杂后果,它们已不能再被视为一种本真性的存在,它们是现代性对于文化传统的再发现。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种发现也可能是现代性视野自我重构的契机。在这里,所谓“乡愁”,将不仅指向对故园的情感追忆,也不仅指向对传统价值的缅怀,它更指向现代性实践的自我修复,指向现代价值的反思性调整。
早在1972年,诗人菲立普·拉金应英国环境部之约写下了长诗《去了,去了》,诗中也曾以忧郁的笔调缅怀一个“逝去了的英格兰”:它昔日的绿荫、草坪、小巷、林立的会馆、雕梁画栋的唱诗楼乃至书籍,都已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我们的世界里将只剩下“钢筋混凝土与轮胎”。这种乡愁的现代传统据说在小说家哈代那里已经生根了,却似乎从未挡住传统家园走向消亡的脚步。因此,当40余年之后混凝土和轮胎也同样充斥了我们的世界之时,乡愁这杯酒、这片云带给我们的显然不应该只是涕泗滂沱的感动。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桑梓之地,父母之邦,是人的一生最浓烈情感之所寄,也是一种至高的道德律令。一个人无论是怎样的叱咤风云、功勋卓著,只有故乡才是他人生价值的最后验收者。正因于此,从流放地逃归故梓的宋之问才会有“近乡情更怯”的诗句;身贬永州、明谤责躬的柳宗元才会燃起“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的乡思。在这百感交集的咏叹之中,他们表达得最为真切的却是怯惧和愧怍。作为“他乡即故乡”的现代人,也许不再会有可以佑护一生的家园,但当他展开对家园的想象的时候,应该长留心间的也许恰是这份愧怍和怯惧。因为,乡愁的现代表达绝非一种情感的陷溺,而是一种艰辛的思想实践。现代人的怀乡之旅并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