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遵义会议精神 聚力全面深化改革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重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访谈

中国新闻贵州日报 2015年01月14日 10:5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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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并转战贵州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铸就了遵义会议精神。深入探析“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是历届省领导及全省党史学者长期的心愿,也是全国党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2015年1月将迎来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纪念日,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在省委的领导下,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自2013年以来高层面地启动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立项支持。2014年8月30日,课题组组织了预评审会,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对课题研究给予高度评价。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贵州省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将于9月23日在贵阳联合举办“第二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将推出的专论坛即为党史文化与遵义会议。为推进遵义会议精神取得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在论坛举办前,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首席专家徐静研究员。

　　专题访谈

　　嘉宾:徐静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者,全国文化名家暨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记者:蒋英　贵州日报主任编辑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新突破

　　记者: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不是一个新课题,为什么现在要重新启动对它的研究,重启后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成果?

　　嘉宾:“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确不是一个新课题。上世纪就有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2002年,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指示,要开展“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期间先后有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规划办、遵义市委等部门进行立项研究。但遗憾的是,该研究平台一直不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目前,在理论界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深处,对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的认识还不清晰,甚至有些误区,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个政党、一个民族,要想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就必须在精神层面对自己的历史有更多、更深的思考。尤其在今天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的背景下,深入探析、阐释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2年下半年,省委分管领导到我室调研,提出党史研究室应该加强对此的研究提炼。为此,我室于2013年初启动实施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希望能在2015年遵义会议80周年纪念时推出得到广泛认可的表述。课题获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特别委托(重点)项目立项,研究工作得以在国家级平台上扎实推进。一年来,课题组已完成一个总课题、五个子课题共计80多万字的初稿。期间,先后推出了若干阶段性成果入选全国性的会议和报刊。尤其《遵义会议精神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与遵义会议精神》两篇文章,分别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期间入选全国性学术研讨,并都因文应邀参加中共中央主办的座谈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同时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权威期刊《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12期、2014年8期。

　　2014年8月30日,课题组举行预评审会议。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集中听取课题汇报后给予高度评价。专家组认为:该课题立足党史研究,融入哲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把遵义会议精神理解为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史,并将其放置在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视阈中解读和阐释,不仅注重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揭示,而且还注重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阐发,对今天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有很好的启示。课题对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炼视野开阔、思路正确、内涵准确,课题成果达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质量要求和研究水平。尤其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强调,课题内容、材料扎实,观点正确,框架成立。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现实定位

　　记者:课题组对“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构想是什么?

　　嘉宾:本次研究以历史为参照,以学理为支撑,以回应现实为导向,力求站在当代中国精神构建的高度,挖掘出遵义会议的历史形成及其取得的精神成果,阐释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和丰富内涵,提炼出科学准确、个性突出、共性兼容的成果,使遵义会议精神成为全国公认、社会尊重的精神财富。

　　基本思路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研究的高度上,尝试着突破狭隘的地域限制,把遵义会议精神放置在当代中国精神建构和人类精神遗产层面来认识和解读,凸显遵义会议精神作为一种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永恒光辉和普遍价值。二是在研究的广度上,尝试着通过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社会学的多维视角切入,全方位阐释遵义会议精神的丰富内涵,实现对革命精神提炼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主流话语与大众话语、本土话语与世界话语的有机统一。三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尝试着既要归纳提炼出遵义会议精神的准确表述；又要深入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意义、当代价值；还要探索遵义会议精神的弘扬路径,努力推动其在大众层面获得广泛认知和认同。四是在与其他精神的关照度上,尝试着把遵义会议精神放置在中国共产党精神历程中来分析,在比较中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历程,而且加强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研究,在比较中凸显遵义会议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独特价值。

　　基于上述思路,本研究围绕“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总课题,下设五个子课题。具体为:1.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2.遵义会议精神比较研究；3.遵义会议精神与地域文化发展研究；4.遵义会议精神与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研究；5.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国梦的实现研究。子课题与总课题不是一个谁包含着谁的简单重复关系,而是一个在总课题统领下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照应的完整体系。比如子课题一,通过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辑录和评析,揭示出既有文献的贡献和局限,提出遵义会议精神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所在。比如子课题二,通过对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关革命精神、其他精神的比较研究,揭示出遵义会议精神与其他精神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发掘出遵义会议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比如子课题三,通过对遵义会议精神与这种精神得以诞生的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深刻揭示遵义会议精神诞生的地域文化背景,揭示遵义会议精神对地域文化发展的价值。比如子课题四,通过探讨遵义会议精神在今天市场经济背景下党员干部党性党风、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价值、路径、模式、课题体系设置等,对国家层面支持遵义干部学院建设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比如子课题五,通过遵义会议精神与近代中国100多年来的救国梦、强国梦之间关系的深刻探讨,揭示遵义会议精神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现实价值。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关注

　　记者:根据课题组的梳理,到目前为止有哪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到或阐述过遵义会议精神?

