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华生前办公的桌子上还有他的岗位公示牌以及“做人一身正气 为官一尘不染”的警言。记者赵书勇/摄

中年时的邹建华（翻拍）。

　　2013年4月1日，星期一。

　　习惯一上班就看见邹建华坐在办公桌前的同事发现，已经过了上班时间，那把椅子上还是空的。

　　早上10点30分，邹建华喘着粗气慢慢走进办公室，他肩上背着单肩包，满脸是汗，脸色泛白。因为从来没有迟到过，他进来后带着歉意笑着跟同事打招呼。

　　坐在对面的同事还记得，当他重重地坐在椅子上后，就习惯性地询问书记员手上的案子以及办理程度。期间同事们感觉他身体有些异样，还劝他休息，他只是笑笑，依旧埋头工作。

　　午饭后，邹建华照例在别人休息的时候去看守所提讯嫌疑人。这个习惯他坚持了多年，因为这个时候不堵车。

　　这一天，他要问讯5个犯罪嫌疑人。

　　和往常不一样的是，在提讯过程中他就出现了强烈的身体不适，书记员问他，他只说是“腰疼”，还几次起来不停地走动。

　　书记员毕耀劝他回单位休息，他喘着粗气说“问讯完了再说”。下午4点半，问讯结束，邹建华已是满头大汗。回到单位，腿不听使唤，由同事扶着下了车。

　　处理完当天工作，已是夜里10点多，送他回家的科长朱坤发现他病得不轻，打了120，但他以“老毛病，心里有数”坚持不去医院。朱坤只好劝他，等身体好点后换个岗位。他还是说，“在侦查监督科这么多年，不想换了。”

　　回到家后的邹建华感到身体不适加剧，本来跟妻子说了“太累，睡一会可能就好了”的他，却反复起床走动。见他实在反常，妻儿坚持把他送到医院。

　　路上，他还与妻儿说笑，到医院照了片后，他开始不停地对妻儿说“太累了、太累了”，以为输了液后会好一点。没想到，病情急剧恶化……

　　4月2日凌晨4时许，邹建华在延安医院因抢救无效不幸辞世，年仅54岁。

　　这个平常得在人堆里根本就找不着的普通人，却在离开后时常被人惦记：同事上班，会习惯性地看他在不在；工作做不完，会下意识地来找他；儿子会无意中翻看自己的手机，以为是父亲打来电话；妻子总会在晚上八九点钟去开门，恍惚觉得他该回家了……

　　这个一生热爱工作的人一直轻看荣誉和名利，这个从来不擅长数字的人，一生却可以用几个简单的数字来概括。这就是检察官邹建华，用平凡的经历，书写着不平凡的业绩。

　　数字一

　　214

　　他由一个“门外汉”，变成大家尊敬的业务精兵

　　邹建华生于贵州，因父亲是军人，他跟随父亲的脚步，参军入伍。

　　1989年，邹建华转业分配至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工作，之后10年，他大部分时间做政工工作。1999年，检察院双向选岗，时年40岁的邹建华主动要求到工作最忙、节奏最快的侦查监督科工作。理由是：“我没有办过案子，想到一线挑战自己。”

　　如果没有在办案一线干过，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检察官难度很大。时任侦查监督科副科长的龚绍红说，当初邹建华想进入侦查监督科工作，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侦查监督科每年要办2000个左右的案子，工作强度大，而邹建华已不再年轻，怕他适应不了；其二，邹建华一直在政治处工作，没有任何办案经验，也非科班出身，理论和实践经验都缺乏，担心他无法胜任。

　　同事马宗宁也说，当时周围的同事都在怀疑邹建华能不能将调查批捕的工作做好。

　　侦查监督科的工作主要是对警方的逮捕行动提供逮捕意见，而这个意见需要从警方的卷宗以及对嫌疑人的问讯中得出结论，时间只有7天，超过7天，就是非法羁押。7天办案时间去掉2天周末，而且通常是多个案子一起办，即便对一个熟练的检察官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半路出家的邹建华而言，难度可想而知。

　　但他没有服输。首先从学理论开始。当时官渡区检察院为每名干警订阅了《检察工作文选》月刊，他每天都带在身上翻阅，每一期至少要看七八遍以上，一年下来，他的每期杂志都是翻得最多的。

　　为强化理论知识，筑牢自己的办案基础，邹建华自己购买了《检察官思想政治修养》、《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比较研究》、《检察官的回忆/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检察工作发展视点：基层检察官的思索》、《检察官常用法律司法解释一本通》、《和谐视野中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等书籍，不断进行系统学习，增进对法律、法条的理解和认识。对自己理解得不够深入的，他通常会记录下来，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交流。

　　和邹建华在过一间办公室的同事都记得，邹建华几乎向每一位同事都请教过业务上的问题，遇到同事说不太清楚的，他会马上翻书，然后一起分享学习。同事梁一浩回忆说，邹建华办案之余，时常会找他聊天，聊得最多的是跟办案有关的话题，其次就是军事史、战争史。

　　渐渐地，同事们发现半路出家的邹建华不但会办案，还能办好案。

　　1999年，邹建华仅办理了10多件案子。2000年，调到侦查监督科第二年的邹建华，一共办理了214件案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官渡区检察院检察长傅轶迅打了个比方：邹建华一年办214件案子，相当于一般县区一年的案件总量。傅轶迅曾在安宁、晋宁等检察院工作过，许多县区一年的批捕案件也达不到214件。这意味着，一年365天，去掉节假日，基本上是一天一案件。

　　傅轶迅说，检察官办案不像机械化流水线，每个案件涉及的都是不同的犯罪嫌疑人，都有不同的案情、不同的类型，办理的难度可想而知。每一名检察官都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精力、脑力。半路出家的邹建华，如果不是每天超负荷运转，根本办不完。

　　官渡区检察院每名检察官平均一年的办案件在145件左右，这个平均值已经大大超过全市检察官办案数量的平均值，而“初来乍到”的邹建华还远远超出已经高出全市的平均量。

　　当年，这个纪录让同事们在震惊之余也心服口服。因为他们见证了这个数据背后太多的东西，他们亲眼看到邹建华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

　　如今，这个十多年没有被打破的纪录还像是一个神话，让同事们感慨不已。

　　数字二

　　1846

　　他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却办了件件铁案

　　进入侦查监督科后，邹建华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上的案子数量和办理时间。跟他的书记员都知道，邹建华办案有几个“绝不”：

　　第一，对案子绝不挑肥拣瘦。侦查监督科科长朱坤说，对检察官而言，大案、小案都是案子，但付出的辛劳却有所区别。邹建华常常以“检察官里的年轻人”自居，无论大案小案，凡是分配给他的，他从不推辞，全部接收。

　　第二，绝不拖延时间。按照一件案子不能超过7天计算，要想在规定时间办结，动作不快、业务不熟，想办都办不了。他不仅上班办案子，午休时也在办，别人下班他加班还在办。有一次他告诉同事刘艳，头天晚上做梦都在办案子。

　　邹建华刚到侦查监督科工作的第一年，领导为了让他慢慢适应，就分些相对简单的案件给他办。可邹建华并不领情，主动找科领导说，不希望对他搞特殊，他要和同事们一起轮流分配案件。

　　第三，绝不被甩在后面。2002年，检察院办公系统改革，全部从手写进入电脑办公。对邹建华这个连拼音都没有学好的人来说，电脑打字无疑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同事刘艳回忆说，“邹建华因为打字速度慢，如果手写处理意见一个上午就可以完成，但他用电子版得花费3倍以上的时间。”为了照顾他，上级领导特意多给他一个月的时间用手写逮捕意见书，但在仅3个案件之后，他就开始上报电子版逮捕意见书了。熟练的速度再次令人吃惊。

　　邹建华从同事马宗宁为他准备的声母、韵母表开始学习，几乎不分白天黑夜天天练习。3个月之后，他的电脑打字水平一跃成为科里的前几名。

　　在邹建华离去后的两个月，他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那本已经被翻得泛黄，一看就知道被高频率使用的、封面封底都被用订书针加固过的《新华字典》，静静地躺在鼠标旁，似乎还在等待着主人的时刻使用。

　　午休一般有1个半小时，别人休息，邹建华却用来办案。因为上班时间到看守所提讯的人往往很多，提讯室很紧张，条件有限，提讯不了几个人，所以他就打时间差，错开其他检察官的办案高峰，利用午休时间提讯。

　　同事朱科说，在身体非常不适的情况下，邹建华还是硬撑着加班。

　　这样做的结果是，邹建华的办案速度得到提升，但长期超负荷运转让身体渐渐开始吃不消。他有肥胖症、高血压、高眼压症、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疾病。考虑到邹建华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单位多次提出给他换一个轻松点的岗位，每次他都婉言谢绝。

　　从1999年底进入侦查监督科，到2013年4月2日去世，13年间他办理了1846件案子。除了2000年一年办理了214件案子后，2012年，53岁的邹建华再次办了163件案件，占全科全年办案总数的十分之一还多。按平均一个案子的卷宗高1厘米计算，他阅读过的卷宗高达18米，足有6层楼那么高。按办理一个案子需要写3000字的阅卷笔录及3000字的批捕意见计算，他已经写了11076000字，相当于10部长篇小说的总量。

　　邹建华去世后，官渡区检察院派专人花时间对他办理过的1846件案件进行全面复查，没有发现一例冤假错案。

　　说起邹建华办的1846件铁案，检察长傅轶迅不胜感慨。检察官在办案时，规范执法最为重要，所谓规范，就是要规范到每一个环节、规范到每一个程序，该有的证据样样都必须要有。