　　嘉宾:经过课题组的梳理,发现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都涉及过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或内涵,但各自表述的角度和侧重又有所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虽然谈到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容,但没有明确提出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1963年,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1985年1月,杨尚昆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人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1996年10月,江泽民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对此作了进一步重申:“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二是虽然提出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但没有阐释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1984年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留下“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被明确提出。1991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是既提出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又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作了初步阐述。2010年9月,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在遵义考察时强调,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2011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转变,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

　　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提炼

　　记者:对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炼显然是本课题最引人关注的重点,请简要介绍课题组对此已有的一些突破。

　　嘉宾:基于研究历史的清晰梳理,多维视角的学理解析,现实需求的充分回应,课题组总结出提炼遵义会议精神的三个原则,即共性与个性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统一,党性和民族性统一的原则。基于上述原则,结合专家组的意见,课题组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就是全面开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继续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求索精神,其丰厚的内涵需要从内涵体系、基本内涵和核心内涵三个层面予以明晰。

　　内涵体系: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群众追求独立和解放事业中遭遇重大挫折时,为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在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全面开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形成的集体共识,凝聚的磅礴力量,激发的浩然正气,最终铸就的超越现实、超越平凡的伟大精神。她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客观规律为遵循的理性及其坚定信念、复兴中华的担当,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定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顽强不屈、愈挫愈勇的斗志,独立自主、敢闯新路的气魄,尊重群众、崇尚民主的作风,团结一心、顾全大局的胸襟。她虽然同毛泽东等人的个人魅力有极大关系,但却超越个人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集中体现；虽然受到贵州地域文化环境的深层滋养,但却超越地域而成为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虽然诞生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但却超越特定历史而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解放和振兴道路上的精神滋养,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

　　基于以上内涵体系的建构,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明确为:坚定信念,敢于担当；实事求是,自我革新；独立自主,攻坚克难；民主团结,顾全大局。

　　具体解析如下:

　　坚定信念,敢于担当: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人数锐减、敌军堵截、环境险恶,随时都会全军覆没。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大家临危不乱,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开辟正确战略方向,引领长征走向胜利。期间,身处危局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表现出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而且彰显出在困境中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实事求是,自我革新:遵义会议前,“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风范,体现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体现出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精神。而这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同时还是自我觉醒、自我革新的过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正自己错误的伟大传统。

　　独立自主,攻坚克难: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国际指示奉为经典,没有真正的自主性。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干预,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依靠自己的力量披荆斩棘、绝处逢生,从挫折走向胜利,全面开启了不同于俄国道路的中国道路。

　　民主团结,顾全大局: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在“左”倾错误的统治下,对持不同意见者残酷镇压、无情打击。遵义会议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残酷斗争,在危急关头避免了党的分裂,维护了党的团结。会议成功地把群众路线运用到党内生活,召开了一次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最终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都表现出高度的党性,表现出顾全大局的胸襟。

　　基于以上基本内涵的解析,同时把握精神提炼的简洁性、精准性和现实引领性要求,课题组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就是开启并将继续引领中国道路的求索精神,其核心内涵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

　　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国道路

　　记者:请进一步阐述“遵义会议精神就是开启并将继续引领中国道路的求索精神”的论断?

　　嘉宾: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不仅在最危急的时刻正确地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也让我们党在集体的反思中实现精神涅槃,铸就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全面开启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遵义会议开启的传统,推动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确实与第一次伟大转折有太多相似之处,尤其在精神层面有内在一贯的逻辑延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锁定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是开启而且是将继续引领中国道路的求索精神。

　　比如:第二次伟大转折中凸显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极大的勇气挑战“两个凡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遵义会议很重要的精神特质。“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遵义会议精神的传统,坚持真理、修正“两个凡是”的错误。1977年4月,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用实事求是这个理论武器挑战“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的历史起点,同时成为他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新起点。

　　又如:第二次伟大转折中凸显的坚持民主团结,以健康的风气推动实现拨乱反正。恢复党内民主、营造健康的党内生活是遵义会议又一重要精神特质。“文革”结束后,面对健康党内生活的再次破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遵义会议开启的良好风气,逐渐恢复党内的思想民主。1978年下半年,面对“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激烈交锋,邓小平连续发表重要讲话,支持和指导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此后,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衷心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传承了遵义会议的健康政治风气,推动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

　　再如:第二次伟大转折中凸显的坚持独立自主,以极大的自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遵义会议再一重要精神特质。“文革”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遵义会议开启的好传统,从实际出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成就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使他们从实际出发继续谱写中国道路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精神与全面深化改革

　　记者:遵义会议精神对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有何现实意义?

　　嘉宾: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在今天中国梦呈现出较之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清晰的民族复兴愿景的重要时刻,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时代背景下,遵义会议精神有着更加不可忽略的精神引领价值,她将鼓舞着追梦者坚定崇高理想,激励着追梦者充满道路自信,引领着追梦者开拓发展新路,启示着追梦者永远团结一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专家学者层,都对遵义会议精神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热度。究其原因,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解答。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节点太需要精神的支撑。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多发易发。尤其当前经济发展又遭遇“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挑战。要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化解发展中的风险、维护发展的公平性、增强发展的持续性,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现实告诉我们,改革没有完成时,需要继续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涉及深刻的思想障碍和复杂的利益牵绊,不可避免地会触动一些人、一些部门的“奶酪”,改革注定不会是一番坦途。

　　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坚定信心、增强勇气,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势,科学、正确、精准、有序推进改革开放；需要我们有胆识、有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出实招、敢于得罪人,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障痼疾开刀；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政治智慧、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遵义会议精神必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节点上彰显独特价值,成为坚定信念、鼓舞信心、激发智慧、凝聚力量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