　　“对半路出家的邹建华来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不仅在官渡区、昆明市，即便在全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公平、公正、规范执法的典型。”

　　件件铁案不仅是对逝去的邹建华的告慰，更是对每一名检察官的无声激励。

　　数字三

　　13

　　他追求的目标不是荣誉，但比荣誉更远大

　　13年，1846件铁案，一身是病的邹建华完成了一个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他从来没有以此为自己争取任何名利或荣誉，他的理由很简单：“热爱！”

　　按说，以邹建华的资历和业务水平，“先进党员”、“先进工作者”、“优秀检察官”这些荣誉对于他应该都是实至名归。之所以一无所获，侦查监督科五任科领导说来都深有感触：“他历来都看轻荣誉、名利这些东西，年年评优、评先，他都是首先‘跳’出来推荐年轻人。”

　　每次科里推荐先进，得知大家推选他的热情很高，邹建华总是会议一开始就抢先发言，“年轻同志工作得很努力，有很多上升空间，获得荣誉可以鼓励他们干得更好。”类似这样的话，他年年说，一直说了13年。

　　好友、同事马宗宁回忆，邹建华对待工作的热情一般人根本没法比。“侦查监督科可以说是检察院最前沿、最辛苦的科室，要不是真心喜爱这份工作，他不会在年纪已大、业务不通的情况下从头学起。”

　　在侦查监督科工作后，邹建华逐渐成为一名办案经验丰富、公平公正的检察官。

　　有一次，一个合同诈骗案件当事人家属找到邹建华，想通过他帮忙，将案件在批捕环节消化掉，并承诺事后给予回报，邹建华当面拒绝。随后他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应该引起重视。又立即找到科室领导汇报，科领导及时对全科人员进行预防教育，完善防范监督措施，最后该案在检察机关得到了公正、严格的办理。

　　马某和邹建华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平常相处不错。有一次马某因打架斗殴致人重伤被刑事拘留，马某妻子找到邹建华的妻子，希望邹建华帮忙将马某从看守所“捞”出来，同时将5000元现金塞给他妻子。

　　邹建华的妻子断然拒绝后，马某的妻子又到检察院找到邹建华，同样吃了闭门羹。

　　还有一个案件是邹建华在提讯犯罪嫌疑人时发现，涉案人员不止公安机关报捕的两人，还有第三人，于是他马上汇报情况，重新写逮捕意见书，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同事们还知道，在邹建华铁面无私的另一面，是一颗善良、柔软的心。

　　在他办理的上千件案件中，有好几件至今让同事们津津乐道。

　　有一次，邹建华在研究卷宗时，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提讯中他发现，未成年人悔罪态度较好，社会后果不算恶劣，有帮教条件。之后，他反复多次与派出所和未成年人家长积极沟通，通过帮教让这个孩子获得了新生。

　　有一次，邹建华战友的战友介绍了两个没钱回家的贵州人来找他，想让邹建华帮他们回家。当时邹建华身上的钱不够，找到好友马宗宁借钱购票，帮两个贵州人回了家。

　　同事们都记得，邹建华在看卷宗时，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爱憎分明。要么是憎恨、愤怒，要么是惋惜、伤感。

　　这样鲜活的人竟然突然去世，让大家分外悲伤。

　　调到官渡区检察院半年多的检察长傅轶迅说，他对邹建华的印象并不深，像他这种人在人群中从来不显眼。首先邹建华已经过了干部提拔的年龄，不是一个荣誉众多的先进，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性格，一般很难给人留下太深印象。

　　邹建华所在的侦查监督科，13年来，科长换了五任，同事来来走走，只有他，13年没有挪窝。

　　正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人，去世后却在单位引起巨大反响。“少数原先根本没心思干工作的人，都被感染了。大家都觉得和邹建华比，自己该做的、要做的还有很多。”这是一种因悲伤激励起来的工作干劲，邹建华几乎带动了官渡区检察院的所有干部职工积极工作、努力工作。

　　傅轶迅说，“我的理解是，邹建华追求的不是荣誉、名利这些世俗目标，不是一张张证书，而是更大的人生目标：社会和谐、公平和安定。这就是他践行一个检察官职责的最好证明。说邹建华是检察系统公正执法、规范执法和爱岗敬业的典型，理所当然。”

　　谁能说这不是对邹建华最好的评价和荣誉？只是匆匆离去的他已听不见了。

　　数字四

　　3000

　　他每月还3000元贷款，现在成妻儿最大负担

　　邹建华去世的一个月后，妻子吴继英去小西门抓中药。走在人行天桥下的她，突然听到一个卖碟人的音箱里传来“背靠背坐在地毯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一起慢慢变老……”她突然身子发软，再也迈不开脚步。那天，她一路哭回东边的家。

　　在东骧神骏小区一栋三楼的房间里，瘦弱的妻子吴继英一遍遍抚摸着当年的结婚照流泪。对这个家庭来说，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邹建华，尽管没有太大的贡献，却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精神和经济支柱。

　　吴继英5年前从企业退休，每月1000多元退休金，儿子去年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现在这套住了三年的房子，是2009年邹建华贷款30万元买的，每月3000元的贷款，还要还15年。

　　在妻子吴继英的印象中，丈夫善良、厚道、正直，是一个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毫不起眼的人。但丈夫做事认真、严谨，却又超出很多普通人。

　　吴继英记得，自从调换到侦查监督科工作后，加班几乎成了邹建华的家常便饭。很多时候见他拖着重重的脚步半夜回家，都会劝他不要在这个岗位干，换回原来的岗位算了，邹建华总是摆手打断她的劝说。

　　很多时候，即便加班回到家，邹建华还要看书学习。吴继英说，邹建华这几年体重上升得厉害，1.73米的人差不多100公斤，身体上的毛病也越来越多，就经常劝他多运动、散步。但他总是说，他不懂的太多，不靠多学点，根本赶不上。

　　有时候吴继英劝邹建华，年纪这么大，学得再多也没有用。他就说，正因为年纪大了，不能让别人看不起。

　　其实，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邹建华是一个很爱生活、很喜欢照顾别人的人。他擅长厨艺，空闲的时候喜欢在亲朋好友前露一手；他性格温和，喜欢跟朋友、儿子聊军事、历史；他热心、厚道，常常用并不宽裕的工资，接济家庭中的兄弟姐妹。

　　在儿子的心里，对父亲既有深深的敬重，也有一丝埋怨。去年大学毕业后，闲在家里的他多次请父亲帮忙介绍个工作。父亲永远只有一句话：“去考公务员，考不上就没办法。”实际上，工作这么多年，邹建华不是没有一点人脉，曾经有朋友主动提出来帮他儿子找工作，但是他一口回绝。

　　妻子吴继英说，邹建华不想因为儿子的事情，让自己的工作有一丁点被动。“想起来，他唯一为家人做的事，就是2009年背着我们贷款买了这套房子。”说起房子，吴继英泣不成声。

　　今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邹建华难得地按时回家，吴继英记得，当时他还在外面买了卤菜回来。晚饭后，儿子出去了，夫妻俩边坐着看电视，边说着房贷要多少年还清。突然，坐在侧边沙发上的邹建华一下子跪在妻子面前，哭着对妻子说，“老吴对不起，我只能尽这点力了。”

　　看着丈夫笨重的身体和满脸愧疚，吴继英心酸地忙把丈夫扶起来。“其实，当时在说这些家庭琐事的时候，并没有埋怨他，只是觉得别人到这个年纪，都开始准备养老了，我们还背着这么多的房贷，没想到会让他那么伤感。”

　　这是邹建华20多年来，第一次在妻子面前流泪。

　　还有一次，两口子周末去郊区泡10元钱一人的温泉。本来约了朋友，后来都没去成，就变成了两口子的二人世界。那天泡了温泉，还吃了农家乐，回来的路上，邹建华说，温泉倒是便宜的，但油钱还是不划算。妻子还安慰邹建华，都这把年纪了，该享受就享受点。

　　晚上本来想去丰宁小区找熟人修脚，一问价钱涨到25元，就没修。回到家看电视的时候，邹建华突然让妻子把脚伸给他，帮她修脚。邹建华边修边和妻子闲聊。“赵师脚修得好，但从过去3元钱、5元钱、10元钱一直涨到25元，还是贵了。”

　　邹建华修完妻子的脚后，又紧紧地抱了下妻子的脚说，“老吴，以后我们每周相互修脚好了，两个人可以节省50元钱呢。”

　　妻子当时感动得差点流泪。因为邹建华胖，经常是她帮他修脚，像这样主动帮她修脚，几十年来第一次，但她怎么也想不到会是最后一次。

　　泪流满面的吴继英说，这几十年只做过一次的事，想起来就像是邹建华给她的某种暗示，但等到回神，却已经阴阳两隔。

　　吴继英说，邹建华在检察院工作20多年，连一张《检察日报》都没有拿回家过，家里看书看报都是自己掏钱买。“他去世后，《检察日报》刊登了他的事迹，因为家里没有报纸，我们从检察日报记者的手里要了一份留作纪念。”

　　擦拭着20多年前的结婚照，吴继英悲戚地说，“早知道他这么早去世，房子就不买了。他一生什么都没有留下，唯一的这套房子现在变成了负担。”（记者贾薇 赵书勇 通讯员单松松）